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路能走多遠

長期以來一直為西方國家所疑忌敵視的穆斯林兄弟會（ the Muslin Brother's Society），2012年6月24日，歷經近90年的努力後，終於在穆爾西（Mohamed Morsy）當選總統之際取得了執政權。對埃及而言，這是伊斯蘭價值與議會選舉制度磨合運作新里程的起點，也標誌著自穆海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 1769-1849）實行現代化以來的新階段性發展；但對穆爾西個人與當代埃及政局而言，卻正開始面臨了新一輪革命力量與傳統軍方勢力的角力，期間固然既充滿了極大的不確定性，更為未來中東國際秩序的走向埋下了變數。

穆斯林兄弟會的發展

1920年代初期，哈珊‧巴納（Hasan al-Banna, 1906-1949）於蘇彝士運河沿岸的伊薩梅利亞（Ismailia）城創立穆斯林兄弟會。

1906年，巴納誕生於亞歷山大城附近的馬哈穆迪亞（Mahmudia）村莊，因深受父親的影響，自幼即成為虔誠的伊斯蘭教的信仰者，並矢志獻身於宗教學的研究。在完成初中教育並說服父親後，他前往開羅的阿茲哈爾（Al-Azhar）清真寺院，致力於可蘭經、聖訓、傳記與註釋的研讀。在此期間，他除時常參加與提升伊斯蘭價值有關的協會、反對基督教會等各項活動，並與蘇菲派（Su-Fi）保持密切往來外，還廣泛地深入閱讀了20世紀上半葉對伊斯蘭主義運動（the Islamist Movement）最具影響力的相關書籍。1923年，巴納自達‧烏魯大學（Dar-al Ulum）畢業後，有鑒於社會上迷漫了一股無神論與放縱生活的浪潮，乃以阿茲哈爾清真寺的學生為核心，組建社團並向工人聚集的咖啡館宣揚伊斯蘭教義；隨後乃成立穆斯林兄弟會，而他「學院導師」（Schoolteacher）的令名也由此開始。兄弟會於最初成立之際，並未如蘇菲派般舉行大規模的宗教集會，其基本目標也僅在教育會員使其對伊斯蘭能有正確的認識。

轉赴開羅發展

1930年代下半葉後，穆斯林兄弟會的政治屬性逐漸強化。1932年，巴納轉赴開羅發展，自此該地成為兄弟會的新據點與活動中心。受到德、義法西斯主義及其領導人風格的影響，巴納在政治意識型態上，快速成為一個反對英國殖民的國家主義者，並採取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場。在理論上，由於受到西方哲學方法論與思維的影響，他將「整體」（total）與「理解」（comprehensive）的概念，融入伊斯蘭宗教義理之中，以強化伊斯蘭主義理論系統的完整性。1938年，在穆斯林兄弟會第五屆大會上，他明確地為甚麼是「伊斯蘭」？做了如下的定義：「是信條與崇拜、國家與民族、行動與精神、宗教與政府、書與劍」的整體。他以「回歸穆罕默德與其追隨者所實行的伊斯蘭習俗與體制，並以《可蘭經》的教義作為行事準則」，來號召團結民眾；進而期許能自宗教的本體論與認識論上，重新追索一條屬於伊斯蘭教的道路。

另一方面，兄弟會積極開辦醫院與學校、有效地救助社會災難，並為工人階級提供醫療與教育的協助；此外，還成立了一個身著黃色襯衫、以18歲以上青年為主的類童軍團（rovers）組織，挑戰當時社會上的各種不同類別的政治團體。這些努力使兄弟會迅速獲得埃及人的支持，1950年代前後，它已發展成擁有200萬會員及眾多同情者的團體。

創會人巴納遭槍決

1949年2月12日，巴納因參與政治運動而遭到槍斃，胡戴比（Hasan al-Hudaybi）成為穆斯林兄弟會的新領袖。1952年，以納瑟（Gamal Abdul Nasser, 1956-1970）為首的青年軍官推翻了法魯克（Fārūq）王朝，兄弟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根據研究與相關資料，納瑟曾是該會秘密間諜組織（Special Apparatus）的成員。掌握政權後的納瑟極欲統一政治權力，但兄弟會則在立法權的分配問題上，與之意見相左。1954年10月，藉一個試圖暗殺他的事件為由，他大肆逮捕兄弟會的成員並將其下獄或處死，許多會中的菁英因而犧牲，在受迫害最慘烈的期間，估計約有25-30萬人受到牽連；一時之間，伊斯蘭主義運動的發展也受到相當的制壓。

