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顏色革命

源自於抗議2010年11月國會選舉不公的示威活動，在歷經18天的事變後，最終讓總統穆巴拉克交出了政權，也使象徵「人民力量」的革命開出美麗的花朵。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埃及先後歷經三位重要的統治者：納瑟（Gamal Abdul Nasser, 1956-1970）、沙達特（Anwar al-Sadat, 1970-1981）以及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 1981-2011），其中以穆巴拉克在位最久，長達30年。

埃及為北非中東地區的大國，擁有悠久的歷史與獨特的文化傳統，以穆巴拉克為首的統治集團，不但對內之政經資源與監控系統掌握的深入而綿密，對外更深獲美國的信賴，成為其在該地區的重要戰略盟友。然而，為何卻因局部性的示威活動、少數人在網站上的呼籲串聯，就能以星星之火而引發成燎原之勢？埃及的「人民革命」真會引發骨牌效應，成為推倒中東或其他地區所謂專制獨裁政權的初試啼聲嗎？若我們能先對近百年來她歷史上的重要發展做點爬梳，或許更能有助於吾人清楚、正確而深入的認識這次革命的真實意義。

文化上反殖民運動的大傳統

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是影響當代埃及與伊斯蘭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其出現的背景是西方勢力入侵並迫使中東阿拉伯身陷困境的時代。但若要追溯這個挑戰回應的源頭，則非「現代埃及之父」穆海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 1769-1849）莫屬。

埃及原為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一省，隨著帝國的衰落與法國的入侵，身為埃及總督的阿里帕夏乃自立為實際的統治者。他不但廢除了由土耳其人實行已數百年的軍政合一體制──馬穆魯克（Mamuluks），並於1805年開啟了阿拉伯世界第一個現代化的改革運動：派留學生赴西方留學、建立一支新式的陸海軍、開辦新式教育、獎勵翻譯、興辦水利灌溉工程、引進棉花的栽種、致力工業與貿易發展，短短數年間創立了一個橫跨非、亞、歐的阿拉伯帝國。英、法兩國寧願支持一個衰弱的奧圖曼土耳其，自然無法坐視這個狀況的發展，最終迫使阿里退出除埃及以外的所有屬地。

在傳統的伊斯蘭文化系統裡，存在著一套完整的以寺院為中心所形成的宗教教育體系，致力於神學信仰、法學義理、典章制度、禮儀習俗及其它領域等的研究、訓詁、詮釋、傳授工作；這個寺院中的教育體系不但是菁英養成的重要基石，也體現在伊斯蘭文化與時俱進的延續性、多樣性與包容性上。位於首都開羅的阿茲哈爾（Al-Azhar） 清真寺大學，正是最好的見證並在宗教、教育、文化與民眾生活上扮演過核心的角色。

阿里帕夏在引進西方教育制度與內容的同時，也將啟蒙運動以來的民族主義、主權國家、代議政治、個人自由等西方觀念傳入埃及，這使得傳統宗教教育的權威性受到了極大的挑戰，也導致此後兩種教育體系長期的分立且並存於埃及社會之中。

一般而言，在面對西方入侵的十九世紀中期，盛行於穆斯林之間的仍是團結在奧圖曼蘇丹領導下的泛伊斯蘭運動。不過，以下三項因素的發展，促使阿拉伯主義與穆斯林兄弟會的興起。首先，奧圖曼蘇丹強行推動土耳其語文政策，欲使之成為行政與教育上的唯一語言，引發阿拉伯人的憤慨。一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更在凱末爾（Mustapha Kemal, 1881-1938）的領導下，於1924年廢除了「哈里發」的繼承製度，朝一條在阿拉伯人眼中視為俗世的現代化道路邁進，自然喪失了統領伊斯蘭世界的發言權。其次，十九世紀初葉，基督教各派如天主教、新教與東正教，隨著法國、美國及俄國勢力的擴張，先後在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埃及等地開辦學校。傳教士們原希望藉由聖經、自由主義、民主政治觀念的布道，使阿拉伯青年皈依基督或接受西方的價值觀。但出人意表的結果是，許多在教會學校就讀的學生，反而因此更加珍惜阿拉伯文化的歷史遺產；甚至以西方的自由政治概念為基礎，塑造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第三，1914年英國宣佈納埃及為保護國；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更為了自身戰略的考量，確保帝國生命線－－蘇伊士運河不會為奧圖曼土耳其所佔有，乃對阿拉伯世界實行了兩手策略。一方面允諾戰後支持其獨立為承諾，與阿拉伯人相約共同對抗土耳其人；另一方面則與法國訂立雙邊密約，劃定戰後兩國各自治理阿拉伯人領土的勢力範圍，爾後更進一步將巴勒斯坦國際化，開放給猶太人殖民，為日後的以、阿衝突埋下根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西方國家對北非中東阿拉伯地區的凌夷攘奪，引發了阿拉伯民族一連串的文化自省復興與伊斯蘭的政治改革運動。

