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國戰場上的抗日台胞

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民族保衛聖戰，許多台灣同胞也參加了這場戰爭。抗戰期間，由於我國是處於貧窮落後的狀態，物資條件極差，故歷史記錄工作不足。復以抗戰才剛結束，接著又發生國共內戰，國民政府自大陸撤退遷台，大批文件毀於戰火，尤其是許多參與抗戰的人，因涉及國共間的內戰，所以白色恐怖時期，在台灣，我們無法從整個民族的高度，記載或紀念這段可歌可泣攸關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戰歷史。當然，這也使得在祖國戰場上抗日台胞的歷史不彰。及至上個世紀末，台灣政治上又陷於「去中國化」的氛圍，各界幾乎忘了抗日戰爭，當然也忘記了，抗日台胞曾馳騁在祖國戰場上的這段歷史。今天，台灣的白色恐怖已經不再，兩岸文化可相互交流，使我們瞭解在華中、華北也有抗日台胞的足跡。故我們今天有能力，也應該從整個民族的歷史高度，回顧這段歷史。其中，尤其是抗日台胞的貢獻，絕不容被泯滅。

關於抗日戰場，可分為與敵人短兵相接的實戰戰場，與意識型態的理論戰場。在此，先就實戰戰場，介紹一些抗日台胞，在我國香港、華南、華中、華北、及海外各個戰場的英勇事跡。

一、與敵人短兵相接的實戰戰場

在祖國南方璀璨明珠的香港，可用「香江諜影」來形容抗日戰場。在香港，國民黨政府是借重抗日台胞的中日文雙語能力，從事對日本的情報工作。

二次大戰爆發後，英國政府在殖民地香港「郵政總局」內設立了「郵電檢查處」，對經過香港的各國郵電書刊進行檢查。儘管當時日本尚未對英國開戰，但英國人已感受日本的嚴重威脅，乃加強搜集日本的情報，將日文郵電書刊列為檢查重點。當時，台灣彰化二水鄉人，前副總統謝東閔先生就在「郵電檢查處」擔任日文函電書刊的檢查工作。英國人對日文的郵電檢查，是事先交給謝東閔一份黑名單，名單上有名字的往來日文郵件，一律拆開檢查。未列在黑名單內的日文郵件，檢查與否，則由謝東閔決定。於是，謝東閔遇到有參考價值的日文郵件，就秘密抄一份，轉交給當時在香港負責搜集情報的台灣雲林人李萬居(其前任為台灣彰化人謝南光)。李萬居再將該情報轉往重慶隸屬軍事委員會直接受命於委員長蔣介石的國際問題研究所處理。

當時在香港還有另一個政府的情報組織，那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布建的情報網。當時朱家驊派台灣台南人翁俊明為駐香港單位的負責人，他當時在香港，以行醫方式掩護工作，期間曾派人回台灣搜集情報，轉呈重慶。當時台灣嘉義人劉啟光為書記，台灣雲林土庫人陳哲生負責組織工作，並奉命潛伏在香港的日文報社工作，伺機搜集情報。但1941年12月日軍佔領香港，陳哲生仍堅持留港工作，不願撤離。後來日人發覺他的真實身份，將他逮捕，送回台灣，嚴刑毒打致死，壯烈犧牲。

台灣台北蘆洲鄉人李友邦少將，領導「台灣義勇隊」，約300餘人，成員幾乎全為台灣人，於1940年代初，活躍在浙江西南部的金華、衢州，與福建中西部的建陽、龍巖等地，以巡迴宣傳、搜集敵情、開辦醫療(先後附設四所台灣醫院)、生產軍需物資、襲擊日軍等方式，從事各式各樣的抗日活動。李友邦並聲明，「台灣義勇隊」的任務就是「保衛祖國，恢復台灣」。1943年，「台灣義勇隊」擴大為「台灣義勇總隊」，李友邦升任中將總隊長，直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

