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選後兩岸當局的作為

一、問題新詮：

選舉在民主社會代表對在位者的政績的體檢，如果通過了人民檢驗，就表示可以繼續執政，掌握資源分配的權力；反之，就換人、換黨、換政策。因此，客觀而言，任何選舉的結果肯定對該地的政局必有影響，不過不同層級的選舉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層級愈高則影響也愈大愈深遠，按此邏輯，則台灣在去(2005)年年底的縣市長暨議會的選舉，不論結果如何，應該都和兩岸政策的層級無涉，換言之，本文的問題在邏輯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自九○年代以來，特別是新世紀開始，台灣政權由偏「獨」的民進黨執政以來，幾乎在台灣的任何一次選舉都會被問到相同的問題，何以致此呢？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的幾項：

第一、中共將每次台灣的選舉，都將之視為台灣民眾對民進黨政權的信任考驗，對泛藍的國民黨是可能重新執政的試金石；換言之，中共的對台政策迄今並沒有真正超越台灣的選舉思考。

第二、去年的台灣三合一選舉，也確實有些特殊的結構性因素，如連宋主席的登陸訪問，大陸的「反分裂法」的通過，以致在年中以後陸續推出的對台灣的部分水果和農產品的免稅銷往大陸、台生的國民待遇等等，示好政策的出台和實施，其效果如何，正好是一次台灣人民的檢驗。

第三、台灣島內特殊的政治生態：族群鬥爭、統獨對立、藍綠對決、南北差距等複雜的情緒性議題，一直都是各次選舉時，候選人所最熱衷使用的議題，因而也就在無形之中，候選人也不分選舉的層級，一切以意識型態的對決來搶分，這就造成選舉議題的扁平化、雷同化與一致化，而上述的議題在某種程度上，又都會和兩岸關係議題存在著相關性，於是幾乎台灣每一次的選舉，都代表了台灣人民在兩岸關係議題上的表態，藍綠勝負，各自都可以賦予不同的解讀。

第四、在此次選舉的一開始，由於民進黨在五年的執政，並沒有任何政績可言，反而是弊案連連，因此，執政者並沒放棄以往的議題，因此喊出了「拚中國、顧台灣」的口號，丟出「不要中國比較喜歡的候選人」的紅帽子，試圖以隱性的兩岸議題來切割選民，其結果應該並沒有得到人民的認同，因此到了後期才轉為抹黑戰術，在民進黨轉變選舉議題的戰術中，似乎也提示了台灣人民對兩岸關係的某種新看法和不同於以往的意義。

因此，我們在分析此次台灣「三合一」選舉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時，就不能只是針對選舉的結果來討論，否則就容易產生自我詮釋或是過度詮釋的現象，同時在定義兩岸關係時，也不能僅僅著眼於短期的、立即的兩岸之間的政治僵局是否化解，兩岸直航是否有望或是兩岸交流是否緊縮等現實的議題上來考慮，否則也會流於主觀的臆測，或是一廂情願的期待。是故本文的討論的焦點放置在台灣的競選過程，競選的方式對兩岸關係可否有所借鑒，以及選舉結束後，兩岸的互動上所呈現的各種作法，是否是受到選舉結果的影響。

