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兩岸政策的三元困境

「三元困境（trilemma）」是亞洲金融危機後逐漸出現在金融學的一個專用名詞，這一名詞最早出現於1998年由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莫瑞斯．奧博斯特弗爾德（Mauris Obstfeld）和艾倫．泰勒（Alan Taylor）在合著的一本書中提出「開放經濟的三元困境（open-economy trilemma）」，即一個國家無法在實行優先考慮國內目標的貨幣政策的情況下還能同時維持固定匯率和開放的資本市場。簡單地說，它指的是一國政府只能在「固定匯率、有效的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三者間選擇其二。

本文借用這一術語，意指美國當局的兩岸政策同樣陷入了某種狀態的「三元困境」。如果美國政府的最高決策者不能走出這一美國特色的「三元困境」的話，那麼，美國政府的兩岸政策將始終處於一種自相矛盾的狀態中，中美關係也將始終處於「不好不壞，亦好亦壞，時好時壞，好好壞壞」的狀態中，而隨著兩岸關係持續的和平發展，最終受損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美國自己。

總體來說，美國當局的兩岸政策正處於如下的「三元困境」中：糾結的美國政府，強勢的美國國會和保守的美國智庫。以下各簡述之。

糾結的美國政府

置美國政府於糾結狀態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國政府長期來在兩岸政策上的兩面性。這一兩面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美國全球戰略的考量以及「令美國擔心」的中國持續發展的經濟實力及其在全球扮演的角色。2008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出台的《2025年前全球發展趨勢》的文件中認為，截至2025年，世界舞台將出現「一系列」的重要行為體，美國將依然是其中「實力最強大的一個」，美國的軍事實力仍將是「壓倒一切的優勢」，但美國的「行動自由度」將受到下列因素的限制：1）其他國家的科技發展；2）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非常規戰爭手段；3）遠程精確打擊武器的擴散；以及4）網絡戰爭的持續升級。美國仍將是中東和亞洲迫切需要的「區域平衡器」；在全球的反恐戰爭中，美國的軍事實力仍然是舉足輕重的力量；在有關解決氣候變化等「新安全」問題上，美國仍將處於「一言九鼎」的領導地位；〔註：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p.xi 2008年11月。www.dni.gov/NIC2025project.html〕。

但，美國方面同時認為，不可避免的是，美國將面臨中國、俄羅斯、印度這三個「崛起的大國的挑戰」，「在這三個大國中，對美國來說，中國的挑戰是最難對付的」。從美國一系列廣泛的利益來說——從對朝鮮的管理到大量廉價的消費品，「中國已經是太重要了」；「中國持續發展的經濟實力及其在全球扮演的角色令美國擔心，中國的經濟發展意味著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的加速，而這不但將影響到台灣的安全，還勢必影響到亞太地區的均勢」；「中國的外交還在向拉丁美洲和非洲深入發展」；「美國人還擔心在中國廉價勞動力生產的商品和在低於市場匯率的條件下獲得貸款的中國國有企業的競爭下，美國的公司和工人將出局」，等等。 〔註： Joseph MxMillan, Eugene B. Rumer，Phillip C. Saunders：Engaging Other Major Powers，2008年〕

其次，美國外交公信力的貶值以及美國實用主義外交政策的機會主義選擇。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外交公信力的貶值始於上世紀40年代中國局勢發生變化之時，是時，美國已開始醞釀修改對台政策，開始有計劃地放棄在開羅會議上曾支持的將台灣等領土歸還中國的立場，圖謀將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1948年11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李梅上將致函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指出：「美國無論如何宜用一切外交及經濟手段，使其長期屬於對美友好之政權」。可見，美國主張台灣歸還中國，是以中國留在美國勢力範圍內為前提的，一旦這個大前提發生變化，美國的對台政策也將隨之發生變化，即使背棄它所參加的國際協議也在所不惜。這就導致了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聲明中正式提出了「台灣地位未定論」，聲稱，「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須等到太平洋安全恢復之後，由對日和約或由聯合國決定」。之後，導致即便在上世紀70年代美中關係正常化後，出於戰略、軍事、經濟以及意識型態等方面的考量，美國歷屆政府在兩岸問題上始終是立場曖昧、態度曖昧，即便在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美國當局依然如此，特別是對中美之間簽署的「三個公報」的實用主義態度，這已經給美國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例如，1）用美國國內法來牽制中美之間的「三個公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美國國會的《與台灣關係法》；2）根本無視中美之間的「817公報」，實際上，美國方面已經用所謂的「六點保證」取代了具有法律地位的中美「817公報」，30年來，美國對台軍售是變本加厲；3）在2009年11月歐巴馬訪問大陸並簽署了「兩國相互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的中美聯合聲明之後，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跑到台灣說什麼這「完全針對西藏及新疆問題，絕非涵蓋台灣」，稱美國對台軍售只是「時間問題」而已，仍在 「認知」（acknowledge）上大玩文字遊戲，等等，美國當局的這一系列做法以及其代表人物的這些言論完全無視中美之間「三個公報」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這就使人不得不懷疑美國當局究竟視國家公信力為何物？

