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指導成立台灣共產黨述評

台灣從1894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後便為日本侵略者強行佔領，儘管其鬥爭環境十分艱難，但台灣同胞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牢記自己的神聖使命，在領導祖國大陸各族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同時，十分關注台灣同胞為擺脫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統治、爭取台灣回歸祖國的鬥爭大業，把指導台灣反日革命運動納入了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全局戰略之中，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成立的台灣共產黨就是中共努力工作的結果。本文以台灣日本總督府檔案中的許多鮮為人知的史料試圖對這一重大問題作初步的探討。

一、中共在上海大學注意培養台灣愛國青年，為在台灣創建黨組織做人才準備

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實行國共合作，開展國民革命運動。為解決革命幹部匱乏問題，國共合作創辦了黃浦軍校，培養軍事人才，又於1922年10月創辦上海大學，培養理論宣傳骨幹。我們已經知道，從這兩所學校走出了一大批後來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傑出貢獻的優秀革命骨幹，卻不知道這兩所學校同時也培養出了一批推動台灣革命運動的精英人物。當時，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上海大學的創辦，先後派出了鄧中夏、瞿秋白、陳望道等到上大擔任教務長，瞿秋白、施存統、彭述之等中共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先後擔任該校社會學系主任。在這個繫上課的老師集中了當時中共諸多理論精英，如李俊、蔡和森、惲代英、張太雷、蕭楚女、李漢俊、任弼時等。而且在上大的招生工作中，以陳獨秀、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共早期領導者就已經注意吸收台灣優秀青年入學，讓他們在上大革命理論的薰陶中和社會革命實踐的錘煉中成長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以推動台灣的革命運動，這一思想又由於當時共產國際的領袖列寧（後為史達林、布哈林等）一再強調「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要求「所有共產黨必須支援所屬國內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註1〕的指示而進一步得到重視。此時，由於日本侵略者加強對台灣島內反日運動的鎮壓，實施「同化」和奴化政策，許多台灣愛國青年紛紛投奔祖國大陸，廈門、上海、廣州、北京、南京和武漢等地已聚集了一大批前來學習祖國文化的台灣青年學生，這正好為中共實施這一思想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環境條件。於是中共就注意吸收台灣愛國青年到這兩所培養中國革命骨幹人才的學校中來，以期把他們培養成馬克思主義者，為將來時機成熟時在台灣創建黨組織、推動台灣反日革命運動作好人才準備。因為大陸檔案資料的缺乏，我們現在沒法用中共的具體歷史文獻來證明這一點，但流傳下來的幾乎全部被日本特警從大陸搜回，加上台灣日本殖民當局所收藏的檔案資料和台灣一些著作的記載，不容置疑地讓我們瞭解到中共在這方面所邁出的步伐和所取得的成績。比如，在台灣一些著述就有這樣的記載：「1924年（應為1925年5月初），翁澤生〔註2〕進入上海大學就讀而接受瞿秋白的教導……翁澤生深受瞿秋白的影響改宗馬列主義，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稍後，他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所屬的『民族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系中共中央遵照第三國際的指示，以聯合亞洲弱小民族反抗世界帝國主義而設立。」〔註3〕「翁澤生……1925年從廈門大學轉到中共創辦（應是國共合作創辦）的上海大學、受教於瞿秋白並在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跟隨他從台北到上海藝專讀書的謝志堅（即謝玉葉、葉綠雲，翁澤生的夫人）也在他的影響下入黨。」〔註4〕一位彰化的童養媳謝氏阿女（後改名謝飛英、謝雪紅〔註5〕）衝破重重阻力投奔祖國大陸，參加革命，也在中共的引導下進入上大。「投考上海大學當初，我的志願只是想考社會學系的旁聽生，但報紙上發表錄取名單時，竟然『謝飛英』三個大字堂堂上榜了，我自己心裡有數，這完全是我按黨的指示去做了工作的緣故。於是我正式進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學習了，同時和我一起考進上大的台灣青年還有林木順、陳其昌，此外進該校附中的還有林仲梓、林仲楓、陳水等。」〔註6〕

