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馬總統的兩岸政策論述

一、前言：

對兩岸和平關心的人大概都對過去近三年的兩岸關係的變化，感到欣慰。但是也會有難以言喻的憂慮，這種憂慮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馬總統的兩岸關係的方向不明確；二是「五都」選後，民進黨在兩岸政策上一下成立智庫，一下加強與大陸接觸，一下要提出兩岸政策的方向，這就使大家想到一個老問題，即是馬總統的兩岸政策的論述何在？如今離開明年的大選只剩一年，屆時兩岸政策必然是選戰的主軸，如果馬總統依然沒有覺悟，屆時就可能是有論述的民進黨；對無論述的國民黨，則國民黨也就失了號召群眾的力台。

二、現行兩岸政策之論述缺陷

政策論述一般包含四大部份：即解釋現狀、揭示目標、實踐方法與動員口號。所謂解釋現狀包括對現狀的批判和理解，所謂揭示目標是指應然的方向，有了明確的方向就應該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和可以打動人心的口號，才能構成可攻可守的政策論述。

以此導入現行的兩岸關係中，我們發現：

解釋現狀：馬總統的兩岸政策是建立在他所看到的現狀，那就是兩岸的現狀：是講統台灣不願意，大陸也無准傋，所以不可能立即「統」；講獨（台灣與大陸完成從事實到法理的分裂）既不現實，也不可能實現，所以台灣就不可能實現法理的「獨」；同時兩岸關係又是在大陸、台灣和國際三個因素僵持和角力的情況下，所以任何一方也不可能真正用「武」；此一現象是任何都看到的。但是兩岸關係的本質是從過去政權的仇恨關係，已經蛻變為社會的敵對關係，雙方的心理層面、社會層面，充滿敵意蔑視和防範，但又無可奈何地面對歷史和現實的糾葛；這才是兩岸關係表面得以維持「三不」的本質，也因此兩岸對「三不」才有疑慮。

同時我們也發現在兩岸關係之外的美國是最支持「三不」，不但是因為「三不」是完全符合美國現階段區域政策的利益，所以美方會比較支持現行的兩岸關係的發展；對台獨人士而言，也是可以「三得其二」～不統、不武；對北京當局而言，只是「三得其一」～不獨；就短期而言，北京當局是可以因「反獨」任務的優先性而得到緩和，一旦反獨急迫性解除，則北京將從文化、社會領域深化「反獨」的效果，此時將面臨兩個社會某些核心價值的對立；

不過「三不」在陳水扁下台初期，確實具解釋了兩岸關係的表象作用，所以「三不」在過去的兩年半就發揮安定各方的效果，然而也因為「三不」只是對兩岸關係表象的描述，沒有批判其深層的原因，故而「三不」作為兩岸關係現狀的解釋，所能支撐的政策，特別是馬總統的交流、協商政策的效果也就有限，換言之，一個對現狀的消極解釋只能過渡亂局無支持積極交往的作為。

揭示目標：從邏輯上說，如果對現狀作出解釋不作批判，是很難訂定新的目標，而沒有新的目標，也就無法號召廣大的民眾，齊聚社會力量共同奮鬥。馬總統在兩岸關係中不可能沒有目標，顯然馬總統在兩岸關係中的目標，不是所有台灣民眾的目標，在種種因素的掣肘和考量下，馬總統只能隱藏自己的目標但作為民選的總統，當然也不可能把少數人的目標當成自己的目標，任何一項政策沒有目標的設定，將無法突顯出「主體性」的存在，近十年以來，台灣在「主體性」議題上的認同，已經越來越突出，只是在建構突出台灣「主體性」的途徑是反中國，而且是越來越單一化的途徑，甚至極端到不「反中」就不可能有「主體性」，而馬總統的兩岸政策就是看不出目標的政策。其結果縱使現行的兩岸政策是有現實利益的，仍能引起反對者疑惑和憂慮。其實馬總統有必要清晰地點出兩岸政策的戰略目標，提供台灣非反中的主體性建構的可能途徑，反而更有利於突顯民粹主義的虛無，更有利於號召和團結同志。

如果從北京的角度再深入一些思考的話，我們可以發現馬總統的「三不」，是可以勉強認為是和北京的「和平發展」的階段性對台政策的目的相符，但是站在北京當局的立場，只有清楚明白台灣的兩岸政策的目標，才有可能放手合作，反之「三不」中有了「不統」，中共必然更不會輕易承諾「不武」，結果馬總統想要為台灣帶來的「安全、繁榮、尊嚴」目標，除了「繁榮」之外，其他的目標，顯得困難重重，挫折不斷。