當一個國家的外交公信力受到質疑時，或者說當一個國家無視自身外交公信力而造成外交困境時，各種揭密和內幕傳聞就應運而生，日前維基揭密暴露出來的言論就是佐證了美國實用主義外交政策中機會主義色彩。維基揭密披露了大量有關島內政情和美台之間的材料，且不說這些材料的真偽程度，就以美國駐外官員以這一手法搜羅材料而言，可以認為，這恰恰說明美國當局一是對正常的外事交流缺乏自信，二是對交流對象的嚴重不信任，第三，正是自信的缺乏和他信的不足，導致美國官員只能借助流言蜚語或片言隻語來為美國當局的外交決策提供諮詢，而據此手法產生的官方決策只能是充滿了機會主義的色彩，不言而喻，其負面的作用和影響只會對美國當局的外交公信力造成更大的損害。而且維基揭密還帶來了相當不利於美國的政治影響，首先，維基揭密是無意為之還是有意為之？其次，維基揭密的時間與台灣大選正好同步，揭密的內容不但涉及藍綠之間的矛盾，更涉及藍營的內部矛盾，以及對藍營政治人物的評估，聯想到不久前美國一些政要通過媒體或演講對馬政府團隊的指責，人們自然要問，這背後究竟是怎麼回事？維基揭密究竟是在傳遞什麼信息？誰又是這些信息背後的操縱者呢？第三，馬政府這三年來堅持「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取得歷史性的進展，美國政要在公開場合是沒有不對這一進展讚美有加的，但突然間，人們似乎看到了《鏡花緣》中「兩面國」人物的背後那張臉，這就不得不使人產生很大的疑問，到底是「維基」在揭密呢，還是某種勢力通過「維基」來揭密？在「關鍵的時段，對關鍵性人物，就關鍵性事件」來了個頗為關鍵的「揭密」，且不論「揭密」的目的，僅表像而言，就令人遐想聯翩，而這一系列問題的深層次背景更值得人們思索。

第三，被捆綁在「美利堅軍工聯合體戰車」上的美國「帝國」的行政部門，利益集團的唯利是圖以及「美利堅帝國」本質的大曝光。

作為美國行政當局的最高首長，美國歷屆總統不可能對台海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不知情，從1995年因李登輝訪問美國而爆發出的兩岸危機到陳水扁八年的漸進式台獨幾乎將兩岸推向戰爭邊緣，美國行政部門最高領導對「台獨就是戰爭」是一清二楚的，因此在中美兩國領導人互訪期間，美國領導人一再重申「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一再重申「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堅定」；一再重申「不支持台獨」並對「中國大陸和台灣已經採取的旨在緩和緊張局勢和建立台灣海峽兩岸的聯繫所採取的行動表示稱讚」。應該說，這不是假話，雖然並非真心話。

