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結構上看中美關係的穩定與發展

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對中美關係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裡，壞也壞不到哪裡。」據說是出自鄧小平之口，鄧公原來的目的是要人們對中美關係發展期望不要過高，但遇到挫折時也不要驚慌失措。這話道出的一個真理，就是中國和美國的存在本身決定了中美關係的穩定性，人為的力量不能導致重大改變。

自從有美國以來，就有一種傳說：如果在美國打洞把地球鑽穿就通到中國了。中美時差十二小時，說明兩國的地理位置恰恰相對。兩國面積大致相等，都在北溫帶，都被世界最大河流貫穿。中國是歐亞大陸上位置最好的一塊地方，美國是美洲大陸上位置最好的一塊地方。

最近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會議（綽號「香格里拉會議」）上，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宣佈美國戰艦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的部署從目前的對開調整到六四開（美國將在太平洋上有六艘航母以及大部分的巡洋艦、驅逐艦、近海戰艦和潛艇），參加香格里拉會議的中國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任海泉中將對此的反應是「不要把這件事看得不得了」、「也不要看成無所謂」，仍然保持著鄧小平當年的戰略心態。

中國國際戰略後起之秀、同濟大學王義桅教授認為美國成功地把中國「美國化」，一方面從心理上化解了「中國威脅」，另一方面也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分擔了美國眾矢之的的負擔，使全世界、特別是歐洲、不願看到一個「美國式」的中國崛起（從「老二」變成「老大」）。他說，新中國成立時好不容易喊出「別了，司徒雷登」，現在最重要而又最困難的是讓中國人頭腦中喊出「別了，美國」。

我認為王義桅的論點新穎而深刻，對於他說的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知識結構完全服務於救亡圖強的時代需要，不能對西方文明的糟粕有清醒認識」、「不能客觀對待自身文明的精髓」，我完全同意。可是，談到中國當今的「美國化」是很難與中華文明數千年來所積累的「同化」經驗割裂開來的。我的基本觀點是：中華文化任何時期都沒有一個限制在某一地區的「本國」（「漢」在人類學上是無法成為「民族」源頭的），因此沒有「本國化」的傳統；又因為兩千年來中國文化一直是與外來的文化交融、激盪中發展起來的，基本上是「外國化」與「中國化」之間的互動。如果談到思想「美國化」，恐怕再也沒有比認為中國現代革命發源於哥倫比亞大學校園的胡適更厲害的了。而這個「全盤西化」的胡適竟然把中國汲取佛教文化稱之為受到印度文化「殖民化」，顯然是一種「五十步笑百步」（甚或「百步笑五十步」）的滑稽。

我們從胡適與王義桅所覆蓋的中國的「化」的經歷來看，似乎可以得出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以及美國文化之間有一種自然結合的趨向，本文想把印度撇開，集中探討中美之間的這種自然結合趨向。國際學術界曾經流行過的「Chimerica」概念，在中國還沒有找到適當的翻譯就過時了。其實，我想《海峽評論》讀者中可以被形容為「Chimerican」的人可能不少，那我的這番探討就變得班門弄斧了。

我們沒有像朱鎔基和鄧小平那種穩定中國對美戰略思想上情緒波動的任務，因此就不必有「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裡，壞也壞不到哪裡」的觀念，必須看清中美關係基本上有一個利益一致與國情迥異的對立統一的結構。也就是說，要從「好」的方面認識到中美之間的「利益一致」，同時也要從「複雜」（並不是「壞」）的方面看到中美「國情迥異」，更要看到這兩者之間的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要超越過去那種老一套的「求同存異」的思維，從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出發，使中美關係進一步向縱深發展。

關於中美之間的「利益一致」，總的來說有三大方面：一、兩國都是有道德、理想的文明，二、兩國都謀求全球發展穩定，三、兩國都感覺有互通有無與取長補短的必要。我想這是用不著詳細解釋的。中美評論界不時受到「陰謀理論」（conspiracy theory）的干擾，中國方面有「與狼共舞」之憂，美國方面有「中國威脅論」，這些都是不健康、不求甚解的態度。現在美國言論逐漸達到「中國好了對美國有利，中國糟了對美國有害」的共識。對中國來說，正像王義桅所感覺到的，美國是重中之重，中國「入世」（加入世貿組織）其實是「入美」。

我們住的是一個「民族國」世界，是從歐洲發展起來的西方文明把東方文明的宇宙觀徹底打垮以後構建的。思考「國際」問題的炎黃子孫頭腦中早已沒有「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旋律了。正像王義桅所說的，中國人的思維和美國人已經完全「求同去異」，中國論者和美國論者都想到一個「民族國」世界的點子上了：只有「寸土必爭」的「領土」，只有不可逾越的「國界」，只有相互競爭、逞強、爭霸。在這樣一種生活環境中，探討中美關係必然觸及到誰先誰後、孰強孰弱，我「強大」是天經地義、你「強大」卻是狼子野心，我的「核心利益」神聖不可侵犯、你的「核心利益」與我無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最慘的是：誰要是不順從這樣的思維就無法發表言論，就沒有話語權。本文既然是我們「民族國」世界的產物，當然得受這方面的制約。

因此有必要強調中美之間的「利益一致」，具體要強調四點：第一、要是沒有中國，今天的美國就不會這樣發達；要是沒有美國，今天的中國就不會這樣繁榮。第二、中國和美國已經形成共生關係，不管誰當總統、不管美國軍力聚焦於哪個洋，都不會改變，那就犯不著對美國「重返亞太」（其實美國從來沒有離開過亞太，「重返」是個偽命題）浪費時間、精力與口水了。第三、既然中美之間「利益一致」就不能把美國看作「狼」或「虎」，中國當然也不是「狼」或「虎」，那怎麼會有「一山不容二虎」這樣的偽命題呢？因此我們探討中美關係，一定要杜絕「陰謀理論」的干擾，不要把某個個別事例與言論誇大，不要無限上綱。第四、美國是「民族國」，但中國不是，中國是「文明國」，這就要求中國不把自己降低到「民族國」的短見、惡見、成見的地位，甚至變成「近墨者黑」。中國要像孔孟所說：「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應該「不和小人一般見識」。

