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永續會議不開也罷

2001年政府舉行第一次經濟發展會議，匆匆五年過去，又到了盤點過去、預測和展望未來的時候；政黨輪替後，近幾年台灣經濟低迷不振，失業率攀高，國人實質薪資所得下滑。未來台灣經濟可能發展脈絡如何？筆者認為在油價三度上漲，股市新台幣震盪續跌，外帶一連串弊案曝光，經濟問題再一次刺激著台灣已經略有些麻痺的神經。執政當局以撤換財經官員，召開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等方式因應；陣前換將不是脫罪萬靈丹；該檢討的豈止是何人適合擔任財經首長；換人不如換思路，上任五年就消耗四個行政院長，無數個政務官的總統府、執政黨團也應一併檢討，否則台灣經濟只有進一步邊緣化。

台灣加入世貿組織曾被喻為一場嚴峻的考試，回首入世多年來的歷程，可以說，台灣自豪地交出了一份優秀的答卷：關稅總水平穩步下降、進出口貿易額穩定上升、法律法規體系逐步完善、各種非關稅措施漸次取消……而全面認真地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也對台灣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促進作用。

世界經貿發展，已經基本形成歐，美，東亞十加六等三大陣營。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可以肯定的是，戰略投資和部署只會加深加強，競爭將在更深、更廣的層面展開。以產業發展來說，做大與做強無疑是攸關生死的大事。大不一定就強，強不一定非大。但某種意義上講，台灣各產業只有第一和唯一才能存活；過去一年台灣企業經歷了大魚吃小魚、快魚吃慢魚的階段，筆者預估在產業整合，企業集中度增高的現象下，會進一步形成鯊魚吃鯊魚的狀態。但在台灣，兩岸關係是台灣所有涉外經貿事務的緊箍咒，務實靈活將政治與經貿議題脫鉤是當務之急。對於台灣來說，走出去既不是紅地毯，也不是處處陷阱。是成功還是失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和企業產經政策是否得當；以下五項策略應是當務之急。

古典經濟學主張把問題交給「看不見的手」，理論上淺碟型的台灣經濟是應該完全開放的，只有由供求關係決定，價格才能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並使資源實現最優配置。然而在實際運行中，由於台灣國際處境險惡，適度的防火牆措施有其必要。

舉例來說，美歐等國即將對大陸紡織品出口設限，「有限制的後配額時代，企業面臨比配額時代更大的風險。」這是不少赴大陸台商紡織服裝企業的共同感受。中國和美國紡織品談判目前呈現膠著狀態，歐美隨時可以祭起反傾銷大旗；一旦遭遇過渡期限制措施，不僅企業涉案產品的出口業務將受到抑制，而且國外零售商或進口商也可能從供貨通路的穩定和安全出發，取消原本從中國進口的採購計畫，對眾多在大陸投資的台商有不利影響。

赴大陸投資企業很可能在2至4個月內用完紡織設限數量，年底前不少企業將陷入停產窘境。歐美設限的後果，在今年大陸春季廣交會就初露端倪。廣交會一向是紡織、服裝企業接大單的大好時機，然而，今年的廣交會紡織、服裝攤位卻出奇冷清，紡織品特別是襪子、胸衣、針織襯衫等「敏感商品」的成交額，因受到歐美「特別保護」調查，形勢撲朔迷離，企業根本不敢接6月份以後訂單。長期來看，這對過分倚重大陸生產鏈都會造成不利影響。

目前紡織、服裝業面臨的出口風險，凸顯台灣各行業預警機制的缺失。其實在相關指標出現異常變化後就該及時調整出口行為，盡量規避案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投資專家都知道，雞蛋不該放在同一籃子的道理；過分將生產和銷售資源集中，終將自食惡果。

在這個後PC時代，沒有什麼是永恆不變的，由於科技突飛猛進，產品的生命週期越來越短，產業的興衰和新陳代謝也呈現加速趨勢。一方面，企業的持續成長需有新的事業領域和新的利潤增長點支撐；另一方面，隨著技術進步和社會變遷，需求結構會變、市場會變，企業原有的產品、產業可能會衰落。曾幾何時，晶圓代工、D-RAM、PC、NOTEBOOk、手機這些台灣引以為榮的高科技產業都已進入薄利時代，在這個變幻無常，講究速度的時代，經營企業現再也不能摸著石頭過河了，而是要儲備下一個贏的策略

台灣產業如果不想成為「夕陽工業」的企業，必須在今天還是贏家的時候做好產業規劃，解決好明天做什麼、怎麼做的問題。而在這個時候，跳脫出台商傳統的專業代工OEM/ODM模式，採用逆向OEM並建立跨國交易平台的策略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眾所周知，台灣有深厚的IT產業基礎，可惜的是台灣在品牌和通路上著墨不多；台灣有很多所謂高科技企業，充其量不過是高階勞力者，賺的不過是國外大公司的蠅頭小利；政府應該輔導產業朝高附加價值發展，最近農委會成功輔導南區稻米交易中心交易平台上網銷售，過去台灣稻米的市價，很少超過政府保價收購的每公斤二十一元，現在卻有人以八倍於此的價格賣出，在政府引導下，國內稻米市場逐漸走向以品質而非數量為主。業界如果成功建立這套模式，台灣其他產品也能經由公開平台，行銷於世界各角落。

