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史料舉偶

「二二八事件」雖經平反與補償，但卻被扭曲為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省籍衝突」，甚至誇大為「族群衝突」，而成為台灣民族獨立建國的「聖戰」。自李登輝以來至民進黨執政，愈演愈烈，以致島內社會分裂，兩岸關係惡化。去年我們刊出一批「二二八」史料，讓史料自己證明「二二八」的群眾抗爭運動不是什麼「族群衝突」，更不是「台獨運動」。八○年代，長期黑名單不得返台的旅日學者戴國輝，曾以個人一己之力，研究「二二八」，編注《二二八史料舉偶》連載於葉芸芸女士在美國出版的《台灣與世界》。史料又證明了，在外省人的觀念裡，也沒有什麼「族群衝突」，甚至對被鎮壓的台灣同胞多有同情和聲援。特重刊其中兩篇以紀念這個台灣歷史的悲劇，並懷念已逝的戴國輝教授。

莫以為台灣孤懸海上，容易與便利統治。台灣人民是潑辣辣的，能爭能亂。歷史得出了這個結論。鄭成功的故事太長了，不勝贅述。在滿清征服台灣以後，二百三十年間，前後叛亂二十二回。那裡出過「皇帝」朱一貴，好漢林爽文；有漢番二百年的鬥爭，也有二百年的械鬥經驗；民族意識特別強，是哥老會的故鄉，是冒險家的戲園。甲午之役，清廷把台灣割讓日本。台人獨力抗日，建立台灣民主國，大小戰事，延續八年。雖力竭勢屈，志業未終，但在日本統治台灣半世紀裡面，革命暴動前仆後繼，一再發生。或要求獨立，或主張自治，或倡導歸宗祖國。有群眾運動，有政黨、有理論。一言蔽之，台灣人民是在鬥爭中生存下來的，沒有鬥爭就不能生存。他們既不是化外之民，也不是天生的順民。

中國是靠民族主義收復台灣的。

光復之初，台胞歡天喜地。何以故？因為他們以為解放了，解放的意味，是自作主人，他們想：政治該自由了，經濟該好一點了。詎事與願違，中國統治一開始，在台人眼中，就是另一殖民地統治方式，不過日本人換外省人而已。長官制度有好有壞。平心而論，善用之，是可給台灣做些事情的。無如台胞心理，卻直覺其為總督制的復活。在日本統治初期，總督武臣兼攝文職，軍政大權集於一身。還有個「六三」法令，總督有權立法，可以獨斷專行。長官制度則酷似總督制度，在收拾民心方面，已輸卻一籌。再下來，政府到的全班人馬，雖點綴著幾個重慶去的台灣人，然大權緊握在外省人的手裡。這幾個親近政府的台灣人，不久便被人民唾棄為「半山」。（純外省人叫唐山，或阿山。）實際「半山」並未被政府大用──台北市長黃朝琴調去做商工銀行董事長，新竹縣長劉啟光調去做華南銀行董事長，高雄縣長謝東閔左遷民政處副處長閒缺，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連閒缺也保不住，一紙命令就被免職了。……馴至通台語的閩南人，也受到排斥。財政處處長張延哲，處理台灣經濟問題，著有聲譽，一調調到秘書處處長，上下夾攻，動彈不得。高雄市長連謀，一走了之。……看了這節人事浮沉錄，外省人固與日本人相類。重慶去的台灣人如此，土著台灣人更休想抬頭了。雖然在統計表上，外省籍官吏僅佔百分之十九點九五，但重要職位都由這班人盤踞。台灣籍官吏，乃充其部屬，不能不唯命是從。隔閡便由此產生出來了。

