中國經濟強勁成長衝擊全球

自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以年均9%的成長率居全球首位。按照這一速度，加上匯率重估效應，高盛集團預估，至2041年中國的GDP將凌駕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2005年9月間，經合組織預測，2010年大陸外貿出口將率先超越美國，坐實首屈一指的貿易大國地位。無庸諱言，中國經濟的強勁崛起及綜合國力的躍升對世界體系及強權間的版圖重組將產生深遠影響，而至少在短期其外溢效應已快速浮現。

前奏：全球勞工供給大增

依據O.Shenkar（2005）在《中國世紀的降臨》一書的看法，中國經濟的勃興對外在世界的衝擊並不是短期或暫時性的，同時，也不是反映國際「景氣循環」的一種「錯位」；反之，它的影響是長期而全面的。作者認為，中國世紀將開創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全球商業體系，從而塑造令人耳目一新的企業營運環境、競爭規則、就業條件、消費型態等世界經貿體系內所有成員應加關注的變化。按作者之意，這項變化在性質上與一個世紀前美國追求經濟現代化進而登上世界舞台有共同之處，而此前的歐洲列強或戰後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所締造的經濟奇跡都不能相提並論。

回顧啟動全球經貿版塊位移的起始點，中、俄和印度三國分別在1980和1990年代開放市場與國際接軌，其顯而易見的變化是：全球勞動力的供給在很短的期間內暴增45%至50%，其中中國約佔二分之一以上。

不過相對於勞工供給的瞬時擴增，全球具經濟價值的資本存量並無太多變化，這就使得全球「資本／勞工」的比例大幅下滑。在資本財供應相對稀缺而勞動力供給充裕的新市場條件下，反應所得分配狀況的「利潤／工資」之比隨即大舉揚升。2000年10月10日美國國會通過《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為中美貿易關係正常化開啟了第一道閘門；次年12月北京完成歷時十五年的復關談判後加入世貿組織，為中國與世界貿易正常化開啟了另一道更為巨大的閘門，在全面拓寬了入世的渠道後，中國大陸整體的競爭優勢，包括低工資，隨之展露無遺，進而驅使「供給面震撼」，從分配領域擴散到生產、流通、價格和交換等各個領域，從宏觀的角度探視，這一系列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效應一：資本報酬增幅大於工資

據統計，2004年美國企業的稅後利潤與GDP之比攀升到近75年來的新高，歐元區和日本的企業獲利也是近25年所僅見。相對而言，從近期美國景氣陷於谷底起算（2001年11月）美國民間企業勞工的實質報酬（工資加福利）共增加11%，低於前五度波長相同的循環週期的平均升幅17%，並出現勞工實質報酬的增幅低於勞動生產力增幅的異象，其他已開發國家的情形一無二致。這一趨勢凸顯並削弱了處於弱勢的勞方工資議價能力，形成雙重的「剪刀差」，即「利潤／工資」和「工資／勞動生產力」的差距隨時間推移而擴大的失衡現象。與此同時，在高科技產業移師中、俄和印度，或增加採購或外包後，以美國為主，發達國家的白領階級（以工程師、技術人力為主）也逐漸感受到來自新興市場的科研人員競爭壓力，而不限於藍領階級。

效應二：商品與原材料價格倒掛

伴隨外貿和外人投資額的高速增長，中國大陸主導國際商品訂價的力量正與日俱增。從供給面看，作為全球最大的勞力密集產品生產基地（但不限於勞力密集產業），大陸出口具規模經濟的廉價製造業產品橫掃全球，不僅已開發國家的傳統產業潰不成軍，就是低工資的開發中國家也只有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尚能維持局部的競爭優勢，導致製成品的國際價格易跌難漲。相反的，肇因於大陸生產能量不斷擴張而產生的進口需求同步推升國際原材料價格，諸如石油、鋼鐵、非鐵金屬，若干農產品乃至海運運費費率均居高不下，其中又以國際油價屢破新高，最引人矚目。

上述國際價格的兩極化走勢可稱之為價格領域的「剪刀差」，其中作為廣義消費財的製造品價格的走勢不僅取決於大陸工資率的高低，也受到匯率、貿易自由化／保護措施、技術進步、市場競爭程度，以及非工資成本（如地租、公用事業費率、稅制、利率）等多項因素（合稱綜合因素）影響，但占產品附加值比例最高的工資仍居於主導地位。從這個角度看，主控制成品價格形成的槓桿來自於分配，經由國際交換與流通進入價格領域，在上項「綜合因素」的正負作用相互抵銷後，預期製成品的低均衡價格短期內將難以上漲，而國際原材料價格的高低主要繫於北京實施「宏觀調控」的強度。

效應三：開創低通膨與低利率的環境

在高度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內，各國或地區的利率、匯率和工資率在相當程度內均受到外部市場因素的影響，而不能完全自主。在自由市場內倫敦的「基準利率」（Libor）擁有最高的訂價權，不過在官方市場，美國的聯邦準備理事會和歐洲央行則擁有數一數二的訂價權，但人民銀行利率的走勢已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廣泛的關注。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經濟陷入網路泡沫迸裂後的谷底，為提振景氣，聯準會展開連續性降息，至最終聯邦基金利率於2003年6月6日滑落到近半個世紀的最低點1%，美元匯價同步重挫。聯準會執意大幅降息的重要背景因素無它，而是物價水準低落，斷無通膨之虞，然而促成該一重要背景因素形成的要件之一則是自大陸進口的廉價消費財充斥在美國各大賣場，大舉壓低了消費者價格。據摩根史丹利估計，過去八年美國消費者受惠於此一來源的進口而省下來支出總額高達6,000億美元。另一方面，中國對美國的大量貿易順差轉換成人民銀行購進美政府公債的資金來源，從而使美國財金當局有條件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措施，在維持低利率的同時（直到2004年6月第一次升息因而邁入此後至今共十三度的升息週期前），也壓低了公債的殖利率，導致商業抵押貸款利率同步下滑，為美國經濟動力的兩大支柱──房地產和汽車──提供了強勁的支撐。美國的景氣能維持不墜，以出口為導向，高度仰賴美國國內消費市場的亞太等國家和地區才得以繼續成長，而日本也因為中國經濟的強勁成長才從長達十餘年的經濟泡沫中脫困。

從理論面推演，大陸低工資的外溢效果再度經由交換與流通反映在利率和通膨率兩大價格領域之中，其中作為資金成本的利率和作為消費者購買力的減項──通膨率，能維持在低檔，大陸經濟的貢獻從上述經貿金融的跨境互動關係可得到印證。

油價高漲無通膨之虞

一段時期以來，由高科技特別是資訊科技所驅動的成長，被譽為「新經濟」的貢獻，新經濟最主要的內涵是技術進步。降至2000年初網路泡沫破裂後，新經濟的魅力略有折損，然而就在此時羽翼豐滿，作為「世界工廠」並將升格為消費市場的大陸經濟快速崛起，與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並駕齊驅，成為維繫及推升全球成長的雙引擎。2003年以來國際油價從「九一一」後的谷底（每桶約17美元）暴漲四倍，逼進每桶70美元的天價，但國際經濟卻無通膨之虞，考其原因，本文內所點名的三個「剪刀差」短期內無收斂的可能則是其中主要的關鍵所在。

後 記：

完稿後讀亞洲華爾街報（2006/01/15）刊載美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去職演說（《工商時報》2006/01/16摘譯）<Calculating the Impact of Globalisation on Inflation?（全球化遏止美國通膨上揚）竟與本論點高度雷同，但作者以為「三個剪刀差」較葛氏演說文更具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