台灣為典型海島經濟，出口一向是支撐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故尋求與美、日及主要貿易夥伴展開FTA諮商，甚至援港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模式，突破國際經貿地位邊緣化困境，將是當前最刻不容緩的經貿課題。

當前，在台灣執政當局畫地自限，不斷衝撞的烽火外交下嚴重壓縮台灣對外經貿空間，當局宜參酌美國貿易代表署模式，盡速設置「經貿談判專責機構」，統籌對外經貿談判策略及資源。實務上可搜集目前已在台投資營運或設立研發中心的著名美商企業，請其美國母公司協助推動台、美洽簽FTA，提升兩國高科技業者之研發合作與技術轉移。

附帶一提，若台灣能順利和美國等主要經濟體簽訂FTA，侈言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執政當局才能開放對中國的三通及直航。

筆者認為在世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基於市場比較優勢的戰略設計，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企業全球化之路。過去基於現實，一時之間，台灣能夠扮演關鍵角色遊走美中之間；但在國內政治亂象和中國大陸日益強大的情況下，美國把它與大陸的雙邊戰略利益，逐漸放置在美國與台灣的利益之上，未來不管美中台如何排列組合，台灣很難發揮主動，不易說上話。

實際上，兩岸局勢不可能從此雨過天青，反而是暴風雨可能正在來臨。在這種前提下，開放直航固然是大勢所趨，但在政策制定和執行前必須考慮清楚配套措施，試想如果大陸遊客上個月來十萬人次，這個月只剩一千人，廠商究竟輸得起輸不起？

從李登輝到陳水扁，過去十年一再污名化三通，權衡當前社會氣氛和成熟度，政府不能不嚴肅考慮開放直航，接受三通這個必經之路！

麥肯錫公司最近的一份調查報告認為，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不是一些短期的稅收優惠、廉價土地等，而是良好的基礎設施、完善的法律環境、監管框架和競爭水平，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外資吸收國本土市場的規模。台灣內部市場雖不算龐大，但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商業環境的不斷改進，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任何一個有長遠發展目標的企業，都不致輕易放棄台灣市場。

其實吸引國外投資對目前台灣經濟的最主要作用並不是彌補資金短缺，而是提供「制度供給」。包括直接的技術轉移、關聯企業的技術溢出、人才流動及競爭與示範效應，還包括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和經濟法律政策體系建設、社會文化觀念更新等等，這對台灣新經濟的建立是至關重要的。

因此，利用外資的政策應該從重視數量轉向重視質量，只有實現吸收高質量外資，支援國內提高產業技術能力，台灣的產業結構，產品出口結構才能得到改進，經濟增長的質量才能得以提高，也才能擺脫被跨國公司鎖定在其全球產業鏈低端環節的困境。

目前台灣的媒體一股腦隨爆料者起舞，一夕之間，台灣經濟、外交、教育、兩岸關係等要聞全部從人間蒸發，對於現在進行式的國家債務擴大問題也無人重視。據前經濟部長江丙坤研究，目前台灣整體負債至少高達十一兆元，以目前規劃每年僅償還五百億元計算，最快要等到二百二十年後才能還清負債。以五百萬納稅戶家庭計算，則平均每戶要負擔二百二十萬新台幣。建立國家債務鍾已刻不容緩，對於現在進行式「寅吃卯糧」的政府負債問題更應正面面對，提出決策願景和解決方案。

政府負債問題已經嚴重到動搖國本地步；台灣民眾必須瞭解，不管誰執政都得面對沉重的國家債務；世界首強美國政府負債問題也很嚴重，為了提醒國民重視政府赤字大增，沉寂兩年之久的紐約標誌性建築「國家債務鍾」2002年重新啟動，德國納稅人聯盟2004年也在首都柏林新豎起了一座國債務鐘，這些國家債務鍾設立的目的在提醒所有政客和納稅人，國家發展必須量入為出，亂開政治支票，造成國家信用破產，最後由全民負擔。

良藥總是苦口，好的經貿政策也是一個痛苦的抉擇過程。說實話，五年前的經發會決議事項執行率不到三分之一，此時此刻召開「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不過是轉移焦點，以會養會；要在未來新格局中贏得競爭，似乎可從下列兩點尋求台灣在經貿新局上的新座標。首先，對外方面，從政治與經貿議題脫鉤的觀點來說，兩岸關係將是台灣所有涉外經貿事務的緊箍咒，務實靈活加入各種國際經貿組織，尤其設法和美國簽訂FTA是當務之急。其次，在配套措施良好的情況下開放三通、直航，建立行業預警系統，利用台灣IT產業優勢，設立各行業跨國交易平台；此外政府應主動設立台灣國家債務鐘，過去只有嘴巴拼經濟的政府更該以全球思維、地方智慧、區域合作重新審視政策方向，台灣產業才有永續經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