以各種台灣資料所披露的情況統計，上海大學（創辦時間為1922年10月，至1927年5月被國民黨查封）在不到5年的辦學時間裡，先後入學的就有許乃昌（彰化人）、翁澤生（台北人）、洪朝宗（台北人）、謝雪紅（彰化人）、林木順（台中人）、蔡孝乾（彰化人，後叛變）、陳其昌（基隆人）、莊泗川（嘉義人）、李曉峰（嘉義人）以及林仲梓、林仲楓、陳水等台灣學生。他們在上大一邊學習革命理論，一邊參加當地黨組織和學校組織的各種革命活動，像翁澤生、洪朝宗、謝雪紅、林木順、陳其昌等人還經受了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洗禮，並在運動的後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其他台灣學生也都在上大先後加入了中共組織，其中有一些人還分批被選派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第一批是許乃昌和謝清廉。許乃昌到東方大學學習時間是在1924年10月，學習結束後他到日本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中組織「社會科學讀書會」，宣傳共產主義，培養台灣革命人才。陳來旺、蘇新、蕭來福和莊守等後來台灣共產黨的領導骨幹都是該會成員。在北京讀書的彰化人謝廉清則比許乃昌晚5個月到莫斯科，他學習結束後「奔走於北京、上海、漳州、廈門和廣東等地，努力糾合併組織左傾台灣學生青年，配合當時支那共產主義思想的高潮，使得在支那的台灣青年學生運動，由原來的民族主義傾向，一變而為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尤其是上海，在旅滬台灣同鄉會名義下促使左傾學生組織化，組織起『赤星會』，發行機關報《赤星》，進行共產主義之研究與宣傳。」〔註7〕第二批是謝雪紅和林木順。時間在1925年11月。對於被派遣到東方大學學習一事，謝雪紅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說：「我們事先都知道黨送我們來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培養我們以後能在台灣建黨」〔註8〕。第三批是趙清雪（台中人）等人，時間是1928年，「他（指趙）學習後回台就沒下落了」〔註9〕。第四批是陳幸西（彰化人）等人，「時間大概在抗戰中」〔註10〕。而翁澤生則因其「民族委員會」委員的重要身份和特殊的工作任務以及他在上海和閩南的台灣學生中有較大的親和力和號召力等原因而被留在上海，黨交給他的一項特殊而重要任務是：團結組織在滬台灣青年學生，引導他們學習革命理論，參加革命實踐，為成立台灣黨組織準備人才。翁澤生的工作卓有成就。在他和他的同學洪朝宗、蔡孝乾等人的積極活動下，「『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於1925年2月20日在上海法租界的南光中學成立，參加成立大會的台灣學生有一百多人。此後，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便在台籍中共黨員翁澤生的領導下，隨著祖國學生運動的興衰，或向前發展，或停滯沉寂，並隨著運動的進程逐漸加深其共產主義思想傾向，為台灣本島的共產主義運動鋪路。」〔註11〕。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上海大學已被查封，國民黨反動派到處殺害共產黨人那樣極為險惡的環境下，翁澤生仍然「按中央的指示，秘密聯絡一批在滬的台籍學生，在寶興路成立『台灣青年讀書會』，指導他們學習馬列主義，研究社會科學，並發展台籍青年張茂良等積極分子入黨。」〔註12〕他所接受黨中央交給的這一特殊使命和任務無疑正是我們黨深切關注和堅持指導台灣革命的具體體現。上述一大批台灣青年在大陸被我們黨注意培養的事實，連當時的日本台灣總督府也這樣認為：「無可否認，他們被賦予指導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之使命」〔註13〕

中國共產黨的這一思想和實踐產生了預期的結果：一大批台灣青年成為台灣革命運動的積極分子和領導骨幹，其中翁澤生、謝雪紅、林木順、王萬得（台北人）、潘欽信（台北人）、洪朝宗、謝玉葉、蔡孝乾等人成為台灣共產黨創建者和領導者（其中大多數是上海大學培養出來的）。而翁澤生和謝雪紅則是台灣黨組織的中堅人物。

二、顧全大局，取得指導成立台灣共產黨的「歷史性機緣」

正當中國共產黨在緊鑼密鼓地籌畫和準備在台灣創建黨的地方組織時，從莫斯科傳來了共產國際關於要在上海創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指示。這一指示是共產國際基於當時的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的歷史背景，貫徹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註13〕中提出的「共產國際必須幫助殖民地和落後國家中『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分子組織起來，建立新型的政黨』」、「殖民地母國的共產黨必須支援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並負有指導殖民地建立共產黨的責任」等一系列講話精神，1927年7月15日通過了第三國際負責人布哈林按列寧遺訓起草的《日本決議案》，要求日本共產黨援助日本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同年12月，訓令日本共產黨組織「台灣民族支部」〔註14〕。1927年9月，被中共選派的謝雪紅、林木順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1927年10月12日，他們在學校裡被共產國際執委、日本共產黨領袖片山潛召見，片山潛向他倆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定，該決定如下：