阿拉伯民族主義強調，以阿拉伯文寫的《可蘭經》與伊斯蘭教義是阿拉伯民族重要的文化遺產及歷史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任何人只要說阿拉伯語並加入一個阿拉伯國家，都可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一份子。換句話說，阿拉伯民族主義包容所有阿拉伯國家居民，無關乎你是基督教徒、什葉派 或遜尼派，故而又有泛阿拉伯主義之稱；其終極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推動阿拉伯社會的復興，向新時代的文明頂峰前進。

1928年穆斯林兄弟會出現，是伊斯蘭教的改革者，是面對西方文化與政治強力壓迫下的另一產物。該會「以回歸穆罕穆德與其追隨者所實行的伊斯蘭習俗與體制、以《可蘭經》的教義作為行事準則」號召團結人民；並進而自宗教的本體論與認識論上重新追索一條屬於伊斯蘭教的道路。因此，就信仰內涵與教派而言，實與興起於1940年代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或稱伊斯蘭基本教義相近，而就實質運作的發展來看，穆斯林兄弟會則更貼近伊斯蘭主義（Islamism）的政治改革運動，埃及兄弟會的活動即是如此，兩者的發展實為伊斯蘭復興運動一體之二面。穆斯林兄弟會以伊斯蘭教的唯一真傳自期，並視自己為遜尼派教義的真正傳人。該會認為既然「哈里發」的繼承製度已然廢棄，就該由他們將信徒團結起來，重建一個理想的穆斯林社會（Umma）。兄弟會建立了大量的互助組織和教育機構，致力於濟貧、救難、醫療等政府無法照顧到的社會工作，在1950年代初期曾發展到200萬會員，分會遍及敘利亞、約旦、蘇丹與埃及各地。會員多來自社會的中產階級和中下階級，兄弟會在埃及擁有綿密的組織，深入軍中且遍佈各個城鎮。

兄弟會主張：穆斯林對內應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對外堅定不移的與侵略者對抗；並號召信徒依照教旨進行穆斯林的聖戰（Jihad）。自信仰與行動、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角度，可從兩個方面來理解所謂「為神而進行的神聖戰爭」的意義。在力行的先後順序上：一、先淨化自己內在心靈，二、再渡化週遭的人，三、一旦受到威脅就必須勇敢的起而反抗伊斯蘭的敵人。就戰爭的對象而言，第一包括了屬於同一集體內的自己與他人，同時這個個體從事聖戰的前提，須要有一個思想澄明與心靈淨化的過程；以及最後屬於侵略者的敵人（個人或集體）。在伊斯蘭歷史上聖戰意指對異端的戰爭，也就是對不同信仰者的戰爭，時至今日其涵意似乎有了不盡相同的轉化。

近代埃及的改革運動

一如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區，埃及總是在兩種力量與類型中擺盪拉扯。第一類擺盪是以伊斯蘭法、宗教信仰、集體主義為核心精神與價值的文化復興與回歸傳統運動，對抗的則是受西方文明影響下的自由主義、代議政治、個人主義的力量，一般而言後者並沒有明顯的佔上風。1928年，在阿賽德‧札格魯勒的領導下，組成了一個以西方代議政治為訴求並與當時部分的民族主義者相結合的華夫脫黨，欲團結穆斯林與埃及的基督徒反抗英國的殖民，卻為時不久即銷聲匿跡，其力量旋被同時崛起的兄弟會所吸收。

這說明在現代化的過程裡，信守堅持伊斯蘭信仰律法與追求俗世化西方價值的兩股力量，相互對峙拉扯之際，伊斯蘭世界的菁英或以固守體制與研究經典出發，藉以彰顯傳統文化的永恆價值，或投身體制內的改革、從事社會救濟與福利事業，宣傳信仰、從事政治運動，最激進者則進行弱者的反抗－－「恐怖活動」。

這些努力使伊斯蘭文化無形中避開因否定傳統可能導致思想真空危機，確實有助於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在極端悲苦的環境中，仍然保有昂揚的鬥志。