到台灣做官的外省人，本事是否高人一等呢？我不能否認其有幹練之材，但在台胞眼裡，卻一無是處。因為貪污舞弊不免，官僚習氣不免，行政無效率，技術尚空談。只見公文來，公文去，紙面計畫一堆，開口理論一套，實際做事則甚低能。在外省人眼裡，又看不起台灣人，因為他們〔台灣人〕不能寫中文，不能講國語，不懂黨義，不諳推拖騙及其他一切官場習慣。外省人看台灣人有點日本氣，台灣人看外省人與日本人同一屬類──「四腳的」〔註1〕，所差只一個是「狗」〔註2〕，一個是「豬」〔註3〕。（這話普遍流傳，在公開應用。）因此人事感情越來裂痕越深越大，已經很難縫合了。

再說到經濟方面，台灣人生活在現代化的社會裡，現實不過。每個人都曉得為自己勤打算盤，野心無大，但毫釐不爽。他們看見日本人的一切財物，點滴歸「公」──統統給外省人拿去了，真是氣憤與眼紅。日本在台灣公私佔有的財產，為數至大，靠做日產奴隸而苟活者不知凡幾。讓我開一張接收簡表吧：

日本公有土地二四六二三五○甲

日本私有土地二一八○三○甲

（全台土地三七○七六五七甲，接收佔百分之七十。）

七家銀行全部接收或整理，民國三十四年額定資本總計為七千五百八十萬元台幣。

房屋接收一四八九○棟，佔地六九八四八○六甲。

代收日人存款四七八九三五二四四元台幣。

全部工廠。（台灣人私有的工廠，僅小小數家。）

火車、船舶、汽車等交通工具。

看這張簡表，可知掌握台灣人的命運，已由日本人易為中國政府了。上舉接收，台胞不但毫未分潤，概由政府霸佔著，遲遲不處分，而且是生產停頓，活的機器變成了死的廢鐵。過去台胞做機器與土地的忠僕，還可以生活，現則在失業浮蕩，餓著肚皮。

台灣貿易，從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年）起就出超了，每年對日本出超一億〔日圓〕有奇，對外國出超約三億〔日圓〕。收復後雖仍然保有出超的光榮，但那是有出無入的搜刮。宋子文到台灣，要糖十六萬噸，要煤，要米，要……可憐呀，台灣去年產糖僅有七萬噸，中國搬的是日本時代的儲藏。台灣煤產本來只能自給，現在米不夠吃了，但是沒有辦法，也得源源貢獻。有良心的當局曾慨歎：「中國實在不配做台灣的祖國。機器壞了，我們不能修，缺了不能補。要什麼沒有什麼。我們只是伸手台灣盡取東西。」

以上是激成台灣民變最大的原因。其小焉者，不勝類舉。

導火線是專賣局。煙草、酒、樟腦，及火柴專賣盈餘，在日本曾占台灣歲出百分之七十五，現已變成了賠本生意。這回民變發生在取締私煙。所謂私煙，即走私去的香煙，由淡水上陸，在台北批發。專賣局出產的紙煙實在太壞，絲松味土，吸兩口就完了，吸完即感灼喉難過。因而，私煙市場勢難消滅。賣煙大抵是一幫有組織的下層人民。前面說過，台灣曾是哥老會故鄉，所謂「台北鱸鰻」〔註4〕（浪人）是不好惹的，強悍無比，打死了絕不哀號。但光復後，他們為祖國服務，維持治安，不遺餘力。據說不久以前有一批「鱸鰻」被捕，消息不明。憤慨之餘，早存報復之念。慘案就發生在政府觸了這個礁。可是，最初演出極其文明，是在街上打鑼聚眾的，是彬彬有禮的請願運動。又是政府開槍開壞了──槍聲一響，人就變了野獸了。

二月二十八日一場大亂，流血、殺人、燒、打，一齊來了。有一點是特別的，可沒有搶。從專賣局搬出東西付之一炬，可是無人去貪得了一枝煙或一盒火柴。那是民怨，是民怨沸騰呀。「暴徒」兩字硬是安不上去〔註5〕。各地響應當有過激，然而性質相若，其爆發並無組織，說不上誰在煽動。當然小團體的形成，是存在的。