「共產國際決定命令謝飛英（即謝雪紅）、林木順回國組織『台灣共產黨』，由謝飛英負責，林木順協助。『台共』組織工作由日共中央負責指導和協助，這個任務已委託給來莫斯科開會的日共中央代表團了。台灣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日本本國的無產階級應幫助殖民地台灣的革命運動。由於現在許多情況還搞不清楚，台共組織成立後暫時做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透過日共中央間接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待將來才直接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台共建黨的基層人員，可要求日共黨和中共黨的組織介紹各該黨的台灣籍黨員來做骨幹。」〔註15〕這一指令由謝雪紅、林木順帶回上海，通過「陳獨秀的女婿」交給中共中央〔註16〕。

共產國際提出創建日共台灣民族支部的動議初衷是好的，是為了推動台灣革命，促進台灣能夠早日擺脫日本殖民統治。但就像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因不瞭解中國國情導致出現許多瞎指揮錯誤一樣，這又是一個錯誤的指令。其錯誤在於：它不瞭解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是日本人通過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而強行佔領的，中國政府自古以來對台灣擁有主權。在台灣創建黨組織本來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事，而且中共也正在為此而積極準備，然而共產國際竟然把在台灣創建共產黨的任務交給日共中央，還要指令其成為日共中央下屬的「民族支部」，這就等於把日本通過不平等條約強行竊據台灣的非法事實合法化，這是最大的繆誤之處。但是在當時，對各國共產黨來說，共產國際的權威是至高無上、不容置疑的，（否則就不會出現它的許多粗暴干預中共內事務包括扶植王明上台這樣的事）作為它的一個支部，中共當時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是從有利於推進台灣革命運動的良好願望出發，服從共產國際的這一決定。剛好中共早就委派翁澤生組織和培養所準備的一大批台灣革命者，也就成為即將組建的「日共台灣民族支部」（以下簡稱「台灣共產黨」）的人才基礎了。

可是，情況並沒有朝著共產國際的願望方向發展，這一時期在日本國內發生了一系列事情，使得擔任「台灣共產黨」成立的指導者發生了戲劇性變化，首先是在台灣共產黨即將召開成立大會之際，日本國內因馬上要展開大選，「日本共產黨目前因為選舉鬥爭而忙碌，致無法派遣代表，故有關台灣共產黨組黨事宜應請求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及指導。」〔註17〕。接著是日本大選後，政府於1928年3月15日大肆搜捕左派分子，製造了「三．一五大檢舉」事件，日共領導人佐野學、渡邊等人紛紛逃亡，於是指導台灣共產黨成立的重任便歷史性地落到了中國共產黨身上。

三、全力以赴、認真周詳指導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

1927年，謝雪紅、林木順帶著共產國際的指令回到上海，指令要求：在上海成立台灣共產黨。共產國際為什麼要把創建台灣共產黨地點選在上海？筆者認為，其原因有三：一是東京和台北都在日本的控制下，上海的租界可免於國民黨及日本勢力的迫害，相對來講社會環境較為寬鬆，有利於共黨的活動。當時不僅中共的中央機關就設在這裡，一些鄰近的殖民地國家如朝鮮共產黨中央總部也設在這裡。二是共產國際的遠東局就設在上海，便於聯絡指導。三是中共已經通過翁澤生的工作，在上海聚集和培養了一大批台灣革命者，此時的上海已成為台灣革命者的大本營。

