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需要新思維：兩岸和平發展的願景與方法

一、前 言

兩岸現狀的和平發展，必須從歷史文化演變過程的高度來理解其意義，方能深入問題的核心。簡言之，從短期來看，兩岸的現狀，是國共內戰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從中期來看，這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東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結果；從長期來看，這是1600年以來，中國文化開始由盛而衰，西方文化開始崛起，注定中國的命運，將因現代科技的落後，而遭致外患，因外患而引發內亂，其中隱含著「機裡藏機，變外生變」的玄妙，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亦有變遷過程中難以言喻的「奇異吸引子」（strategic attractor），一旦相遇就必然要發生轉折，往另外一個方向發展。中國前途與台灣命運息息相關，就是在這樣曲曲折折的前進中，邁向中國文明第三波的崛起。

中國文化自春秋戰國時代起，本土自發內生的文化創造力，光輝燦爛，以孔子的儒家思想集大成，是為第一波文明；東漢明帝永平十年佛教東來，經魏晉南北朝，與道家思想的融合，創造禪宗與理學的思想，至宋朝達於頂點，是為第二波文明；17世紀上半葉明末清初，西方文明開始崛起，中國文明開始走下波，其間雖有康、雍、干三朝的盛世，然而文化創造力的僵滯已隱然注定其後政治、經濟、與軍事的失敗（與西方文化相對比較而言），好比當前西方文明在歷經400年的強勢後，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在1996年出版《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d Oder）一書中即有這樣的警言：「帝國主義即是普遍論必然的邏輯結果」（Imperialism is the necessarily logical consequence of universalism）（p.310），意謂西方文明價值並設有普遍性，強迫非西方文明地區接受西方文明的價值，即是帝國主義。這樣的論述是謙虛的與正確的，同時也看出西方文明即將衰頹的症兆。正如中國康干盛世，並無中西文化的比較觀點，自以為中國即是居世界中央之帝國，萬國來朝，以為中國文化的價值具有普遍性，強迫非中國文明地區接受中國文化的價值，同樣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心態，衹是當時的中國人並未警覺到西方文明的崛起與中國文明的衰退，已然到了另一個轉折點，而未能未雨綢繆，與時更化，仍然「師心自用」，不自覺地自我中心的心態，使得後來的民族危機大禍臨頭，遭遇長期流離失所，甚至於因外患而內亂，因內亂而民族分裂，兩岸老死不相往來，竟達約40年之久，為西方強權國家所挾持利用，民族之大不幸，莫勝於此。

二、中西文化盛衰起伏的轉折決定台灣的命運

西方文明強權的代表國家，16世紀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7世紀是荷蘭；18世紀是法國；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是英國；20世紀中期迄今是美國；西方文明的崛起主要是西歐的海權國家，而美國的崛起則代表三個意義：1）單一國家（指美國）成為全球強權的真正大國；2 ) 一個非歐亞大陸的國家成為全球盟主；3 ) 全球的核心區域－－歐亞大陸，由一個非歐亞強權國家所主導。（ Brzezinski, 1997:197）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中國在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下處於什麼樣的戰略地位呢？Brzezinski認為，區域稱雄的中國應在傳統的權力政治範疇內成為美國的遠東之錨，協助促使歐亞大陸的權力均勢，以歐亞大陸東側的大中國，配合歐亞大陸西側擴大中的歐洲之同等角色，以穩定世局，而美國則成為歐亞大陸的仲裁者。（ Brzezinski, 1997:193-194）

由此可見，美國仍然不脫「西方文化本位主義」，採取權力均勢或制衡為手段。既然代表西方文明最後一個強權的美國，已力不從心推廣其文明的普世價值，只好退而求其次，承認西方文明只有獨特性，而無普遍性。（Huntington, 1996:310）並以維持歐亞大陸塊的穩定均衡，而在美洲大陸享受其和平安定的環境，其戰略視野絕無中國儒家「民胞物與」或「天下一家」之胸襟，十分明顯。