之所以不是「真心話」，一大決定性因素就是美國的國家體制，美國行政領導人，無論是克林頓、小布希，還是歐巴馬，都根本無法抗衡美國的國家體制。那麼，美國究竟是什麼國家體制呢？美國學者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在其專著《帝國的悲哀》一書中就以犀利語言告訴人們一個真實的美國。他指出，1）「冷戰的軍事偏執狂」的結果之一就是使當時的美國和蘇聯都迅速上升為「軍工聯合體」；2）「美國人民慢慢地認識到」，在美國，「軍方的作用在成長」，行政部門已經成為「帝國的行政機構」，「美國人民」根本無力「扭轉權力向五角大樓和各種情報機構的轉移」；3）雖然1991年蘇聯解體意味著美國的遏制政策也隨之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時，但，「美國領導人已經習慣於對半個世界發號施令，以至於要放棄這樣的發號施令簡直是不可思議的」；4）美國的霸權理念已經「把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非正式帝國，轉變成了遍及世界的數百個軍事基地以安頓我們在和平時期所擁有的規模最大的軍隊」；5）「911」的襲擊使美國一些領導人的思想「產生危險的變化，他們開始把我們的共和國視為一個真正的帝國，一個新的羅馬帝國，歷史上最龐大的巨人，不再受國際法的約束，也不再關注盟國的擔心，更無視對其使用武力的任何限制」；等等。〔註：查默斯．約翰遜：《帝國的悲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這就說明了為什麼美國防務部門出台的「中國軍力報告」一再把中國列為「假想敵」；美國當局完全無視中國的抗議，一再堅持向台灣出售武器；一再在兩岸關係中注入「不和」的因素；並且隨著美國「重返」亞洲的開始，一再在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之間人為地製造矛盾。

據此，客觀地說一句，美國行政當局在兩岸政策問題上處於一種「糾結」的狀態，導致這一「糾結」狀態形成並對美國政府的外交公信力造成損害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美國自己。

強勢的國會

1787年，從5月13日至9月15日，美國13個州55名代表，歷經四個月的工作，以審慎的態度討論了有關美國憲法的條文，最後一天42名代表中的39名在四頁羊皮紙文件上簽名，從此確立了體現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美國憲法。這一原則持續兩百多年而不動搖。今天，美國國會100名參議員和435名眾議員就成了「美國的代表」。按照美國特色的政治架構，總體而言，這535名美國國會議員一是代表了美國國家利益，二是代表了各州及地方政府的利益，三是代表了各利益集團的利益（德州議員科寧日前極力主張美國應向台灣出售總部在德州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生產的66架戰機，聲稱可進賬87億美元，增加德州一萬人就業，這與其說是「保衛台灣」，還不如說是「保衛選票」，利益輸送，可見一斑），四是代表了各選區選民的利益。隨著美國國家綜合實力的整體發展提升，從一百多年前取代當時的大英帝國起，世界的權力從倫敦轉到華盛頓，如今，美國已經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國會的三大功能日益顯現，這就是：對美國最高領導人的「限權功能」，維護各利益集團利益的「連線功能」和關注世界各國事務的「評估功能」。

在今天，當我們觀察美國當局的兩岸政策時，就離不開美國國會的這「四個代表」和「三大功能」。

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綜合國力的逐漸提升，美國朝野在如何評估中國的問題上逐漸形成較為一致的看法：既是經濟上的可合作夥伴，也是意識型態上的主要對手。美國國會每年出台的數十個有關中國的評估文件就成了美國國會議員瞭解中國的依據，同時也成了外界人士瞭解美國國會制定兩岸政策的信息源。

簡言之，在兩岸問題上，美國國會研究處提供的評估文件有三大特點：

第一、中國未來的發展對美國在全球的領導正在構成挑戰，美國對此必須予以防範。這一觀點可見諸於國會研究處出台的各種有關中國綜合實力發展的文件；

第二、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發展同樣對美國的利益構成挑戰，特別是中國軟實力的發展不但在影響亞太地區，而且已經發展到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區，因此美國必須著力提升對中國的地緣政治的重視，在中國周邊加大投棋布子的力度，這可見諸於美國國會於2008年出台的《中國外交政策及其在南美、亞洲和非洲的「軟實力」》的文件，該文件以130多頁的超長篇幅對中國與這些地區的交往作了詳細透徹的分析，值得一讀；

