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不孤，必有鄰

七月十五日，吳乃德、范雲、張富忠、紀萬生等親綠學者和綠色政治犯聯合發起簽署的《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我們對總統、執政黨和台灣公民的呼籲》正式發佈，但之前全文已見媒體。

「呼籲」曝光後，各方反應不一，「社會良心」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但最尷尬的當為民進黨和執政當局，這些人長期為民進黨奮鬥犧牲，才有民進黨今天的政權，由這些人來呼籲要陳水扁「主動承擔政治責任而辭職」，陳水扁情何以堪，民進黨情何以堪？

這些人裡面，有我們黨外民主運動時期的戰友，有「野百合學運」的同學。當我們再度拿起批判的武器來批判一個新的貪腐的總統，我們也不能不檢討，這個貪腐的總統是如何從戰後台灣民主運動中產生的。曾經參與過七、八十年代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我們又豈能推卸責任，沒有黨外民主運動能有陳水扁總統嗎？沒有陳水扁總統能有貪腐的「一妻、二秘、三師、四親家」嗎？

「呼籲」的第一段中即指責在弊案發生發，「令人遺憾的是，政治領導者卻以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更令人憂心的是，民眾，甚至學界，則以認同立場來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結果是，我們的民主品質無由提升，我們對台灣的認同也成為空洞的口號」。

黑格爾有言：「一切存在皆合理。」政治領導者可以用「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沒有可被動員的族群情感，誰也動員不了族群情感！

族群情感本是社會人群的天生自然，但在現代文明國家裡必須加以規範，甚至立法，否則，必陷入「強凌弱，眾暴寡」的叢林原則。目前台灣人口，閩南人居最大多數，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客家人次之；再次外省人，不到百分之十五；最少的是原住民。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除了中央一級保有原有的全國架構外，省議會和縣市長一級，均已實施地方自治。自蔣經國時代，中央一級也逐漸在地化。居於少數的外省人也逐漸居於弱勢。自「耕者有其田」後，歷來居於社會底層的台灣佃農都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土地是經濟發展最原始的資本，是謂「有土斯有財」，但外省人和原住民沒有。戰後台灣經濟成長，土地隨之增值，亦唯外省人和原住民未能享有。

人類雖從未實現過十全十美的民主政治，但歷來民主運動總是弱勢階級，弱勢族群向當權者爭取平等權利的運動。在威權時代的民主運動是台灣人民向威權體制爭取權利。在國民政府在地化之後，漸居弱勢的外省族群當然也有和本省人一起爭取民主的權利。

早於「呼籲」發表前一個月前，曾任民進黨宣傳部長的陳芳明（現任政大台文所教授兼所長）在《中國時報》（六月十四日）發表文章說：「凡是稍具有歷史記憶者，都應該記得參與民主運動的成員來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性別，不同的階級。戒嚴文化如果是台灣社會的共同傷害，那麼歷史受害者當不會只是特定的族群、性別與階級。」「在過去黨外時期，有那麼多的女性、勞工、農民、原住民、外省族群都加入了民主運動的行列，如今這些族群竟然變得特別疏離。問題究竟出在那裡？可能需要權力在握者嚴肅深思。」

根據統計，占台灣人不及百分之十五的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的政治犯竟佔到百分之四十五。可見在反對威權體制的台灣民主運動中，外省人的牢也沒少坐，子彈也沒少挨。

陳芳明能提出這個問題，當是有反省能力的深綠學者，我們願以黨外民主運動參與的經歷答覆陳芳明。事實的真相是，在黨外民主運動逐漸茁壯時，就開始有野心家利用省籍情結來炒作統獨問題，以奪取黨外民主運動的領導權。致使許多參與黨外民主運動的外省人，一個個的被迫出走。費希平、張忠棟、林正杰、楊祖珺，……那一個沒替民進黨立下汗馬功勞？「美麗島事件」後被周清玉稱為「黨外長子」的林正杰，在宣佈脫離民進黨前痛苦的質問：「為什麼你們可以愛你們爸爸的故鄉，我就不可以愛我爸爸的故鄉？」外省人子弟要想投靠民進黨而有出路，還必須以「外省人台灣獨立會」(「外獨會」)自辱自瀆才能得到信任。

出生的尊嚴是人類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一些黨外野心家動員人類最原始本能的族群感情來奪取權力，卻是粗暴的剝奪了別的族群的基本人權和尊嚴。權力者用以動員族群情感的閩南沙文主義，傷害了外省人，傷害了客家人，也傷害了原住民。最後也閹割了自己的反省能力而傷害了自己。

這次為了「罷扁案」是誰動員強勢的閩南族群去對付在濟南路靜坐的外省人宋楚瑜和原住民高金素梅，不是民進黨主席游錫坤在指揮嗎？這根本就是法西斯嘛！如果這也是道德，那麼屠殺猶太人的希特勒應為日耳曼的聖人了。「強凌弱，眾暴寡」也是民主的話，這是不道德的民主，因為人類的道德總是濟弱扶傾，而不是仗勢欺人。

為了強化閩南沙文主義的族群認同，民進黨建黨伊始就把「台灣自決」列入黨綱，後又有成立「台灣共和國」的台獨黨綱，來排除一切不認同台獨的族群和階級。執政後，還要「去中國化」，竄改歷史教科書，及以閩南語作為國家考試的語文。