台灣問題與中國命運息息相關。四百年來，台灣問題一開始就牽涉到複雜的國際政治。1624年荷蘭人統治台灣38年; 1644年滿清王朝在北京立國；1662年明末殘餘勢力鄭成功統治台灣，歷經鄭經、鄭克塽三代22年而亡；1683年康熙皇帝統一台灣，直到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總共統治212年；1945年中國人經八年對日抗戰勝利，終於收回台灣；最後又因外患導致內亂，自1949年到1987年冷戰對立近40年之久。從這一段簡史可以得出二個結論：1) 台灣命運與祖國命運息息相關，難以分割；祖國國勢強大，台灣回歸祖國，祖國國勢衰頹，台灣就分離祖國。2) 台灣之前途或命運，幾乎決定於國際政治的勢力，從未有過台灣島內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祇有兩岸人民民族主義的凝聚或共存共榮的民族精神，才能抵禦外侮，國家統一，因而保障了台灣島內人民的自由、自主、與安全。

所以，歸根究底，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仍然在於國際勢力的演變中，最後剩下中國勢力與美國勢力的對比。美國代表西方文明盛世最後一個強權，美國將隨著西方文明的衰退而日漸失去主導國際政治的能力。面對這樣的形勢，季辛吉無可奈何地衹好求之於國際秩序的平衡或均勢，他說：（季辛吉，1998:5）

新出爐的現實需要之一，則是同時存在著幾個實力相近國家，且其秩序必須建立在某種平衡或均勢的觀念之上，這正是美國歷來難以接受的一種觀念。

這句話實際上表明，美國自威爾遜總統1913年提出「威爾遜主義」以來，宣傳美國價值觀的普遍原則，要「主持美國式的正義」，已愈來愈難以為繼。2001年2月，美國布什總統訪問中國，在當時胡錦濤副主席主持下，於清華大學演講「美國的價值」，仍然像個傳教士那樣鼓吹，好像美國價值是普遍的真理，絲毫未對西方文明四百年來的文化思想從事深刻的反省。當年九月，出現911事件，美國在國際輿論普遍不支持下悍然出兵伊拉克，聲稱要扶持伊拉克的民主發展，結果搞得如今進退兩難。

三、美國失去道德原則的軟權力與中國文化價值的崛起

美國失去國際政治所謂的「軟權力」（soft power），包括道德的原則，因此退而求其次，衹好尋找均勢原則作為國家利益的指導原則。季辛吉（1998:1099）露骨地說明如下：

在下一個世紀裡，美國領袖必須向民眾闡釋國家利益的觀念，說明在歐洲與亞洲維持勢力均沖，為何符合美國利益。美國需要夥伴以便在世界若干地區維持均勢，而且這些夥伴不能永遠只照道德考量的原則去挑選，美國外交政策同樣需要以清楚界定的國家利益，作為基本指南。

從美國基督教傳教士的道德原則，退卻到勢利均衡的現實主義，說明了四百年來，所謂西方文明的價值普遍性，衹是西方勢力膨脹後自我中心的投射，並非是邏輯論證的結果。相反的，Huntington（1996:51）就指出：

西方贏得世界並非靠思想或價值或宗教勝人一籌，因為其他文明國家因而歸順者少之又少，而是靠其在運用組織暴力上的優勢。西方人經常忘了這個事實，但非西方人無時或忘。

由此可見，這四百年來西方文化的崛起，是靠霸道的「以力服人，非心服也」，這也是牛頓物理學典範支配下的西方文明，以人駕馭自然、開發自然的心態，轉移到對人文世界的控制，其文化潛意識是一種「自我中心幻覺」所表現出來的「褊狹傲慢」，以為西方文明價值具有普遍性，全世界圍繞著它轉，並有一個「不變的東方」。（湯恩比的批評）這種褊狹傲慢反映在學術上就形成了「西方史觀」，完全忽略了「文明的多樣性」。

中國的文明價值，自古以來即具有形而上的「道」的普遍性，與形而下的「經驗多樣性」。這種「一」與「多」的辯證綜合，也衹有到了愛因斯坦物理學典範，才真正理解到她的高明價值所在。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Ilya Prigogine即在其名著《渾沌中的秩序》（Order Out of Chaos ,1984）導論中提及人與自然的重新對話已經開始，人類正創造一個「新的自然」，有別於四百年來西方文化傳統，以人類自我為中心，控制大自然為我所用，進而剝削、宰制亞非暫時落後的群體。Prigogine在該書中引述莊子《天運篇》的一段話如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 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Prigogine（1984:22）對中西文化的會通抱著樂觀的態度，他說：

我們正朝著一種新的綜合前進，朝著一種新的自然主義前進。也許我們最終能夠把西方的傳統（帶著它對實驗和定量表述的強調）與中國傳統（帶著它那自發的、自組織的世界觀）結合起來。