第二類則是伊斯蘭教運動，始終在結合政治以尋求改革之機和脫離政治以遂其反對暴力之旨間彷徨擺盪，而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阿衝突更趨尖銳、美國勢力介入北非阿拉伯地區後，這種擺盪尤其明顯，同時也有進入一新歷史階段的質變跡象。

美國與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在出任總統後的1956年，納瑟推動將蘇伊士運河公司國有化政策，此舉象徵對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挑戰，不但為他贏得了自認深受西方傷害與羞辱的埃及人民的支持，也使他獲得了廣大阿拉伯世界的尊敬。

納瑟的出身經歷與前伊拉克總統海珊極為相似，熱愛國家並且也是一位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在他主政期間正逢冷戰時期，美國已取代英、法兩國成為北非中東地區的新霸權，為防止蘇聯勢力的擴張，極力拉攏該地區的國家。不過，由於美國在經濟援助與外交策略上支持以色列的復國政策，致使阿拉伯國家不願與美國結盟。納瑟除拒絕美國給予的優惠貸款外，更轉而與蘇聯進行軍火貿易；他雖採取親蘇的外交政策，但也推動「積極中立主義」，與阿拉伯國家共組一個「不結盟國家組織」，欲在美、蘇兩強之間建立一個第三勢力。此外，他又先後因興建阿斯萬大水壩、封鎖阿卡巴灣等事件，而參與了多次的中東戰爭，美國對他極為不滿是可以想像的。

1970年9月納瑟因心臟病猝逝，副總統沙達特被推選為繼承人；他在位期間的施政是使埃及由親蘇轉為親美的重要轉折點。1972年，沙達特驅離了蘇聯顧問與技術人員，並表達了願與美國修好之意；自此，美國開始對埃及提供軍事援助。

1977年11月，正當以阿和平會議進展緩慢之際，他則在埃及的國民大會上演講，公開表示願意訪問耶路撒冷，願與以色列總理比金商談「中東和平架構」。1978年9月5日，在美國總統卡特的居中協調下，邀請埃、以領袖共同於大衛營舉行高峰會議，並達成了所謂的「大衛營協定」。1979年簽訂以、埃合約；以色列最終同意將西奈半島交還埃及，並撤除其上的駐軍與屯墾區。

沙達特的舉措可謂震驚了整個阿拉伯世界，並引來多方的譴責與制裁，沙烏地阿拉伯甚至斷絕了對他的經濟援助；約旦、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及巴解組織等，也都拒絕參與「中東和平架構」。1981年，沙達特於閱兵之際為原教旨主義派的士兵射殺，穆巴拉克即位後承繼了「親美、和以」的政策；此後，埃及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孤鳥，但也因此對美國的依賴就愈深。

納瑟執政時期實行社會主義國有化的經濟政策，在1961年所制定的《七月法》裡，所有的製造業、金融機構、公共設施都是國營，個人所能擁有的土地也以100英畝為限；沙達特即位後逐漸朝有限度的自由經濟開放。但歷經多次的以、阿戰爭，埃及的經濟幾近破產，這也是沙達特要以和談換取領土的另一個原因；況且，自1979年以、埃合約簽訂後，透過國際開發銀行與世界銀行，美國每年都向埃及提供13億美金的援助。即使如此，卻還是無法挽救埃及快速衰敗的經濟。資料顯示，在穆巴拉克即位之初的1980-1986年間，埃及累積逾期未還外債有43億美金，而即將到期者更高達55億美金，相當於當時國家總收入的53%；高居非洲中東國家之首。

自1991年起，埃及政府開始推動以鼓勵出口為導向的產業策略，建立了七個經濟特區，並向投資者提供諸如降低關稅等的優惠措施；1996年更以出售、租賃、經營或BOT等方式，開放企業或工程以吸引外資。另一方面，則積極推動國營企業的民營化； 2003年，在全國313家的國營公司中，已有133家成功的轉化成民營機構，佔全部的42%。

據2006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會出版的《世界經濟展望》，自2001至2005年的5年間，埃及國民生產毛額由3.5%增加到5%，2010年維持在5%，預計2011年還有6%，經濟表現堪稱中東的表率。但引發革命的癥結究竟在哪裡？