實踐方法：一般而言，實踐方法，必然是依據現實的狀況和為政者希望達成的目標，才能釐定最有效的實踐方法，在馬總統的「三不」政策中，初步來看「不統、不獨」只要台灣不作為就可以完成；但是「不武」則是對北京當局的要求，因此，我們可以說：馬總統上任以來推動的兩岸交流、協商、交往政策，就是為了兩岸「不武」。但如果我們依此推論，則兩岸關係離開「不武」目標，其實還有距離，由於北京當局對馬總統的兩岸政策的目標不明，所以北京自2009年起曾經嘗試推動兩岸之間的政治談判，設法以兩岸條約的形式，來保證兩岸長期的和平穩定。依常理而論，馬總統的兩岸政策是立足在「九二共識、憲法構架、台灣優先」等基礎之上，則兩岸的政治談判和經貿談判並沒有所謂的「先後」問題，然而當「三不」政策被理解（或者被誤解）為「政治不統、經貿不獨、安全不武」之後，任何的政治談判就自然而然被視為趨統，這就違背了「三不」的保證，當然馬政府就不能不卻步不前；事實上，談判的方式、種類、層級、結果，恐怕有幾百上千種的組合，然而在台灣民粹主義的操縱下，台灣反而是自失籌碼。更有甚者，如果說當前的兩岸交流、協商、交往政策不能引導出「不武」的政治談判，則交流、協商、交往政策極有可能在雙方民眾的仇視、蔑視的心理下，敵意越來越深、誤解越來越大，最終導至作為與目標的背離，那就事與願違了。

動員口號：口號，要求語句簡練、明確、生動、形象，直指政策的核心，在中文的系統中，還講就押韻，以便於記憶，這樣才更能有鼓動性、感染力。同時執政者的口號應避免使用否定式，必須是肯定詞彙，必須為群眾所理解，與其利益緊密關聯。透過這些條件，我們可以肯定政策口號訂定的好，是可以改變民意，化被動為主動，例如兩岸經貿架構協議，從CEPA轉為ECFA在內容上差異不大，但在口號效果上就完全不同。可見政府認為正確的，對台灣有利的事，最應該提出有意義、動人、響亮的口號來動員群眾，擴大支持，口號提得好不好，到不到位，得不得人心，只要看大眾傳媒是否捧場，市井百姓是否傳頌，就可以驗證其效果。客觀而言，「三不」就不應該成為兩岸政策的口號。

三、馬政府強化論述的急迫感和症兆：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馬政府現有的「三不」政策，是無法引導出一個和平、穩定、正常的兩岸關係，面對2012年大選，現行政策已經捉襟見肘了；特別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五都選舉」後宣佈，要成立智庫，整合黨內意見，提出十年政綱的「中國政策」，以強化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論述，並提升與中國直接交往的能量。蔡英文還說，台灣需要與中國有一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趙琬儀，民進黨願與大陸直接交流，2010-12-01，http://www.my-formosa.com/?FID=88&CID=9085&category=87）足見民進黨在台灣的五都選後，對於2012年的大選，已經開始積極的政策部署，尤其是以往民進黨比較不成功的兩岸政策部份，我們可以合理的設想未來民進黨的十年政綱的「中國政策」，在一個中國的問題上，可能是從中華民國（台灣）憲法上，（對民進黨而言，在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已經是這麼做）尋找模糊表述的方式，做為該黨與北京直接交往的基礎；如果此一基礎是共、民兩黨均有自我解釋的空間，則共、民兩黨有可能逐步開啟交流之門，民進黨將兩岸關係上，呼籲以「國際慣例」進行兩岸政治接觸、政治對話、政治談判，（劉世忠，民進黨「中國政策」論述的一項建議， http://www.braintrust.tw/article1.php?article_id=6362010 / 12 / 21）至於兩岸經貿和文教的交流，將更強調台灣優先，台灣主體性。雖然這些都不是現實地利益，而是務虛的作為。但是只要民進黨在這一方面作出調整，而又能獲得各方的回應，都可能洗刷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中的負面角色。在此情況下，朝、野兩黨，如果在2012年選舉時，一個政黨有了新的兩岸關係論述，另一個政黨仍然是制式的宣傳，則不論選舉的結果為何，在政策論述的層面已經屈居下風了。

除了民進黨自身的積極之外，中共也站在北京利益，自然在兩岸關係、在台灣問題上都不願意被國民黨一黨所綁架，如果民進黨有所調整，自然符合北京的戰略需要，（北京已多次對民進黨有所呼籲、喊話，最正式的就是俗稱的「胡六點」，見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31/content105864951.htm，2008年12月31日）一旦雙方找到突破口，則維持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國民黨也就不是北京唯一的「對手」。

從華盛頓的立場來看，只要民進黨不把兩岸形勢搞到衝突、對峙、戰爭的邊緣，則一個有反中，而完全親美的民進黨能與北京打交道，應該會使華盛頓更加放心。

面對上述的形勢，馬總統必須建立完整而系統的兩岸政策新論述，才能在未來的兩岸關係上突出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之區隔，才能讓台灣人民認同並且選擇馬總統在兩岸關係中的政策安排，也才能使北京感受到國民黨，在未來兩岸關係中的不可或缺性，也才能使相關的國家發現國民黨在兩岸關係的新價值；政策論述的建構不論因應2012年選舉考量，或是擘劃兩岸關係長遠的未來，不論對台灣民眾，不論對台海穩定或是對國際社會；都已經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因為任何論述的提出都會經歷不斷的論證、宣傳或是教育，才能發酵、深根，深入群眾。