二、競選與選舉的民主意義：

中國大陸在八○年代以前，人民沒有選(沒有推候選人的權利)但可以舉(可以投票)，八○年代改革開放以後，中共修改選舉法為差額選舉，因此人民可以真正享有選舉權，但是候選人並沒有真正的競選活動，這是大陸的選舉和台灣的選舉十分不同的地方。從民主的原理來論，有競選的選舉是比較符合民主的原理，因為「民主」乙詞最基本定義就是「人民作主」，選舉雖然在形式上滿足了人民作主的形式，但是因為沒有競選的活動和權利，我們就無法認定大陸人民的選舉是否是在真正的自主意識下的選舉；因為兩岸的社會，均已邁向工商業為主要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狀態下，人民不可能熟悉所有的候選人，甚至是不認識候選人，所以競選之於民主，一如商品之於市場，商品想要打開市場，正如候選人必須獲得選民的認同。由是觀之，大陸上只有選舉，就是要求人民在並不充分認知「商品」的情況下，決定購買「商品」──投票，所以選舉必須有競選的活動，其原始的目的在於使選民瞭解候選人，瞭解候選人的意見，以便選民可以作出自主的決定。從此一角度而言，台灣的競選對兩岸關係的啟示，很清楚地有二點：一是兩岸人民是兩岸關係的主人，因此，兩岸關係的任何提案，都必須以兩岸人民的福祉為首要的考量，人民的福祉就是最大的目標，最大的安全；二是兩岸當局的提案必須以某種形式獲得兩岸人民各自的同意，而獲得同意的方法是宣傳，因此兩岸當局如果均自認為自己的政策，自己的制度是得民心的，是進步的、優秀的制度，站在兩岸人民的角度最好的方法，是開放兩岸的資訊交流，以便兩岸人民充分理解對方，之後人民各自想作的選舉，才有可能是真正自主和自由的選舉，而且不論作何種選擇，其結果都可能是和平的。如果我們不能從這個角度，來尋找台灣的選舉對兩岸關係的意義，而是單一地從選舉的結果，來解讀台灣的選舉對兩岸關係的意義，則是一種短視的作法，是一種主觀的解讀，一廂情願的解讀而已。

再從台灣此次競選的過程來看：如前所述，台灣的執政黨仍然想以統獨對決，扣人帽子的手法來騙取選票，但是在市場反映不佳的情況下，台灣的民進黨只能有兩種選擇：或是改變商品，或是另作包裝；十分明顯的是民進黨採取了前者，姑不論民進黨的勝負，單以改變商品的策略而言，民進黨的作法是一種尊重市場鐵則的作法，換言之，是正確的反應和作法。

延伸來看，中共的對台政策就似乎不符合市場法則，除了口號陳舊，行銷手法也欠新鮮，而最根本的問題還在中共推動的對台政策，在心態上一直是被動地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而不是主動地從台灣人民提供的希望來調整其政策，前者是從賣方導向來思考，如何使台灣人民願意購買大陸所提出商品(政策或方案)；而後者則是買方導向的思考方式，也就是如何將台灣人民的需要和希望，轉化和調整成為中共的對台政策；換言之，如果將市場法則中的顧客至上主義，透過競選過程中民進黨的策略選擇得到靈感，使得大陸的對台政策有所參考，如此一來，不論台獨人士如何阻止，我們都會看到「兩岸民主，生生不息」的發展趨勢。反之，從台灣的大陸政策來看，如果台灣的政策也能以大陸人民為對像，台灣又何需依靠軍購來維持自身的安全呢？總而言之，台灣的競選所呈現的市場性格，對兩岸的政府在處理兩岸關係上應該是具有啟示作用的。

三、選舉結果對處理兩岸關係的影響：

台灣選舉的結果必定有勝有負，原本其影響的範圍只及於台灣內部的政黨版圖和實力的消長，但是一方面由於台灣島內的政治生態，一方面更由於中共的相關單位也有意無意地將台灣選舉的結果，視同自己的工作績效；因此，台灣選舉的結果自然而然影響到兩岸當局在一定時間內，處理兩岸事務的心情與心態。我們可以用大陸台辦處理汪道涵先生的辭世，和陳水扁發表的所謂「元旦文告」兩件事作為例證：

第一：汪老辭世於去(200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無論從兩岸關係的任何角度來看，汪老都是兩岸關係上極其重要的人物，深受兩岸人士敬重，因此，他的去逝，兩岸咸表惋惜，是以兩岸當局理應比照台灣的辜老鶴歸之制，派人致祭以表其功。但是，台灣當局致哀於前，海基會董事長示意親自弔唁誠意於後，大陸當局立即拒絕，其後台灣當局又通過渠道希望比照「雙亞模式」，向汪老致敬，大陸又以家屬遵汪老遺願，希望喪禮以簡樸為主而再次拒台派人與祭。