甚至不顧國際政治的現實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不斷挑釁兩岸關係，在「台獨大老」和基本教義派的推波助瀾下，閩南沙文主義和台獨法西斯愈烈。族群鬥爭有甚於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有「近代哲學故鄉」之稱的日耳曼民族，在納粹法西斯下只能噤若寒蟬。在台獨法西斯下，主張「大膽西進」的前主席許信良被迫脫黨，主張「族群和解」的前主席施明德也只能與民進黨分道揚鑣，反對總統濫權的前主席林義雄也不得不黯然離去，一般民進黨員更是無人敢於說個「不」字。

於是，台灣族群分裂，國際空間愈小，兩岸關惡化，台灣經濟衰退，藍綠惡鬥，政府空轉，最後是第一家庭貪腐而東窗事發。

上個世紀五○年代，曾任《中央日報》主筆的已故台大教授殷海光曾挺身而出指責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是在製造「政治神話」鎮壓自由民主。不意「反攻大陸」的「政治神話」結束後，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卻又出現了「台灣獨立」的「政治神話」。法國大革命時，羅蘭夫人有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名以行之！」今天的台灣竟是：「台獨，台獨，多少罪惡假汝名以行之！」以至於扁政府貪腐不堪，而無人敢於聞問。

民進黨的族群論述誠可視為奪取國民黨政權的策略，但執政後還以閩南沙文主義為施政的方針，和社會動員的策略，權力加上種族主義，這豈不是法西斯黨，那裡還有民主的成分？陳芳明的文章就委婉的指出：「建黨時期的台灣論述，已不可能承襲沿用做為施政方針。如果還停留在國民黨政權就是外省政權的思維方式，如果還以為完成政黨輪替就是完成歷史使命，這種簡單的思考只會使民進黨越來越偏離台灣的事實。因為，這種思考還是重蹈威權體制的狹隘與封閉。」

我們不清楚「呼籲」中的「以認同立場來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之「認同」，是否就是「我們對台彎的認同也成為空洞的口號」的「認同」。如果是的話，我們不竟要問：如果「台灣認同」和「民主理想」是對立的話，能「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的「認同」怎麼會是「空洞」的呢？一旦不能壓抑民主理想，台灣認同豈不虛無化？所以，蔡啟芳會大罵這些親綠學者是「蛋頭」！邱義仁也認為，「以認同立場來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是簡單化的說法。

為什麼「台灣認同」會壓抑「民主理想」，是「台灣認同」還是「民主理想」出了問題？我們並不反對「台灣認同」，並老早就提出過「台灣認同」有戶籍認同、省籍認同和國籍認同三種。

除了金馬同胞外，今天大家的戶籍都是在台灣，主觀反映客觀，又有誰不認同台灣呢？省籍是出生的不同，要外省人認同為台灣人，要客家人認同為閩南人，要原住民認同為漢人，主觀的認同不但不能改變客觀的事實，也是剝奪了其他族群的出生的尊嚴，除非用法西斯的手段，其他的族群能接受嗎？

至於國籍認同，台灣共和國並未成立，而只是民進黨的理想和信仰。中華民國明明是中國，才能在一九四五年收復被割讓的台灣，因內戰失敗而於一九四九年退居台灣。中華民國沒有消失，台灣共和國並未成立，又要台灣人民如何去中國而認同台灣共和國呢？陳水扁和民進黨說一萬遍「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就是主權獨立國家嗎？那又跟「芝麻開門」，門就開的天方夜譚何異？當年教廷壓迫伽利略承認地是方的，伽利略說：「雖我說地是方的，但地仍然是圓的。」要台灣人雖去信仰一個不是客觀事實的台灣共和國，不用法西斯的手段行嗎？

如果親綠學者的「台灣認同」包括省籍認同和國籍認同，不以閩南沙文主義剝奪其他族群的出生尊嚴行嗎？不以台獨法西斯剝奪其他政治信仰者的政治信仰行嗎？怪不得蔡啟芳會罵「蛋頭」，邱義仁會說那是頭腦「簡單化」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建立一個揚棄省籍認同和國籍認同的台灣認同，讓不同族群、不同省籍、不同政治信仰的人在台灣共同建設一個沒有壓抑的民主社會呢？這就必須放棄廉價的族群動員和閩南沙文主義，務實的面對國際政治的現實，打破台灣獨立的政治神話，台灣才能從台獨法西斯的思想桎梏下獲得解放，走向健康的民主道路。

我們歡迎這些親綠學者能堅持良心公義，初步掙脫閩南沙文義和台獨法西斯的魔咒，發出正義的呼聲。我們很清楚知道親綠學者的「呼籲」是無法撼動閩南沙文主義和台獨法西斯的權力。民進黨十四全大會一片的擁扁之聲就是證明。陳水扁政府和民進黨不但不知何謂「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反而是「笑罵任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稍有良心正義者能不以為恥嗎？

黨外民主運動有句話──「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我們只有真理和正義，而不能不站在權力的對立面，成為永遠的「黨外」。孟子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荀子亦有言：「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循於亂世之民。」何況孔子還說過：「德不孤，必有鄰。」大家站出來，我們怕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