1970年，納瑟去逝，由沙達特（Anwar Sadat, 1970-1981）取而代之，隨後他大赦政治犯。穆斯林兄弟會則在第三代領袖悌爾米薩彌（Umar al-Tilmisami）的帶領下重新出發，並積極開拓在青年學生群中的影響力，從而贏得了「新穆斯林兄弟會」（Neo-Muslin Brethren）的稱譽。

自1960年代以降的以、阿戰爭，阿拉伯國家皆以失敗告終。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埃及失去了西奈半島、事關經濟命脈的蘇彝士運河亦被封鎖；1973年，「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埃及再次戰敗。許多的穆斯林認為，這是神對這個遠離了伊斯蘭主義政權的懲罰。而新世代的青年成員，面對政府的壓迫則一反消極態度，開始建立軍事組織以為對抗。在對外關係上，沙達特與美國、以色列采和解的妥協政策，對內實行經濟自由化，因而受到穆斯林兄弟會的嚴厲批判。1981年，為了貫徹政策並確實掌握權力，政府展開了一次大規模逮捕反對派的行動；同年的10月6日，在為紀念1973年戰爭的閱兵典禮上，沙達特被刺身亡。

穆巴拉克時代兩項重大突破

在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 1981-2011）當政的時代裡，穆斯林兄弟會的發展有兩項重大的突破。首先，自1970年以來該會不但掌握了大部分教師、學生與工人的組織，到了1980年代更進一步藉由各類協會社團，成功地打入具專業技術菁英的聯盟（union）體系之中。另一方面，隨著老、中、青三代人的良好銜接與溝通，成員們也繼承了推展各種社會服務與福利事業的傳統，遂使兄弟會成為埃及最大、甚至是唯一具有全面整合各行各業力量的組織。悌爾米薩彌就曾指出，穆斯林兄弟會已經蛻變成了一個「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其次，誠然乃有部分老一輩的會員，堅守著巴納的信條，反對多元化的政黨體制；但年輕一輩的成員則透過各種不同的社團，積極投入人民議會（即下院，Peoples's Assembly）的選舉，以避開與當局的直接對抗；而此時不同的專業聯盟，則成為兄弟會參與政治活動的良好平台。在1984年的議會選舉中，兄弟會取得了8個席次；1987年更大幅躍升至36席。

1995年，穆巴拉克以94%的絕對多數再度當選總統，隨即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抗議與極為血腥的鎮壓行動。5月，在勞工紀念大會上，他公開指責兄弟會的政治活動並聲稱其為非法組織。6月，穆巴拉克以在「非洲團結組織」會議上遭到暗殺為由，逮捕了許多兄弟會的菁英；在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它始終不是埃及境內的合法組織。

穆斯林兄弟會除了飽受外在政治力的迫害之外，其內部亦深受權力鬥爭與意識型態衝突的困擾。但雖然如此，到了20紀末第四代領袖拿薩（Hamid Abu al-Nasa）當家之時，已然將巴納的宗教理念與納瑟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的政治理想，做了極好的融合。換言之，以伊斯蘭價值為核心的文化生活作基礎，對內追求國家的統一、平等與強大，對外以團結阿拉伯、非洲與伊斯蘭世界做為外交政策的目標，已隱然成為新世代的共同理想。而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在跌宕起伏的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剛毅、堅持與靈活，不僅反映了伊斯蘭文化的強韌生命力以及與時俱進的適應力；如今，它也不再只是一個只局限於一隅的地方性組織，其發展與影響已然遍及敘利亞、約旦、巴勒斯坦等中東地區，德國、法國、英國等歐洲與北美地區。

穆爾西的執政之路

6月24日，埃及最高總統選舉委員會主席法魯克．蘇爾坦正式發佈：穆斯林兄弟會支持的候選人穆罕默德‧穆爾西以51.73%的選票，擊敗軍方的代表穆巴拉克主政時期的末代總理沙菲克（Ahmed Shafik）48.27%的得票率，當選為埃及總統。