客觀而論，大陸當局的作法顯然小器，按中國人的習慣是禮尚往來，既然前有「雙亞模式」大陸就沒有理由絕決海基會的代表依禮回報，甚至應該主動、積極一面代表對汪老所作貢獻的敬意，一面也表現出真正中國人的優美文化，可惜大陸的有關單位在此一事件上並沒有傳統文化的智慧，也根本欠缺作為大國的胸襟，只有與「小朝廷」鬥爭的考量，也許大陸的有關單位在心態上，認為台灣的執政黨不承認「一中原則」，如今「國、共」兩黨已經握手和解，特別是此次選舉民進黨又遭空前失利，因此，沒有必要給海基會加分，因而大陸的有關單位此次在汪老事件的處理方式上，只有政治的僵化沒有文化的權宜，只有鬥爭粗暴沒有禮儀優雅，回復到保守的小格局作為，失去主導大局的道德制高點，令人扼惋。大陸的有關單位和台研學者肯定會辯稱，此一決定和台灣選舉結果無關，個人相信如果去年台灣選舉的結果，如果執政黨未遭大敗，也許中共處理的方式也是如此，然而在那種情境下，中共在兩岸關係上不會失分，正因為結果不同，所以大陸的有關單位和台研學者才應該有新思維、有新作法才能承接上一波的攻勢作為，有理、有利、有節而又有效地與台灣朝野各黨建立管道，使兩岸關係在中國人的基礎上建立長期、穩定、和平的新關係。換言之，泛藍勝選的結果，或多或少提供了大陸的有關單位和台研學者，在建議和處理汪老後事涉關兩會互動問題上，強硬的籌碼和驕傲的理由，這應該是台灣選舉結果的失分。

第二：陳水扁的所謂「元旦文告」從一開始就彰顯出和選舉的相關性，否則我們很難想像，這樣一篇例行性的、不太重要的所謂文告有任何需要預告的理由，除了代表扁對選後的「跛腳症」的敏感，害怕別人忘了他會在元旦發表「文告」，或是害怕無人理會他的「文告」，所以才要預告，無論是什麼理由，都代表扁仍然沒有擺脫去年底敗選的陰影，此其一。其二從「文告」中有關兩岸關係內容來看，也充滿了將「兩岸關係」作為去年底敗選的「祭品」的思考方式，因此，在國家認同上，怪在野黨談「統一」；在兩岸互動上，故意將國、共兩黨並列，以便誣指國、共互動不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在兩岸經貿議題上，更明確強調「不能把中國視為全部的市場或最後的市場」、「不能把經濟的命脈和所有的籌碼都鎖在中國」，客觀而論，扁所講的話，充其量只能算是一般小生意人的常識而已，外界之所以反彈，主要在於業者從不是扁所講的把中國大陸「視為全部的市場或最後的市場」，任何一個業者都不會把企業的「命脈和所有的籌碼都鎖在中國」，因此印證扁的話，根本輕視業者的智慧，根本無視業者的痛苦和需求，其次台灣過去的經濟困境根本的原因在於「開放不足，管制過多」，如今扁的話，完全倒果為因，一如華國鋒當家之初，將「四人幫」所犯的「左」的錯誤定位為右傾錯誤一樣，目的只是為了討好台獨基本教義派的百分之十的民眾，因此，大家都覺得扁的兩岸經貿政策必將更加緊縮，而此一政策恰恰是將台灣鎖在島內，困在水中的錯誤政策。而扁之所以如此無視台灣經濟的困境，台灣人民的痛苦，原因無他，還是在賭選輸的氣而已；其三從「文告」中所謂「新憲公投」的講話脈絡來看，仍然是充滿「仍在選舉」的民粹式的挑釁語言，硬是將扁自己在去(2005)年才說過「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不要自欺欺人」的話，反而在慘敗之後，改成「天底下沒有不可能的志業……只要相信就有力量，只要堅持就會成功。」的新說詞，究竟要如何「成功」呢？扁說「重視並樂見……民間版台灣新憲法」，這就說政府目前不能作，但是民間很自由，想建國就建國，想制憲就制憲，扁還刻意使用「台灣新憲法」乙詞，惟恐別人看不出自己的「司馬昭之心」，然而只要對台海形勢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不論台灣怎麼「堅持」，也不管你是「政府版」制憲或是民間版制憲，一句話「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然而扁確許諾「明年2007年舉辨新憲公投誰說不可能？」屆時一旦做不到，又可以怪中共打壓，更重要的是可以怪泛藍政黨「不愛台灣」，以便作為炒作當年年底的立委選舉的議題。如果因此而使民進黨在立委勝選，則在08年扁下台之後，仍是民進黨的功臣，一旦民進黨在立委選舉仍然敗選，起碼扁對得起台獨基本教義派，則屆時他也可以從李登輝手裡接收台聯黨，作為扁的政治資產，而不致因下台而被台灣人民清算，至於在過程中賠上兩岸關係的和平氣氛，耽誤了台灣的前途，則完全不在歷經敗選之後的扁個人的考慮之列，應該說，這也是去年選舉結果揭曉以來，所呈現出的對兩岸關係最為直接，最明顯的影響。