從出面向政府交涉及組織處理會〔註6〕的那些人物，也許可找出小團體的背景。台北頂出鋒頭的是蔣渭川，開書店，十足民族主義者，乃兄蔣渭水是台灣革命運動一巨頭，人望甚孚。渭水已故。抗戰期間，其女逃出虎口，投奔祖國曲江，一片丹心，令人感泣。渭川氏有若干土著勢力。參加台灣政治建設協會。這個會已於三月十四日下令解散。大部分子都是不平人士，只能說是反陳儀派。平時劇烈攻擊省政，有破壞力量。但慘案發生後，蔣渭川的態度勿寧說是軟弱的。他天天到台北電台廣播，呼籲和平，痛斥日本，力竭聲嘶的說：「擁護國民政府，保護外省人。」第二個王添燈，是大茶商，省參議員的激烈派。或謂其激烈乃因茶葉生意與統制衝突之故，要亦不外經濟利益〔註7〕。林宗賢是年輕的大地主，瘦小的富家子弟。杜聰明，一個八面玲瓏的醫學博士，人格學問都靠得住。林梧村是以前在台灣辦僑運〔註8〕的汕頭人，無何力量。林忠，參政員，廣播電台台長，老實忠厚，國民黨員，絕無貳心。李萬居，台灣》新生報》社長，對國家忠心耿耿，質之鬼神而無疑。……別的不說了，看這些人物，既不是奸人，也不是奸黨，這是可以確言的。最多只是土著勢力，具有台灣人這個意識而已。是的，台北也發現過「怪文書」，也有一個青年登壇主張過國際共管。但那言論，並未博得人民的同情，只能當作一種不負責任的一時憤慨之詞解釋。再說一句，如無血比水濃的民族主義，這回台灣該完了。是的，台灣難保無「奸黨」潛入，這是極普通的事。但受「奸黨」領導與煽動的，實在看不出來。有之，亦微不足道，何事渲染〔註9〕？由海南島回去的台灣〔人被日本徵召的〕退伍軍人，可能傳染了一些色彩〔註10〕，但也不能一概戴以紅帽子，因為那些人是散漫而複雜的。

台灣民變可能被壓平，但若政治不改途更轍，必有第二度民變發生。那時因有經驗，就該有組織了。現在處理事件的手段是強辣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左奸黨，右奸黨，左右皆死，無一條生路。但我要重複一遍，莫以為台灣易治，台灣人能爭能亂，經此創傷，民心背矣，真個背矣。哀哉。

〔註1〕日據時代，台灣人憎恨日本人，同時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中國傳統價值觀念也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好似日本婦人穿和服不穿內褲，日本男人上身赤膊下身腰布一纏可在家裡起居或在校園跑。加上日本人警察行為粗暴，故台灣人把日本人看作沒有「體統」、野蠻甚至於禽獸之類。因而叫日本人為「四腳仔」。
〔註2〕因日本男人有隨地小便的陋習，從「四腳仔」引申而暗稱日本人為狗。
〔註3〕台灣人看來台接收官員，效率低，能力差，且到處施展貪污舞弊，以擬比日本人為狗的先例，背後鄙稱低能貪婪的大陸來台官員為豬。
〔註4〕原注為浪人，但「台北鱸鰻」應包含流氓和浪人雙方才能盡意。
〔註5〕當年，本文編校註釋者肄業於台北某省立中學三年級，二月二十八日午餐前後，目擊了民眾包圍台北專賣局分局的現場。開頭民眾只是藉著燒燬專賣局的產品、經銷品等來洩憤及表示抗議而已。見不到絲毫暴徒的形象。
〔註6〕正式名稱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註7〕只從經商利益的衝突面來看王添燈的激進主張是不公平且不正確的。有關王添燈的為人，請參照葉梗紅著《二二八事變中的王添燈》（》台灣思潮》第二期，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美國洛杉磯台灣思潮社出版)
〔註8〕林梧村是光復以前就以華僑身份（中國國籍（居住台灣的。他在台灣主持過華僑運動。日據時代絕大多數台灣居民都被迫入了「日本籍」。
〔註9〕此處「奸黨」當然指的是中國共產黨。從全文的格調來看，筆者好像有意沖淡中共在台組織對二二八介入的形象。
〔註10〕從海南島復員回來的台灣人（特別是被日本當局徵召的軍屬、軍人（被扣上紅帽子倒是初見。一般的說法是，日本戰敗後，他們被中共游擊隊收容，並受嚴密審查及監管。他們的復員台灣因而延遲，然在歸台上岸時，他們不但受了港口外省官吏的冷嘲，還普遍地受到敲詐，因此恨大陸籍官吏入骨。據聞，其中一部分的的確確參加了反長官公署的軍事行動。