台灣屏東茄冬腳的蕭道應，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1940年時攜妻黃素貞、與李南鋒、和就讀明治大學的鍾和鳴(後改名鍾浩東)及其妻蔣碧玉等五人，先後自台灣潛赴大陸，參加台灣苗慄人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在廣東近福建交界處的蕉嶺、與廣東南部的博羅等地，從事堅苦的抗日工作。

1943年中國國民黨，將中央直屬的台灣黨部設在福建南部的漳州。主任委員就是台灣台南人翁俊明、書記長檯灣南投人林忠、執行委員兼宣傳科長謝東閔。當時這個組織設計各式各樣的日文傳單，大量印刷，交由美軍空投台灣。有時也利用交通船或漁船，將傳單運往日軍佔領下的廈門。

在海南島戰場，台胞陳獅在海南島戰場上，秘密將日軍情報遞交我軍，後被識破，被捕囚禁，慘遭酷刑，後經我游擊隊救出，倖免於難。台胞郭耀傳，也是為我軍傳遞情報及釋放我方被俘抗日地下人員，被日軍識破，乃起義投入我軍；台灣嘉義人楊坤榮等28人，於1945年元月19日，擊斃日軍50餘人及生俘一名，起義來歸。據悉，總計海南島一地起義的台胞多達290人。

台灣台南白河人吳思漢(原名吳朝和)，1943年7月台北高校畢業，10月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1944年4月，吳思漢從京都搭火車前往下關，抵釜山，經韓國，鴨綠江、瀋陽、山海關抵北京，入北京大學工學院，一面讀書，一面尋找去重慶的門路。後來幾經輾轉，終於抵達重慶，參加國民政府的抗日行列。

台灣基隆人朱天順，1939年自台灣抵華中武漢地區，1942年初進入豫鄂邊區抗日根據地，後來在新四軍第五師政治部對敵部，擔任對日軍的宣傳、搜集日人情報、管理日本反戰同盟第五支部等工作。

台灣嘉義大林人林思平，1941年畢業於東京慶應大學醫學部。1943年林思平夫婦二人放棄日本的優渥生活，並動員白鳳洋、黃仁和、楊泰山和楊丁銘等台灣知識份子，投奔祖國大陸，來到山西太原。當時林思平在太原鐵路醫院當醫生，並以醫生身份將當時奇缺的藥品和醫療器械秘密支援華北抗日的八路軍，及掩護中共地下黨幹部。1945春，因遭日本特務懷疑，林恩平夫婦乃前往晉察冀解放區的張家口市，在白求恩所創的「國際和平醫院」當醫生，擔負救死扶傷的工作。

台灣台南人楊誠，幼時隨父母移民印尼，14歲時返內地廈門集美學校就讀，1934年入北京大學。七七事變後，楊誠赴延安參加抗日，並於193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40年擔任「歸國華僑救國聯合會」主任，1944年出任「延安外語學院」英語系班主任兼系黨支部書記。

台灣台北板橋人李子秀(原名呂芳魁)，1940年入長春滿州建國大學，1942年欲投奔關內抗日，但逃到山海關就被學校抓回。1943年，李子秀被徵調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後以優異成績畢業，任日軍炮兵少尉，駐防日本和歌山縣。1945年5月，逃離軍營，返回祖國，入晉察冀解放區，參加八路軍，旋赴張家口市擔任炮兵團教官。李子秀當時還編寫反坦克教材，訓練中共部隊的反坦克技術人員。1946年2月13日，李子秀於排除反坦克地雷的一場意外爆炸中犧牲。現在，在張家口烈士陵園，有李子秀的墓碑，墓碑並由昔日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元帥題詞紀念。

台灣台南縣人林棟，於1943年名古屋大學畢業時，拒絕了老師及友人要他在日本就業定居的挽留，在畢業典禮當天下午，即毅然啟程，回到苦難的祖國。林棟歸返祖國後，首先落腳山西太原，一面教書維生，一面尋找聯繫朋友嚮導。一年後，方衝破日軍封鎖，抵達太行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一名八路軍戰士，參加抗日戰爭。