生於1952年的穆爾西，曾在穆巴拉克主政時期被逮捕入獄。出獄後旋赴美接受工程教育，1982年獲得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工程學博士；1982-1985年，一度在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任助教。1985年，他決定返回埃及；1985-2010年，任齋加濟格大學工程系主任並積極進軍政壇，期間還多次當選埃及人民議會議員。2005-2010年，出任穆斯林兄弟會最高決策機構的委員；2011年4月底，他辭去委員一職，籌組「自由與正義黨」並自任黨主席。穆斯林兄弟會原本屬意候選人謝特（Khairat al-Shater），但他因技術性犯規而喪失了參選總統的資格。穆爾西是在最後一刻，才以「自由與正義黨」黨主席的身份投入角逐，故而他的勝出往往被外界視為是一個意外。不過，不可否認的是他受到穆斯林兄弟會全面的支持，競選期間的宣言又是由兄弟會的決策者所擬定；而他的支持者更深信：穆爾西與穆巴拉克政權的鬥爭經歷和擔任議員期間的出色政績，正是他做總統的最大籌碼。

穆爾西與軍方的鬥爭白熱化

7月8日，穆爾西於就任後不久即發佈總統令，重啟已被解散的「人民議會」的職權；這一快速且突擊似的出招，被認為是對軍方特權的直面挑戰。雙方的鬥爭似乎快速地白熱化，但要為能取得實際的權力才是這個角力的深刻因素；其背景至少應回看到大選前對於穆巴拉克的判決。

5月31日，經過第一輪投票的競爭，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穆爾西與擔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委員的沙菲克，成為總統大選第二輪競逐的對手。6月2日，埃及法院宣判前總統穆巴拉克終身監禁；4日與5日兩天，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和以穆斯林兄弟會為核心的反對者，分別在開羅的解放廣場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表達對審判結果的不滿。反對者中也包括「自由與正義黨」、「革命青年聯盟」成員，他們提出「解散司法審判機關、成立革命法庭，對穆巴拉克重新進行公正而透明審判」的訴求。

5日下午，唯恐事態的發展無法掌控，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乃召集40多個政治黨派的負責人，開會討論修改《憲法宣言》第六十條的內容。該條文內容清楚載明：「未來埃及的憲法應自人民議會中，選舉產生制憲委員會來訂定之。」不過，軍方及世俗派政黨，則認為議會不應涉足制憲事宜，制憲委員會應由獨立的專家、學者和社會菁英組成。6月14日，親軍方的埃及最高憲法法院乃裁定議會選舉法的部分條款違憲；同時，年初所選出的「人民議會」亦屬無效並應解散。隨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發表聲明，根據最高憲法法院的判決，決定解散議會並由軍方收回立法權；這麼一來，在總統選舉結果尚未定奪之際，軍方卻早已把立法權與司法權，甚至宣戰、預算及決策等權牢牢掌握。

《憲法宣言》雖然並不是正式的憲法，但卻是2011年3月經過全民公決下的產物；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在「人民議會」中，佔了超過70%的席次。穆爾西聲稱總統令的發佈，乃是執行《憲法宣言》中所賦予的權力；他不僅撤銷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解散議會的決定，要「人民議會」立即恢復立法工作，還呼籲60天內應完成新議會的改選工作。

毫無疑問，此舉挑戰了軍方與司法體系的權威與公信力。

7月9日，最高憲法法院重申之前所做「解散人民議會的判決」，乃是「最終的決定」，這等於否決了新總統的命令。最高憲法法院是為監督並保障憲法實施而成立的專門機構，有審查並解釋法律和命令之權，其裁決代表了普遍的約束力與最高的公信力，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上訴。因此，穆爾西的總統令一出立刻引發了反對派民眾的遊行，抗議他執意藐視憲法的舉動。

雙方在摸索一己權力範圍的底線

穆爾西則對自己的作為有如下的解釋：過去軍方暫時接掌了政權，如今我經由選舉贏得了政治權力，因此我要糾正軍方的錯誤決定，這既不是反軍方也不是對抗行為。

看樣子在相互較量的過程中，雙方都在摸索著自己權力範圍的底線；命令所造成的僵持一時還無解，但至少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少了一分因政權移轉所曾有的肅殺之氣。

自1952年納瑟依靠自由軍官的支持，成功地取得政權後，軍方一直是埃及政治舞台上的主導力量，而其後的領袖沙達特與穆巴拉克，也無一不是軍人出身。在歷經半個世紀的發展後，軍方力量已滲入埃及製造、金融、科技、行政等各層面、領域與系統裡，誠可謂根深柢固，盤根錯節。若說穆斯林兄弟會在社會上享有民意與清望，那麼，軍方就是握有現實生活中利與力的那一雙看不見卻又無所不在的手。