（二）若干變化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留心馬總統的相關發言，似乎可以覺察到若干變化，我們回顧馬總就職以來，在重大慶典上有關兩岸的發言發現：

第一、提到「中華民族」，強調兩岸同一民族的說法，比以往大大增加，當然這只是普通的常識，但在以往長期扭曲的社會化效應下，兩岸同一民族的說法，不但在台灣會會逐漸消失，而且成為負面之詞，成為不愛台灣的說法，青青學子，受其影響，至為深遠。馬總統曾在就職演講中，首次提出，不過其後的文告中，除2009年「八八水災」大陸方面慷慨捐輸，馬總統在當年的國慶講話中，表示感謝之外，其後都沒有再說，而自2010年元旦迄今（2011-02-15）五次講演，四次提及。

第二、強調中華文化的價值，高度重視兩岸的文化交流：在以往的講演中，比較強調兩岸的經貿交流，兩會協商及其成果，而自2010年迄今幾乎每次的講演，都會提及中華文化，倡議兩岸應在文化層面，深度交流，而且「希望在國際社會也能擴大合作」（2010-10-10，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89165&ctNode=5628&mp=1，馬總統伉儷出席「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99年國慶大會」）進而期待「透過深度交流，在中華文化智慧的導引下，找出解決爭端的方法，……相信兩岸的未來曙光已現、前途無量」（馬總統出席「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週年會慶茶會」，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92762&ctNode=5628&mp=1，2011-01-28）這也是在台灣過二十年大力反中的氛圍下，所無法聽的聲音。以至在民國百年元旦的致詞中，馬總統期許「中華民國要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更是令人振奮。

第三、開始重新關懷中國大陸的發展：從中華民國憲法來看，現階段中華民國的「兩岸政策」應該是服從和服務於中華民國的「大陸政策」。因為中華民國不主張「一國兩制」，所以在法理上中華民國政府讓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的人民共享相似生活方式，這是中華民國政府的責任，以往達到目標的方法是「解救大陸同胞」，現在的差距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因此關懷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便是中華民國在憲法要求下，處理兩岸關係的必然作為，也是中華民國終止動員戡亂的合法性基礎。馬總統在其就職演講中，就表示「我們真誠關心大陸十三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的長遠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同注20080520）最近他在相關的講詞中，再次提及「對台灣價值與制度充滿信心，在與大陸交往過程中，樂於分享我們的價值觀與生活經驗，讓自由、民主成為台灣人昂首闊步的精神標誌。他說「我們希望有一天，所有炎黃子孫都能和台灣人民一樣，享有自由、民主與法治的多元生活方式。」（同注20110101）這就是說馬政府的兩岸關係是以「關懷中國大陸的發展」為導向，而非為交流而交流，其實這一部份也說明了國民黨的兩岸政策，與民進黨兩岸政策的本質差別。

第四、進一步回歸中華民國憲法的本體：馬總統在今（2011）年的新春茶話會中，要求「各部會首長，在公開場合談論兩岸關係或相關政策時，……應稱「對岸」或是「大陸」用字，避免提到中國，如外交部及其他政府單位公文也應比照辦理」，馬總統強調根據憲法精神對中共統治大陸「不承認其主權、不否認其治權」，這樣的「政治論述」，更應該要有「法律基礎」。（http://www.greatroc.org/bbs/redirect.php?tid=4819&goto=lastpost&sid=ijx3Wp，總統下令官員禁稱中共為「中國」，中國時報，鄭閔聲、仇佩芬，2011-2-8）馬總統的說法，在短時期內，在台灣社會可能沒有太大的影響力，但長期時間而言，對教育官方機構的公務人員正視而且回歸憲法的精神和法理，以便名正言順地處理兩岸關係，顯然大有助益。然而馬總統提出「大陸」的稱謂，只有助於我方的政治立場的「法律基礎」，並無法解決兩岸關係的相互定位，尤其是無法要求對方「尊重」中華民國，否則無疑是要對方違背他們的「一中」憲法，所以在如何以「不否認其治權」的情況下，又能不違反「一中」原則，才是真正的考驗。

四、結語：

個人贊同馬總統的變化，假如這些變化是為了兩岸關係的長久未來，為了提出新的論述，所作的準備。則我們相信馬總統未來的兩岸政策論述是以大陸政策為指向的兩岸政策論述，是明的揭示兩岸終極目標的兩岸政策論述，是明確區隔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論述，是可以重新凝聚七、八百萬台灣選民的兩岸政策論述，是可以讓各方放心的兩岸政策論述我們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