第三、台灣問題是牽制中國發展的最好的一張牌，因此，美國國會對兩岸問題的關注度是空前的，在兩岸問題上，美國國會的總體態度是：維持現狀，但不排除在美國主導下的改變現狀；防止衝突，但不排除在美國主導下的對台軍售以維持兩岸的「恐怖平衡」；不論統獨，但「台灣地位未定」，「在任何情況下，美國都不應該向北京的『一個中國』觀點靠攏」；支持兩岸交流，但不能排除兩岸交流中務必滿足美國的利益；發展美台關係並支持台灣的國際空間的訴求，但前提是台灣務必滿足美國的需求；最後，通過「複雜的話語表述方式」，「從上世紀90年代起，美國國會開始推動（美國）對台政策的變化」，限於篇幅，本文僅就此說來透視美國國會是如何「通過複雜的話語表述」來顯示立場的。

語言學常識告訴我們，語序或詞序的組合排列是表示話語者立場的一種「盡在不言中」的「高語境」修辭方式，應該說，美國國會文件很善於運用這一方式來表述自己的立場，2007年，國會文件就通過這一表達方式將陳水扁打入另冊，且不說一個「不」。2007年以來，美國國會出台的五個有關《中國／台灣：「一個中國」政策的演變》同樣通過這一方式表達了美國國會在兩岸問題上的立場。簡言之，一是將原本屬於文件內容中某句話單獨抽出並加列顯示美國國會立場的醒目標題；二是對歷史上一致公認的事實概念予以偷梁換柱的歪曲解讀（如「何謂『一中』，三個公報並未定讞」）；三是將文件中原屬註解中旁證性質的內容嵌入其他同類文件的正文中，「登堂入室」，予以「曲線認可」；四是借用議員對歷屆總統符合「一個中國」政策的話語予以嚴詞批判和糾正，以所謂的「糾偏」方式來突顯美國國會的立場等等。在語言學領域中，關於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歷來有一種「高語境和低語境」的說法，其實，就兩岸問題的表述而言，美國國會對「高低語境」拿捏的嫻熟程度絲毫不亞於日本人口中的「肯定即否定」的傳統表述。〔註：參見美國國會文件：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Policy 2007年7月9日；2007年12月13日；2009年8月17日；2011年1月10日；2011年6月24日；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2011年8月4日〕。

保守的智庫

9月15日，在媒體報導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葛來儀（Bonnie Glaser）所說的「蔡英文如果勝選，大陸願與民進黨政府討論兩岸某種新的『理解』」後，國民黨前副秘書長張榮恭旋即指出，這是相當嚴重的誤解，如果台灣選民受到此種觀點的影響，後果將非常危險。同時，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還說明了美國智庫的目前狀況。

世界各國的智庫的首要宗旨就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美國的也不例外；美國智庫人才濟濟，群英薈萃，華盛頓國會山莊乃至美國各州等地智庫林立，智者成千上萬，令人稱道，肅然起敬。不過，一個現實是，冷戰結束以來，隨著美國超級大國實力在全球是「一枝獨秀」，美國智庫日趨保守化的傾向也是日益顯現，因為美國的智庫也必須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為美國在全球的「維穩工作」出謀劃策。