1990年代正是經濟全球化最火熱時期，在這個大背景下，埃及開始進一步調整經濟結構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995年與歐盟簽訂《地中海聯繫協定》，為建立自由貿易區鋪路。世貿組織要求各成員國，必須推動如債券、金融、保險等業務的市場自由化，以利資本的自由進出。金融市場存在的關鍵在於能確保經濟的持續發展、吸引外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在地人的生活水準，然而，由於受到波灣戰爭、對外國的競爭力與投資力薄弱等因素影響，2000年整個中東地區的貿易只約占世界比重的2.6%，僅3家金融機構的資產超過20億美金。

埃及的資本金融市場原就在初起階段，各種制度的建立不夠健全，開辦企業的限額要求過高，長期融資的難以取得。以國家經貿發展的主力中小企業為例，其生產總值約占GDP的80%，但政府卻無有融資貸款措施。在全球化兼併的浪潮裡，中小規模的企業如何與財力雄厚的跨國集團競爭？埃及每年有70萬人加入勞動市場，中小企業則是他們唯一的出路，資金調度困難的結果，企業規模無法拓展，當然也無法吸收多餘勞動力，衍生嚴重的失業問題；革命前夕官方公佈的失業率達10%左右，其中25歲以下失業者更高達5成。埃及是一個仰賴進口的大國，舉凡工業原料、民生必需品、消費性產品等皆須進口，故而造成嚴重的貿易逆差，資料顯示，1996-1999的三年間，貿易赤字高達100億美金。近幾年政府為了解決國內市場流動資金不足困境，曾大量挹注美元至資本市場，2000年曾一度造成政府平均每月虧損近五億美金外匯存底的狀況；而國外炒家則利用資金流通緊縮的機會，除了炒作匯市外，也迫使業者或出口商低價售出產品，無形中更擴大了埃及的貿易赤字。

國際金融研究所今年2月初估計，埃及於本會計年度的預算赤字已佔其GDP的9.5%，較上個年度高1.4%。推動經濟自由化20年的結果，國營公司則因技術落後、貪污腐化等因素債台高築，民營化公司則為權貴與少數利益集團壟斷，加速了特權與財富的高度集中，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以美國為首的全球金融風暴爆發，隨之而來的糧食危機是推倒穆巴拉克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美國為挽救自身狂瀉的經濟頹勢，悍然採取「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投入資本市場六千億美金，等於要全世界替美國分擔債務。這筆數量龐大的熱錢造成埃及高達10%的通貨膨脹率，糧價當然跟著上漲。

埃及本就是一個經濟結構脆弱的窮國，40%的人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埃及也是一個小麥仰賴進口的大國，小麥價格若上漲50%，其進口增加的成本就相當1%的GDP或20%的外匯存底。因此，早就被世界銀行列為危險國家。偏偏2010年氣候暖化，烏克蘭乾旱、澳洲水患、巴西則遭逢大火，重創糧食產地。飆漲的糧食價格迫使約旦、葉門、敘利亞、埃及等國不得不實行補貼政策。埃及革命前夕，糧價漲幅接近20%。通膨不但抵銷了虛有其表的經濟成長數據，物價飛漲、貧富差距擴大與失業人數不斷增加，這已不只是經濟數字而是嚴重的社會問題，終致成為引爆民怨與大規模示威的導火線。

如何看待埃及這次的「革命」？

以群眾為首的人民力量，無可否認是這次埃及革命成功的主要因素。不過，這次的革命只是面對穆巴拉克極權、貪腐、暴虐與無望統治下一次群眾不滿情緒的大發洩，隨著穆氏下台那見證歷史一刻的激情也就會猶如大海中的一朵浪花、長期黑暗裡的一點曙光，瞬間消逝無蹤？抑或一個具有長期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侵略歷史的國家如埃及者，再一次展現出了蓄積已久的文化生命力，正朝向著一個由下而上的文化范型形塑？

這是一個「顏色革命」嗎？長期以來以穆巴拉克為首的統治集團，利用線民、警察、特務系統、軍隊監控整個國家，使埃及成為一個人民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他縱容親信貪污，自己也貪瀆高達400億美元，這些美國難道會不知道嗎。只因他始終如一的堅守「親美、和以」政策，不但獲得美國每年15億美元的軍經援助，也成為美國堅定支持的盟友。