既然指導台灣共產黨成立的任務落到了（本來就應該是）中國共產黨肩上，中共也就義不容辭、盡心盡責地挑起這副擔子。

一是派出人員行使對成立台灣共產黨有關事宜的指導。中共接到共產國際和日共中央要中共負責指導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的任務後，就立刻定好人選，並馬上到位指導，這個代表中共中央的人就是「彭榮」。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記載了這一情況：「昭和三年（1928年）四月十四日，根據中國共產黨代表之提議，並為了對組黨準備會提總決算，以台灣共產主義者積極分子大會之名召開會議，據雲出席者以中國共產黨代表彭榮為首，包括林木順、謝氏阿女（即謝雪紅）、翁澤生、謝玉葉、陳來旺（台中人）、林日高（台北人）、潘欽信，以及上海台灣青年讀書會之尖銳（即積極）分子張茂良（南投人）、劉守鴻（屏東人）、楊金泉（台北人）等十一名。」〔註18〕

關於「彭榮」，謝雪紅後來回憶道：「1928年4月13日－－台共成立大會的兩天前，中共中央的聯絡員帶我和林木順到預定做為成立大會會址的地方，去見一個中共中央的領導人。聯絡員介紹他時說：『這是彭榮同志，中共中央派來的……』接著彭榮同志說：『中共中央派我來領導台灣共產黨的成立大會……』〔註19〕。

關於代表中共中央負責指導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的「彭榮」是誰，「至今一直是個謎」〔註20〕。對彭榮是誰的問題至今有三個人提出自己的見解，都不謀而同認為是彭湃同志。其一是台灣學生許世楷1973年最早在他就讀的東京大學撰寫博士論文《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一文中提出的，他不知根據什麼直截了當地認為「彭榮就是中共的領導人彭湃。」另一個也是台灣人簡炯仁，他在《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一書中也認為「彭湃就是彭榮」。第三個是謝雪紅，她說起初對彭湃是誰她也不清楚，新中國成立之初她曾問李立三同志，李立三說是彭湃。但筆者在遍閱了彭湃生平事跡的有關著述資料,並瞭解到了李立三在這段時間裡是作為廣東省委書記遠在香港忙於營救被捕的鄧中夏、羅登賢等人，因此否定了「彭榮即彭湃」的觀點。根據當時能代表中共中央的三個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以及在南昌起義後輾轉回到上海的周恩來（在這一時期是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這段時間裡的行蹤，得出了「彭榮就是瞿秋白」的結論。〔註21〕主要理由有：

一、他當時是中共中央的負責人，又是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由於台灣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以日共民族支部名義成立的。在這種特殊情況下，由有著雙重身份的瞿秋白出席並指導台共成立，身份最為合適。

二、他當時正在上海中央機關，4月12日，他為「六大」會議的召開所寫的主報告《中國革命與共產黨》剛剛完成，正好有時間出席和指導台共成立大會。

三、他在台共成立大會上所作講話的內容正是他在剛完成的《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報告中所闡述的，兩者的吻合印證了講話的人與文章作者是同一個人。

四、瞿秋白在上海大學任教務長和社會學系主任，培養了像翁澤生、洪朝宗等一大批台籍中共黨員學生，並與他們建立了濃厚的感情。

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瞿秋白是當時中共重視和關注台灣運動的早期領導人之一，正由於他的這一重視和關注，因此工作再怎麼忙，他出席和指導台共成立也就是十分必然和順理成章的事了。

二是聽取台灣同志關於大會籌備情況的匯報，審閱大會檔，主持預備會，指導選舉參加成立大會代表，共同商定召開成立大會日期和選定開會地點。在成立大會召開之前，翁澤生、謝雪紅他們已經把有關成立大會檔如政治綱領、組織綱領、勞工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綱領方針草案送交中共中央審閱。因此，在與謝、林見面時，「彭榮就對他們說：『你們送來的綱領草案我們都看過了，原則上是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我們對台灣的情況不瞭解，提不出什麼具體的意見。綱領可以暫時用它，待日後回台灣於實行中在加以修補。』同時，我和林木順分別談了我們籌建台灣共產黨組織的經過情形。那天我們談話的時間比較長，也談得比較詳細。」由於當時上海環境的險惡，對成立大會，彭榮指示：「會前準備要周詳，開會時間要短，參加人數要少。」〔註22〕4月14日在翁澤生家中先行召開預備會，（即前面已述的「積極分子大會」），彭榮也出席了，在這次預備會上，「由彭榮將兩個綱領（即政治、組織綱領）及諸方針宣讀後付諸討論，獲無異議通過，因為組黨大會須保持機密，決定出席者限為代表，且先行決定人選，大會日期定於四月十五日，地點則由彭榮選定。」〔註23〕會議在彭榮的指導下，用投票的方式選出了第二天參加成立大會的7個代表。經過彭榮認真的挑選，大會地點是「在彭榮選定的上海法租界霞飛路的橫街金神父某照相館之樓上。」〔註24〕