首先，美國智庫的日益保守化有深刻的歷史因素。美國學者伊多．奧倫（Ido Oren）在其專著《美國和美國的敵人》一書中對這一歷史原因作了詳細的實證和深刻的分析，他在該書中開門見山就指出，美國的政治學其實是「附屬於某個特定理念」的「獨立學科」，美國的學者與其說是「貼近民主」，還不如說是更貼近「美國本身」，他在列舉了著名學者亨廷頓的學術和政治生涯後提問：亨廷頓的學術生涯是獨立於他的外交生涯之外還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他的生涯是不是說明了美國的政治學更附屬於美國政權而非民主政治本身？政治學家既然聲稱他們研究的專業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研究者與研究目標是脫鉤的，那麼，又怎麼來解釋這些學者對政治的摻和呢？其次，他指出，縱觀美國近百年歷史，無論是100年前的德美衝突，還是80年前同納粹德國的衝突，或是60年前同斯大林蘇聯的冷戰等，美國智庫內不乏親德親蘇的學者，但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當年的這些學者都「毀掉了自己的聲譽」；第三，他指出，美國的政治學學者中同樣存在「民族主義的激進派」和「妥協主義的改良派」，美國意識型態的二元性同樣反映在這些學者「對個別外國政體的理解」，但是從上世紀50、60年代起，美國學界開始「擺向保守的民族主義」；最後，作者雖然沒有明說，但從該專著的全部內容來看，作者對「美國的敵人」的指向是既含蓄、又清楚，那就是美國學界內的「妥協主義的改良派」，這或許能從一個側面解釋了為什麼當今美國智庫學者在兩岸問題上基本都傾向「不統、不獨、不武」以及「不和」，為什麼都特別一致地強調「過程」而非「結果」，而更有一些美國學者是赤裸裸地支持「台獨」。〔註：伊多．奧倫：《美國和美國的敵人：美國的對手與美國政治學的形成》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其次，美國智庫日益保守化的現實因素。一大現實因素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來在美國智庫中輪番上陣的「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這就充分說明了美國智庫學者對中國這30年來的改革開放的欠理解、不放心和不相信。出於國內歷史因素的制約和教訓，美國智庫對中國的發展始終是心存疑慮，對中國在全球範圍的參與更是滿腹狐疑。美國國會在其《中國外交政策及其在南美、亞洲和非洲的「軟實力」》文件中就提出三個問題：1）中國的國際參與到底是出於務實的擴展戰略需要呢，還僅僅是策略性動機以尋求正常的經濟和政治優勢？2）北京到底是想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大國呢，還只是關注其國內發展的需要？3）中國在國際上到底是感覺到自己的強大和信心呢，還是虛弱和沒有把握？美國方面對這三個問題的答覆是：沒有人知道！於是，歐巴馬政府的副國務卿斯坦伯格於2009年9月藉在新美國安全中心演講的機會，以「本屆美國政府關於美中關係的設想」為題，提出了「戰略性保障」，用斯坦伯格的話來說，就是「中國也必須向全世界其他國家保證，中國的發展及其在全球日益成長的作用將不以其他人的安全和福祉為代價。維護這項條件必須成為美中關係的重點。戰略性保障必須通過各種途徑強調並增進存在共同利益的領域，同時直接消除導致相互不信任的根源」。〔注James B. Steinberg,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4, 2009〕。接著，2011年8月，美國副總統拜登於訪華期間在同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晤時再次強調，「戰略互信是美中關係持久穩定發展的關鍵，雙方應該增加接觸，增進相互瞭解，增進戰略互信，避免戰略誤判。」由此可見，美國對中國始終是不放心的，其疑慮心理將長期存在，難以完全擺脫。

第三，美國智庫保守化的心理因素。這是個非常微妙的因素，從歷史根源來說，這同美國歷來篤信的「天定使命」有關；從現實來看，中國30年來超常規模的發展速度及其帶來的社會和環保等問題似乎超過了美國智庫學者的心理承受力，而中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建設和上層建築」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又使美國學者憂心忡忡，且兩岸關係自馬政府當政以來，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和解速度又似乎出乎美國方面的意料之外。總之，中國不發展，是個問題，中國發展了，也是問題；兩岸對峙，是個問題，兩岸和解，也是問題，這就是美國方面的矛盾心理。難怪今年來美國有些人士對馬政府同大陸關係的發展速度頗有微詞，據此，美台商會會長韓儒伯的「馬政府的談判路徑犯了根本錯誤」也罷；白樂崎等數十名美國學者上書馬英九也罷；美國軍事專家費學禮所稱「『台獨勢力』就是台灣的民主」也罷；凱托研究所的道格．班多鼓吹「維護美中和平的最好辦法就是美國應該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也罷〔註：Doug Bandow，Squaring the U.S., China, Taiwan Triangle，The Japan Times August 24, 2011〕，其實也都是從各個側面反映了美國智庫學者的某種程度的心理失衡。

結束語

綜上所述，如果美國政府走不出「糾結狀態」，美國國會始終「強勢如常」，美國智庫「保守依舊」，那麼，美國的兩岸政策看來就很難走出這一「三元困境」。其實，以筆者之見，兩岸問題的最後解決還是取決兩岸自己，兩岸當局只要始終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堅持「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的政策，坦言之，美國的兩岸政策還真的那麼重要？以往三年的兩岸交流與和平穩定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如果再讓馬政府堅持四年、八年、十年甚至更長呢？這或許還是幫助美國的兩岸政策擺脫「三元困境」的最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