美國公開表明與軍方關係密切

另一方面，自沙達特對以色列問題採取妥協政策以來，美國定期給予埃及大量的軍、經援助，歷任領袖與美國關係密切自不待言。長期以來美國與軍方，對穆斯林兄弟會採取敵視的態度；在穆爾西逐漸形成氣候，美國才開始積極與兄弟會接觸。7月14日，希拉蕊更風塵僕僕的訪問埃及，一方面給新當選的穆爾西帶來了2.4億美元貸款的大禮，為財政困窘的埃及財政雪中送炭；另一方面，也還不忘情地公開讚揚埃及軍方是一支保國愛民的軍隊，不像敘利亞的軍隊是一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希拉蕊真是個翻雲覆雨的能者，他的直白語言赤裸裸的表述了美國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與在中東的外交政策。

除了軍方的掣肘外，穆爾西另一個要面對的難題是對外關係的處理。11日，他赴沙烏地阿拉伯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他上任後的首次出訪。「阿拉伯人在線」網站就此分析認為，穆爾西將沙特作為首訪國家，意在維持與沙特的良好關係，爭取阿拉伯世界更為廣泛的支持。同為阿拉伯世界的成員國之一，沙烏地阿拉伯也是海灣與整個中東地區具有影響力的國家，自然對阿拉伯世界未來的整體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穆爾西上台後，能否繼續維持兩國在穆巴拉克時代的良好關係，對埃及新政府與兄弟會來說，尤其具有指標意義。

如何處理以色列和伊朗的關係，也需要做出審慎判斷。能否繼續維持兩國間的和平現狀，是以色列與西方國家非常關注的問題。穆爾西雖曾表示將維持前政府簽訂的國際協議，但以色列對埃及新政府能否遵守《埃以和平條約》，則持觀望態度。

另一方面，伊朗目前也有意強化與伊斯蘭勢力的聯繫，故而埃及成為其在中東地區尋求合作夥伴的優先考量。伊朗總統內賈德公開邀請穆爾西，前往德黑蘭參加不結盟運動會議；面對伊朗的示好之舉，外界密切關注他在伊朗和西方國家之間的權衡取捨。

雖然說美國已然積極主動並表示善意地與穆爾西開始接觸，但應該還是停留在「留校察看」階段；若在外交路線上真有劇烈的變動，危及到整個中東地區傳統秩序的平衡與美國的利益，那麼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演變發展值得謹慎觀察。

做美國的奴才不容易

當下，最可憐的人則為穆巴拉克莫屬，真可謂斯人獨憔悴！6月2日，年高84歲的他，在不斷哭泣不願下飛機受審的情況下，被置於一個隔離的鐵「籠子」裡，一言不發的聆聽終身監禁的宣判。他與菲律賓前總統馬可仕一樣，在任期間雖貪污腐化殘殺異己，卻長時間深受美國的眷顧支持；但當人民革命的力量沛然而起莫之能御之際，美國就絕無不捨的遺棄了他。或許正是格達費的慘死與穆巴拉克的羞辱，使得敘利亞的阿賽德總統引為前車之鑒，誓死為捍衛政權與國家尊嚴而戰。

不過，美國介入埃及軍方影響其政局達半個世紀之久，穆爾西如何能在獨立自主與西方盟邦間取得平衡，並逐漸拾回泛阿拉伯主義的理想，的確是一條充滿挑戰且危險的道路。

穆爾西聲稱要組建一個多元化、以技術專家型官員為主的新政府，廣納各種不同政治立場與黨派的人士。問題在於自革命爆發以來，埃及已成為一個分裂的社會；兩位候選人得票差距僅3.46%，兩派選民嚴重對立充分說明這個狀況。

面對西力侵凌與追求自立自強的現代化過程中，民選議會體製成為埃及最具影響的政治力量之一。選舉與民意乃是議會政治權力的法理基礎，這與以《可蘭經》作為行事準則與權力基礎的認知，有著本體論上的根本差異。這也是為何埃及政壇上，大多數世俗性政黨要與軍方連手，終結兄弟會成員佔多數的《人民議會》的原因；否則民意與伊斯蘭法雙重法理的加持，將使革命之路快速邁向一個嶄新而無置啄餘地的新境界。

在軍方的認知中兄弟會是一股保守勢力，是要把埃及的統治帶向一個宗教的國家；而他們才是與時俱進的革命力量。看樣子，穆爾西面對的何止是一個權力取得的困境，更是如何將根植於西方文化中的制度埃及化的問題，也是一個傳統與現代對話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