按 語

我們在《新聞天地》雜誌（這個時期的《新聞天地》在上海出版，主編人為卜少夫，雖傾向國民黨，但還可聞出一些自由主義的氣息）上找出了三篇有關二二八的文章。第一篇即為這一期所刊載的梁辛仁著《我們對不起台灣──二二八民變的分析》（第二十二期，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出版）。第二篇為《台灣，人為的颱風》，由三文組成，之一：路人著《台灣二二八真相》；之二：夏奕著《它告訴我們什麼》；之三：白克著《隨白部長宣慰》（同載第二十三期，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第三篇為蕭鐵著《我在二二八事件中》（第二十四期，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出版）。共分三期刊完。
大致來說，梁辛仁的報導姿勢是相當冷靜的。文體內容均屬上乘。他基本上給我們指出，原來台島居民和新來大陸籍接收人員的矛盾對立所在。
我們尚未查出，著者梁辛仁為何許人，但從他的文章來審察，他對台灣史的造詣是不錯的。他對台灣當年實況的基本認識也是相當準確的。水平似乎超越大陸籍來台一般幹部人員甚多。
梁以日據時代的台灣總督制度來比擬光復當年到二二八時期的長官制度，並點出圍繞著「日產」（因戰敗，日本官民不得不遺留下來的地產、房產、工廠等等產業）權益的官民相爭奪背後存有的基本心態，值得作為日後研究分析二二八的觀點的一部分。
但他說，「他們（指的是土著台灣人）看見日本人的一切財物，點滴歸『公』──統統給外省人拿去了，真是氣憤與眼紅。」這一段話雖然通俗易懂，不過是點出社會現象而已，並沒有揭發出現象．背後的事實及經緯，這是叫我們惋惜的。
梁氏既然用括了括號的「公」字來指摘現象，當然是知道，接收人員嘴上是「公」，實際上是借此為私的。這種做法當然叫人憤怒。不管省籍，只要有良心、良知的人們都會如此反應，這才是正常的。
我們得特別提醒大家，雖名為「日產」，其具體內容是該細分的。它包括：臨戰時期，日本當局藉「總動員」法令，而徵用的台人財物、土地、房產等等產業。因戰敗時過於倉卒，日本當局沒有來得及辦歸還手續或以此討好接收官員，所以怠慢下來亦說不定。有關產權的台籍人士，只是主張獲得正義與公平的待遇，何能以「眼紅」來形容他們的心態。
光復當初，經歷了甲午戰爭、日軍侵台時期的見證人還活著。他們深悉，「日本仔」藉著「土地調查事業」、「理蕃」政策、「匪徒刑罰令」等等奪去不少台灣島民的血汗成果。這才是「日產」的主要內容。
這一種來龍去脈所產生的台民心態，以梁氏的歷史造詣及良知都無法察覺出，我們又何能期待假公濟私的腐敗官僚群有惻隱之心。
著者指出，宋子文早向台灣的資源（糖、米、煤）插手。這一點我們以後應該多用功夫瞭解其內容。如此才可尋出四大家族與政學系陳儀一派有關支配台灣財經的矛盾所在。
梁氏不但選了《我們對不起台灣》為標題，還介紹了「中國實在不配做台灣的祖國，機器壞了，我們不能修，缺了不能補。要什麼沒有什麼。我們只是伸手台灣盡取東西。」一類有良心的當局者的慨歎，讓人們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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