三是在大會上作指導性報告。1928年4月15日，是台灣革命史上極為重要的日子，在這一天，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在上海法租界一間兩層樓的金神父照相館樓上勝利召開，它宣告了台灣革命運動領導集體－－台灣共產黨的誕生。會議開了兩天，「大會的領導人是中共中央代表彭榮同志，」〔註25〕按大會議程，先由林木順致開幕詞，接著推選林木順為「會議長」，由會議長指定翁澤生為「書記員」（記錄員），下來是彭榮講話，其內容要點如下：

「他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的經過及其經驗教訓，從1919年以來中國無產階級運動沿革說起，尤其將中國共產黨國共合作時期至分裂時期的狀況詳加說明：『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具有反帝國主義力量，所以共產黨在本身勢力微弱時代與其合作尚屬正確，但對於革命發展至某一階段後資產階級必然投入反動陣營之道理缺乏理解，因此將武漢的國民黨誤認為小資產階級政黨，與其妥協，並任其實行壓制罷工和農民運動等，犯了最大錯誤……』於是警告台灣共產黨勿再陷入這種機會主義錯誤，並對爾後黨的策略及以它為依據的蘇維埃的發展等事項予以論述後說：『必須堅持唯有共產黨始克成為解放無產階級的指導體的信念。』接下去大會參加者紛紛向彭榮請教有關戰術上的諸問題。」再下來的議程是審議通過兩個綱領和各個議案，「有關工人運動的檔經彭榮指示需要修改而帶回，其他大致照原案通過。」〔註26〕

四是在大會之後就台灣共產黨成員的分工和回島內活動等問題作了具體指示。會議過第二天，即4月17日，當選的台共領導成員謝雪紅、林木順等人按計劃到大會會址去見彭榮，要求彭榮對成立後的台灣共產黨今後工作給予指示，彭榮說：「台共領導成員幾乎都是知識份子，真正工農出身的分子很少，這是建黨初期難以避免的現象，但今後要在實際工作中注意大力吸收工農分子入黨，以改變黨內知識份子所佔成份的比例；其次，黨內和領導機構內有不少人曾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回台後應盡快召開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以改變這種現象。」當台共領導成員告訴他：「計畫五月以前讓全體黨員回台灣從事實際工作，回台後主要工作重點是工運、農運和台灣文化協會（台灣進步人士組織的文化團體）。彭榮同志都同意了。」〔註27〕

台灣共產黨成立之後，在中共的指導下，翁澤生、林木順等人留在上海，作為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聯絡員，具體負責聯繫和指導島內黨組織活動，大多成員都回到島內開展反日革命運動，從此台灣的反日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發展時期。

四、指導成立台灣共產黨的重大歷史意義

中共指導成立台灣共產黨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一是充分體現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自覺把指導台灣革命納入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總體戰略之中。儘管現在沒有有關早期中共關於指導台灣革命的戰略思想的文獻記載，但上述上海大學注意培養台灣青年以及黨交給翁澤生團結和組織台灣青年的特殊任務等史實已無可辯駁地表明：指導台灣反日革命運動就是中共當時為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與解放革命運動總體戰略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並且已經是實實在在地付諸實施。