四、結 論：

從台灣三合一選舉結果呈現之後，大陸當局在處理兩岸兩會的互動，以及扁在敗選之後，所設定兩岸關係的框架來看，兩岸關係的發展在今年將繼續是一種膠著的狀態，在大陸方面，中共當局不會陪著扁封鎖兩岸關係，只會進一步孤立台獨，孤立扁，因此，他們必然將台獨與台灣區分，將扁政府和台灣人民區分，將民進黨和在野黨區分，將民進黨和扁集團區分，進一步拉攏在野黨派和人士，開放更多的方便給台商、台生和台灣同胞，甚至加強和非強硬派民進黨人士的交流和溝通，以便在大陸，在國際上都塑造一種台灣人民不歡迎扁政府，也無懼於扁政府反中政策的印象，繼續與大陸往來交流；同時進一步集中更大的力量在國際上孤立扁政府，在軍事力量上打擊台獨勢力。因此中共日後對台策略必定是「兩手都要硬」，兩手都是「真」。但是他們可能躲不開「新憲公投」陷阱，他們會十分認真看待台灣「新憲公投」事態的發展，密切與美國保持聯絡，隨時控管可能的危機。果如此，台灣悲情又會有其市場。但如果兩岸共同發生如禽流感疫情的蔓延時，胡溫政權極有可能吸收大前(2003)年SARS疫情處理的經驗，改變政策，主動地排除政治考量開放人道協助，則有可能明顯地改變台灣人民的大陸印象，從台灣內部孤立台獨，打擊扁政府的醜化策略。

至於在台灣方面，有了扁的「元旦文告」所訂的框架，兩岸關係一如陸委會主委吳釗燮所言「不必期待」，扁的一份文告確實為兩岸關係加上了片面的重鎖，但是由於扁政府肯定封鎖不了兩岸以後仍然熾熱的交流，只能嚴格地阻止了台灣公權力和大陸民間、學者交流的管道，事實上，中共也可能更嚴格限制大陸學者與台灣官方的接觸，因此，以後的兩岸關係就只能是大陸政府、大陸人民和台灣民間、學者三方面的互動，而扁政府不得不從兩岸關係被邊緣化，此一現象有可能隨著扁的跛腳現象越來越明顯，台灣的公權力也將越來越被忽視化，除非扁自己再變，否則此一趨勢是台灣很難迴避的命運，台灣去年年底的一場選舉，引出如此的兩岸關係，這恐怕是大家都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