這次埃及革命與過去東歐、中亞地區某些肯定資本主義並親西方的革命，性質上最不同之處，一在參與者全面來自青年學生、工人、中產階級、激進主義、穆斯林兄弟會等各社會層面，二在它是源發自人民自主、自動、自省的反抗力量。不同的人共同反對軍隊與警察的獨裁與監控統治，也痛恨屈服於美國的霸權之下。要不是因為穆氏最後頻臨失控使情勢逆轉，歐巴馬也就不會發表宣稱「埃及的未來應由埃及人民決定」的聲明。因此，若論者不深究埃及革命的特殊性，而僅以杭亭頓（Samule P. Huntington）「民主化浪潮」的觀點解釋，並視之為第四波民主革命的先聲，繼而認為所有中東與非西方式民主政體的國家，都將會也該陸續步其後塵進行民主進程的話，那就無異井底之蛙了！

革命能建立一個「民主」制度嗎？在埃及與伊斯蘭的政治文化傳統中，無論是「阿里發」或「馬穆魯克」制度，領導人的產生不脫指定、推派、繼承或遴選等方式。二戰以後因應戰亂、反帝鬥爭與各式各樣的政治運動，中東地區的領袖幾乎都是軍事強人；實行的也都是權力集中的專制政體。民主制度若僅指建立民選機制，意義不大；美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其中一項就是他沒文化包袱，建立個民主制度猶如剪裁一塊新布，構思得當即可，沒啥阻力。但對有傳統文化的埃及而言，如何將集體主義式的信仰忠誠轉化成個體主義的權利義務觀念，恐怕就不是一兩代人可以完成的。換句話說，即使真要引進西方民主制度，也是一項艱鉅的文化融合與再造工程，更是一個舊文化與體制朝向現代轉化的漫長過程。豈能天真對待？

穆斯林兄弟會的角色為何？

埃及能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嗎？關鍵在軍隊！形式上埃及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毫無疑義。終於在「阿拉伯世界算是個咖了」這個標題，傳神的表達了埃及人重生的想法：擺脫美國人的控制，讓阿拉伯世界的兄弟們瞧得起。但是長期以來軍隊與特務系統，始終是統治埃及的主要力量。因此，能否真正求得獨立自主、走上一條民族文化的復興道路，其關鍵也正在這兩股力量。若已全然為美國所透，那麼換個領袖的意義其實不大。而角色曖昧的穆斯林兄弟會，或許是變局下的決定性力量！把穆斯林兄弟會視為激進勢力的代表，是時下媒體的普遍看法，美國甚至害怕他們日後會掌握政權，升高中東地區或伊斯蘭世界對西方的衝突。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則持不同看法：「由於穆斯林兄弟會實際掌握了埃及教育、司法及傳播之權，而認為他們『早與政權和謀』；另一方面，該會最大的危險正是還保有濃厚的宗教意識型態，並具有強烈的反社會傾向。」做為一個深受西方學術洗禮的阿拉伯知識份子，阿明的論述不但反射出西方方法論的特性，也反證一個事實：以宗教信仰、集體主義為核心精神與價值的文化力量，仍然根深柢固的存在於當代埃及社會中。長期而持續的耕耘與社會工作，穆斯林兄弟會在教師、律師、醫生甚至窮人等中產階級與下層民眾間，都擁有極大的號召力與動員力。還是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艾倫‧勒斯特說得好：「美國如果真要推動埃及的民主化，就該與穆斯林兄弟會合作，不應只為美國的利益與穩定而排斥之。」

二十世紀以來，伊斯蘭改革運動的興衰是最具國際影響的運動之一。歷代先賢始終對自己的文化不離不棄，秉持著「世界的改革始於足下」的信念，堅信可自傳統中吸取教益以實踐社會正義的強大使命感，投身於不同階段的政治運動中。他們將個人精神的信仰，轉化成為伊斯蘭奉獻真誠的行動，我們則少有真正的瞭解與同情，甚至在美國媒體的影響之下，往往以極端主義或恐怖主義一詞概括之。

事實上，無論是穆斯林兄弟會或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中，屬於激進極端分子的個人都是少數。巴勒斯坦問題、以阿衝突與歐、美國家一味支持以色列的中東政策，才是醞釀極端主義出現的溫床。就以哈瑪斯為例，這個源於穆斯林兄弟會的組織，內中成員也不全都是強硬派，他們將組織內預算的半數，用於孤兒院、醫院、學校，以從事福利、社會及教育活動；隨著巴勒斯坦問題的惡化，1990年代末期才導致了具極端主義傾向的「卡薩姆」支派的出現。

極端派的作法固然有時招致更大的報復，如美國慣用的經濟封鎖或以色列轟炸巴勒斯坦難民營，反而為百姓帶來更大苦難，但極端派引發的恐怖活動今天已成西方夢魘，熟令致之？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中東政策，難道不是極端派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