台灣台北人翁阿冬，經廖承志介紹，於1938年單身經新加坡、香港，回到內地，奔赴延安，參加抗日隊伍。為避免累及台灣的親友，她接受陳雲的建議，改名馮志堅。當她得知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哥哥翁澤生在台犧牲的消息後，立誓要「把血淚變成銳利的刺刀，刺在每個敵人的身上」。

台灣高雄人楊美華，1941年春，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學校畢業後，前往東京日本女子牙科醫學院就讀，1945年2月放棄學業返回祖國，同年8月16日前往解放區，入渤海軍區三分區野戰醫院。

台灣台中縣梧棲港人陳文英(本名陳定瀾)，1944年考上北京大學政治系，1945年1月前往解放區，歷經艱難，抵達中共晉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所在地的阜平縣，投入抗戰工作。

台灣台中霧峰林家人林正亨，於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之際，投考南京陸軍官校，畢業後隨國軍部隊於1940年參加廣西崑崙關之役。後部隊調往湖南整休，任消毒連連長。1942年在重慶任國民政府交通司上尉副官。1944年，林正亨參加中國遠征軍，任步兵團指揮連連長，參加反攻緬甸北部密支那的戰鬥。在戰場上，與日軍浴血奮戰，最後並與敵人展開短兵相接的肉搏戰，身負重傷，後雖在戰地醫院治療四個多月，但左手殘廢；林正亨的妹妹林岡(原名林雙盼)，1925年時隨母返回台灣霧峰林家，1936年秋前赴大陸，並輾轉至重慶。中共組織將林岡調到塔斯社駐重慶分社工作，她後來嫁與董必武的政治秘書魯明。魯明後來曾任中國大陸駐科威特大使，林岡隨夫赴任。

台灣台南人黃朝琴，1923年早稻田大學畢業，留學美國。1925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6年獲美國伊利諾州大學碩士，後回祖國於1928年入國民政府外交部，1935年5月出任我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七七事變爆發後，黃朝琴適時召集舊金山及其附近城鎮的各僑領開會，成立「金山華僑救國總會」，推動愛國捐獻運動，兩年約計募集美金四、五百萬元之鉅。這對祖國的抗戰，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貢獻。

二、抗日台胞的特點

歸納上述抗日台胞的事跡，有三大特點。首先是抗日台胞幾乎都有顯赫的學歷，例如謝東閔是中山大學畢業、謝南光是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李萬居是法國巴黎大學畢業、黃朝琴是美國伊利諾州大學碩士、丘念台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李友邦是黃埔軍校畢業、翁俊明是台北醫學院畢業、蕭道應是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宋斐如是北京大學畢業、林棟是名古屋大學、林思平是東京慶應大學……等等，他們都是高學歷的台灣知識菁英。

此外，抗日台胞中有人家境頗佳，例如楊美華，父親是土木建築技師、母親是助產士。有人還是地方首富，例如黃朝琴，家中有田地約150餘甲。有人更是一門忠烈，例如丘念台是丘逢甲的三公子、蔣碧玉是蔣渭水的養女、翁阿冬是抗日烈士中國共產黨黨員翁澤生的妹妹、林正亨是閩南軍司令林祖密之子及清末台灣抗法名將林朝棟之孫。因此，總體而言，他們可說是那個時代台灣人菁英中的菁英。他們歸返祖國投入抗日戰爭的行動，如實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台灣人民心聲。

第二個特點，他們不是個別的單一個人事件，而是許許多多的台胞菁英，不約而同，前仆後繼地投入抗日大業。他們在台灣都需躲避日本殖民當局的監控，自己設法隱瞞親戚友人，秘密輾轉西行，奔向人生地不熟的祖國大陸，其中甚至有經歷坎坷者。例如蕭道應等一行五人在廣東惠陽，因無良民證，身份不明，而遭逮捕，險遭槍決，幸吉人天相，與丘念台聯繫上，才能參加抗日行列。