二是充分體現中共對台灣同胞為爭取台灣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回歸祖國革命運動的關心和支援。中共成立之初就把把台灣同胞進行的反日鬥爭視同大陸的反帝革命運動，給予高度關注和支援。這不僅體現在上海大學中關懷和注意培養台灣愛國青年，而且體現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上的指導性發言和為糾正台灣共產黨出現機會主義錯誤的一系列努力中，更為突出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在台灣青年最為集中的上海，在中共領導下，聲援台灣同胞反日鬥爭的示威遊行、演講集會接連不斷，其中有重大影響的如支援台灣同胞反對日本台灣殖民當局的「六．一七始政紀念日」〔註28〕和支援台灣少數民族同胞「霧社起義」〔註29〕的示威遊行，在聲援台灣同胞反對「六．一七始政紀念日」鬥爭中，中共江蘇省委、上海工會聯合會發出了「檄文」、「宣言」，「號召全上海革命群眾一致發動總同盟罷工、罷課、罷崗（員警）、罷操（士兵），於六．一七當天舉行大示威，援助台灣的革命。」〔註30〕由此掀起了全市罷工、罷市、罷課的反帝鬥爭高潮。在獲悉台灣高山族同胞「霧社起義」，奮起反抗日本人的倒行逆施而慘遭鎮壓的情況後，「中共江蘇省委甚重視霧社番民起義的事件，命令各大眾團體細胞舉行聲援集會遊行，決定以『革命互濟會』、『江蘇互濟會』為主導團體，召開『慰問台灣革命運動上海各團體聯席會議』，商討有關聲援事宜」。聯席會議作出五項決定：「各革命團體發出慰問台灣番民的信；作成援助暴動番民的宣言書；舉行示威遊行聲援台灣番民暴動；設立通訊社，由台灣革命團體派遣一人負責投稿，報導台灣番民暴動最新情況；在各種出版物上多方記載暴動記事。」等等〔註31〕在那段時間裡，上海的《申報》、《時報》等大報天天大篇幅報導霧社起義情況，中共中央、江蘇省委機關報和全國許多報紙也紛紛發表介紹和聲援霧社起義的文章。這些情況生動真實地再現了中共和大陸人民對台灣同胞反日鬥爭的深切關懷和支援。

三是充分體現中共在台灣主權問題上一貫正確鮮明的原則立場。中共始終認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台灣的主權屬於中國。黨成立之初在上海大學注意培養台灣學生，為在台灣創建黨組織作好人才準備，這些工作就是上述觀點的最好註腳。當共產國際決定成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時，鑒於共產國際的崇高地位，各國共產黨只是它的一個支部、只能無條件執行其決定的實際情況，中共從只要是有利於台灣反日革命運動、只要能使台灣早日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就有回歸祖國的希望這一良好願望出發，全力以赴地投入指導台灣共產黨成立的工作中，並達到了預期的目的。而後又與共產國際共同擔負起指導和糾正台灣共產黨在實踐中產生的錯誤。當台灣共產黨遭到日本統治當局的毀滅性打擊而徹底破壞後，中共又一次次地派遣人員進入島內進行黨組織的重建工作，這項工作從來沒有停止過。當時的台灣地位特殊而敏感，但中共以自己默默無聞而又實實在在的工作，在表明著自己對台灣革命關切與支援和指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已經是中共所能盡到的最大努力了。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首腦在開羅舉行會議，發表了《開羅宣言》，明確規定在日本投降之後台灣應歸還中國。中共當即在剛召開的七大會議上明確表明態度，「同意大西洋憲章和莫斯科、開羅、德黑蘭、各次國際會議所作出的決議」〔註32〕，為台灣即將回歸祖國而歡呼。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共產國際也已解散，台灣已回到祖國懷抱。中共作出了「開闢台灣新區」〔註33〕工作部署，建立「中共華東局對台工作聯絡站」，派遣了大批經過嚴格考驗的人員到台灣，正式組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還先後在新竹、台北、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地區建立了支部，當年的老台共人員都轉為其中成員（其中大部分人本身就是中共黨員）。同時，中央還指示閩西南地區黨組織利用地區優勢，「派一批幹部去台灣瞭解情況、建立組織」。之後，閩西南黨組織派出一大批知識份子入台到中學任教，「為中共閩西南白區組織開闢台灣新區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註34〕

四是促使台灣反日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發展時期。一是團結整合了島內外台灣革命力量，台灣共產黨成立後，即由一位派駐日本的人員創建東京特別支部，在支部的周圍聚集起一批留學日本的台灣革命青年。回到島內的謝雪紅積極開展活動，培養發展了一批新黨員，壯大了島內革命力量；二是推進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在台灣的傳播。在島內的黨員同志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等團體，秘密開展革命理論學習宣傳工作，還把這項工作向「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等群眾團體滲透，促進革命理論為更多的人群所接受；三是增強了黨在革命群眾團體中的影響力，促使了「文協」和「農民組合」的左翼化，推動了台灣革命運動的向前發展，謝雪紅、王萬得等人在島內領導了台灣「文化協會」的改組，使一些黨員進入領導層，促使其向左翼轉化；他們積極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舉辦了「農組幹部訓練班」，培訓了一批從事農民運動的骨幹；成立了礦山工會、運輸業工會、印刷業工會等行業工會，先後發動了台北膠版印刷工人罷工、石灰礦工人罷工、昭和制糖研究所工人罷工等鬥爭，領導了拒絕償付水租運動以及台南和屏東農民拒絕戶稅等鬥爭，〔註35〕大大推動了台灣工農運動的迅速發展。