中國文化的潛意識是「天人合一」、「身心一體」、「心物一元」、「自他不二」，這種認識論的假定有別於西方文明流行的「天人分離」、「身心二元」、「心物對立」、「自他有別」的假定。因此，西方文明在這四百年來所發展的社會科學理論，實際上幾乎是他們認識論假定的反映。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兩岸的學者，好像鸚鵡學舌般，不斷複製西方人的觀點，因自卑而未能反思其認識論的限制，成為西方文化學術的殖民地而不自覺。可悲者，一方以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法治的觀點，批判另一方社會主義的觀點，雙方思想鬥爭的結果，反而疏忽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是西方文化的一對孿生子。將近百年來，這種文化思想的論爭，誠如Huntington（1996）所言，都是西方文化價值的內戰。中國人始終未能跳脫這兩方意識形態的糾纏，反而拋棄自家無盡藏，沿門拖缽效貧兒，其根本原因即在於哲學的貧困，無能體會中國傳統那形而上的「道」究竟何意？輕率地詆毀或污蔑。

四、結 論：中國文化的和諧精神與兩岸關係的最終和平解決

中國文化重視和諧精神，乃基於前述認識論的假定，有別於西方認識論的二元對立。現在人類文化發展已走到了一個思想認識論的轉折點，從西方認識論的假定轉向中國認識論的假定，例如知識經濟時代強調「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是企業競爭的關鍵性因素；新物理學超越「時空絕對論」、「唯物論」、「直線思惟」等，都與中國傳統思想的認識論假定相通。在這一思想轉折點上，筆者有信心未來世界學術的發展，將是根據中國文化的認識論假定，發展新的社會科學理論，重新詮釋過去四百年來，西方國家發展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等概念與制度上的意義。在這樣的文化轉折系絡背景下，吾人將以後現代、後冷戰、後結構、後資本主義、後社會主義的文化轉形期觀點，詮釋兩岸和平發展的願景與方法，並舉其要如下列各點：

（一）兩岸關係的遠因，應從四百年來中西文化的盛衰起伏，看到因中國文化一時的衰退而導致鴉片戰爭的失敗，復因對西方文化的盲思而盲動，導致外患與內亂，終於有今日的兩岸分離與冷戰冷和或不統不獨。

（二）中國人應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恢復自信心，有決心有能力超越西方文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價值的內戰。從中國文化思想的認識論假定出發，前瞻未來四百年，發展新的社會科學理論，有效說服西方人的觀點。台灣社會科學的發展，迄今為止始終是西方文化學術的殖民地。衹有中國人發揮潛在的文化創造力，才有能力說服或整合台灣思想價值的混亂、渾沌、與彷徨。

（三）兩岸關係因長期的熱戰與冷戰，使得民族情感斷裂數十年，如果還未能超越西方文明價值的內戰，兩岸和平無望。中國大陸當局必須高瞻遠矚，縱觀五千年中國文化精神的高明價值，中觀四百年來的衰落，近觀現代中國文化崛起的意義，最後橫觀比較人類中、西、印三支文化演進發展的曲折，重新升起文化自信心，轉而發展為民族自信心，最後因此激發民族的文化創造力潛能，以超越西方文化的發展，此其時矣！兩岸的和平發展與國家的統一在這樣的大系絡下，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四）中國大陸當局應勇敢的展現發展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體制的信心和誠意，並有能力根據當前的政治學或政治哲學，提出當前時機因經濟條件與文化條件尚未成熟，不足以立即實施民主體制，因此要重視和平發展的理論創新與政策行銷能力。

（五）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道精神相通，形式有別，實質大同小異，同時更具備宗教精神的功能，在經濟發展到了某一轉折點，精神空虛的問題接踵而至，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期待中國文明第三波浪潮的來臨，自然有能力包容基督教的價值體系與法輪功的低級趣味。推動第三波中國文化的復興與整合運動，此其時矣！

Brzezinski, Zbigniew. 1997.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The Geostrategic Imperative.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Inc.

Kissinger, Henry A. 1994. Diplomacy. 中譯本，林添貴/顧淑馨譯，1998.《大外交》台北：智庫文化公司。◆

Prigogine, Ilya & Isabelle Stengers. 1984. Order Out of Chaos: Man's New Dialogue With Nature. New York, Bantam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