吳思漢，他從京都出發，抵達重慶時，前後歷時一年三個月。

李子秀則更傳奇，他是日本陸軍正規軍的炮兵少尉，部隊駐防日本本土的和歌山時，身穿日本軍官軍裝，佩帶軍刀，藉故逃離軍營，機智勇敢地擺脫了日本憲兵的追捕，經大阪、由下關輪渡上海，輾轉抵達仍被日本佔領的北京，經台灣同鄉北大教授林耀堂與蘇子蘅先生的引薦，突破日軍重重封鎖，方抵達晉察冀解放區。由此可見，當時抗日台胞投奔祖國，參加抗日戰爭的信念，是何等的堅強。

第三個特點，他們加入不同政黨。由於當時祖國內部有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大政黨。而這些獻身祖國民族保衛戰的抗日台胞，從或然率的角度，也就分別參加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甚至中國青年黨的抗日行列(李萬居就是中國青年黨黨員)。當然，如果依地理位置的角度來看，如果抗日台胞是先回到祖國華南，則大體上是加入中國國民黨。如果抗日台胞是先回到祖國華北，則多是加入中國共產黨。

三、無硝煙的意識型態理論戰場

1940年，在祖國南方各地的台灣抗日組織，例如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獨立革命黨」、謝南光領導的「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陳友欽領導的「台灣青年革命黨」、柯台山領導的「台灣國民革命黨」、與張邦傑領導的「台灣革命黨」，為了集中力量，加強抗日救國光復台灣的工作，各個台灣抗日團體於1941年2月在重慶，合併成立了「台灣革命同盟會」，其宗旨為「……光復台灣，與祖國協力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

1942年夏，在一份美國軍部內檢討用的備忘錄中，就提及台灣地位應予特別考慮，由臨時托管機構予以掌控。同(1942)年8月，美國著名雜誌《幸福》《時代》與《生活》的編輯，聯合發表戰後和平方案，其中就提出戰後台灣應由國際共管的主張。

對於美國出現這樣的輿論，「台灣革命同盟會」常務委員李友邦於1943年2月撰寫專文予以駁斥。接著同(1943)年的4月17日，「台灣革命同盟會」發表宣言，鄭重聲明「台灣土地原為中國領土，……，必須一致主張戰後台灣應即歸還中國」。同(1943)年11月23-26日開羅會議召開。「台灣革命同盟會」在同(11)月21-28日召開第三屆代表大會時，通過陳情國民政府「設立台灣省政府，以勵人心而副民望」，使「五十年失地得以歸依祖國」。此外，會中謝南光亦提案並獲大會通過「請以大會名義向英、美、蘇各國領袖致敬，並要求其承認台灣歸還中國」，支援政府在開羅會議光復台灣的立場。

因此，「台灣革命同盟會」的最大貢獻是在意識型態的理論戰場，對內不但更加喚起祖國各界有關收復台灣的輿論，並提供台灣歸依祖國的台灣民意基礎；對外則代表台灣人民向國際社會發聲，宣示台灣人民回歸祖國的強烈意願。相信，當時美國國務院駐重慶的外交官，對這些抗日台胞團體的意見，自是瞭若指掌。合理推斷，「台灣革命同盟會」對台灣回歸祖國方面的貢獻，也是國民政府向美、英要求收復台灣的重要原動力之一。

從以上的種種事跡可知，在祖國戰場上的抗日台胞，無論是與敵人短兵相接的實戰戰場，或是無硝煙意識型態的理論戰場，抗日台胞都在祖國這場偉大的民族保衛聖戰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他們的抗日事跡，不但是台灣歷史的一部份，也是祖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應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