〔註1〕1920年7月，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屆大會會上發表著名的演說：《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1922年第三屆大會召開，列寧在會上更進一步論述了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事宜。載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編印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第2頁。
〔註2〕翁澤生，（1903—1939），台北大稻埕人，出生於一愛國茶商家庭。小學畢業後到集美中學讀書，開始接受革命理論，後到上海大學受教於瞿秋白等黨早期領導和理論家，在五卅運動中加入中國共產黨，鍛煉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受中共中央委託，長期擔負特殊使命：團結和組織在大陸（主要是上海和閩南）的台灣愛國青年，灌輸馬克思主義，在大陸革命實踐中把他們培養成堅定的革命者，為創建台灣黨組織作好人才準備。他的工作體現了中共對台灣革命的關注和指導。是台灣共產黨的主要創建者之一。最後的崗位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陳雲）的秘書長。1933年3月4日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被押解回台灣，在日本人的監獄裡堅持鬥爭，堅貞不屈，英勇犧牲。新中國成立後被中央組織部定為革命烈士。2004年，本文作者撰寫的《翁澤生傳》被列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課題，2004年10月由海風出版社出版，2005年6月由台灣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
〔註3〕簡炯仁《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第60頁。（台）前衛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註4〕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第164-165頁。（台）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4月出版。
〔註5〕謝雪紅，（1901—1970），台灣彰化人，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13歲時父母雙亡，被賣為童養媳以葬父母，飽嘗人間辛酸。後到杭州、上海參加五卅運動，進入上海大學學習，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國共產黨。被選派到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學成後奉共產國際之命回上海創建台灣共產黨。是主要創建者之一，也是回島內後台灣共產黨的實際領導者，犯過右傾錯誤。在「二．二八」起義中她領導了台中人民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鬥爭。旗幟鮮明地反對廖文毅（戰後台獨勢力的代表）的台獨言論。是「台盟」的創建者，新中國成立後任第一屆台盟中央主席。
〔註6〕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著《我的半生記》第176頁。楊翠華1996年12月出版，ISBN：957-97236-8-0。
〔註7〕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3頁。王乃信等譯，（台）創造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二版。
〔註8〕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著《我的半生記》第200頁。
〔註9〕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著《我的半生記》第208頁。
〔註10〕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著《我的半生記》第208頁。
〔註11〕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第164頁
〔註12〕葉綠雲自傳。1956年1月10日。存上海檔案館。
〔註13〕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3頁。王乃信等譯，（台）創造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二版。
〔註14〕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料》卷20第313-314頁。東京，1958。
〔註15〕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著《我的半生記》第223頁。
〔註16〕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著《我的半生記》第227頁。
〔註17〕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9頁。
〔註18〕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10頁。
〔註19〕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著《我的半生記》第249頁。
〔註20〕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第90頁。（台）前衛出版社1991年出版。
〔註21〕見《黨史文苑》2004年第6期何池：《彭榮究竟是誰？》
〔註22〕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著《我的半生記》第249頁。
〔註23〕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10頁。
〔註24〕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10頁。
〔註25〕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著《我的半生記》第250頁。
〔註26〕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12-13頁。
〔註27〕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著《我的半生記》第252-253頁。
〔註28〕日本侵略者在《馬關條約》簽訂、鎮壓了台灣人民反抗佔領的鬥爭之後，於1895年6月17日宣佈正式開始對台灣的統治。每年的這一天被日本殖民當局定為「始政紀念日」
〔註29〕1930年10月26日，台灣霧社地區的高山族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當局為修水電工程強行把他們驅趕出原住地的暴行，爆發了反日起義。這次起義最終被日本人殘酷地鎮壓下去，被殺害的高山族同胞670多人。它是近代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的又一筆血債。
〔註30〕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317頁。
〔註31〕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321-322頁。
〔註32〕《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8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註33〕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台灣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第58頁。
〔註34〕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台灣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第59頁。
〔註35〕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第125頁。（台）前衛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