經過上面這番討論，我們再來看中美兩國國情迥異，那就說來話長了。美國以革命戰爭推翻殖民專政誕生，獨立前後都由全球「難民」作為政治中堅，因此有外向、同情國外受難者、喜歡管別國閒事的傾向。美國從一開始就向外開放，人才資源主要來自國外，也熱衷於到國外去開發物質資源與市場，紐約華爾街變成全球金融中心已有百餘年歷史。相比之下，中國是三千年來黃河與長江流域的不同部落互相融合、共同創造起來的，是由一種文明的凝聚力使中國人口越來越多，版圖越來越大。過去兩、三千年來，在黃河與長江流域以及鄰近地區（即當今中國領土上）不斷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使得中國有內向的傳統，無暇去管別國的閒事。中國也不搞擴張與征服，中國自成一個「天下」。中國的文字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非拼音音符兼有文化含量的意符，這也為中國與世界其他各國的交往添上一種障礙。再有，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國」，兩、三千年沒有中斷過。中國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文明國」，這個「文明國」使用獨特的表意文字作為「中華文明圈」內的思維聯絡工具，使得外國人要摸透中國的性格有很大難度。

近代世界史上，西方、白種人的基督文明征服亞洲、非洲與美洲可謂易如反掌，獨有在中國碰到釘子，19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使得當時最強大、最兇惡的英帝國主義意識到中國是「無法征服」的民族，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龍」就變成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象徵。背起「白種人包袱」（white man's burden）的西方文化向全球擴張的進程在中國「龍」的面前止步了。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喊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以後，又派中國志願軍到朝鮮去打擊世界最強的美軍的傲氣，逼使它坐到談判桌前來。越南戰爭是名副其實的「代理戰爭」（proxy war），越共是向中國借力在史冊上寫下美國「最羞辱的戰爭」。可以這樣說，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奠定了美國和中國和平共處的決心，打出了一個嶄新的由尼克松與基辛格開創的中美和平友好共處的時代，40年來不斷向前推進，到達了今天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克林頓形容的中美「同舟共濟」階段。

以上所說的是大勢所趨，當然不等於中美關係會毫無摩擦、一團和氣的。最近發生的盲人律師陳光誠事件就把中美關係結構的「國情迥異」所造成的複雜性展現出來。把中美兩國比作同床異夢而無法離異的夫婦的紐約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評論說，兩國在化解陳光誠疙瘩時顯示出了「一種新成熟性」（a new kind of maturity）。《環球時報》5月3日的社評說：「美國需要調整對中國的基本心態，中國要體諒美國社會面對中國崛起的複雜感受」。

這陳光誠事件實際上是三種不同性質的發展匯合到一起了。第一種發展是：中國基層政府的法治完善程度不佳，在當今信息時代要想把缺點掩蓋越來越困難，山東盲人律師陳光誠在鄉村中沒有受到足夠的「人道」待遇已經是許多年來的國際知名事項。這次在中美北京「經濟與戰略對話」舉行前夕突然爆發的陳光誠事件應該是意料得到的，但也是防不勝防的。這對中國「親民治國」的政策及時敲響了警鐘，早發生比遲發生要好。如果中國政府能亡羊補牢，今後發生的類似的事件會不斷使得中國治國之道更加和諧、親民、完善。

第二種發展是：正像王義桅所談到的，中國當今思維「美國化」，很多人認為中國政治改革就是變成美國「民主」的複寫紙副本。盲人陳光誠可能出自一種天真的為民做點好事的良好願望，但一個盲人是鬧不出這種頭條國際新聞來的。事實上，他的後面聚集了一大群五花八門的所謂「民主人士」或「異議人士」。這次陳光誠事件可謂「民主人士」與「異議人士」的集體創作，盲人律師只不過是其廣告明星而已。人們在美國的電視節目上就可以看到一群小丑跳梁的雜技表演。

第三種發展是：盲人律師陳光誠最大限度地滿足了美國建國結構上的同情國外受難者、喜歡管別國閒事的癖好。陳光誠在中美北京「經濟與戰略對話」前夕逃到美國大使館去「避難」時，《紐約時報》「社論」立即預言美國公眾對陳光誠的關懷會比對中美北京「經濟與戰略對話」的關注大得多。果真如此。美國報刊以及電視節目在陳光誠事件上浪費的篇幅與時間其實並不合算，一來它並沒有達到設計中的「妖魔化」中國的目的，二來在國內醜聞叢生、到國外狂轟濫炸後引起不少外國人憤怒與蔑視的美國想當中國「民主法治」的講師是當不成的，三來中國逐漸成熟，對美國某些人玩這點彫蟲小技已經司空見慣，國際輿論上也撈不到什麼。

6月18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一致通過了華裔眾議員趙美心提出的為「1882年排華法案」表達歉意的決議案，和去年10月6日參議院已經通過的同樣決議案會師入檔，抹掉了美國「人權」發展經歷中的一大污點，填塞了中美關係歷史上的一大黑洞。這也從結構上加固了中美關係穩定的基石。

美國國際問題專家把當今中國對美國「霸權」（hegemon）地位的挑戰和冷戰時期蘇聯的挑戰相比得出的兩大結論是：一、中國今天的實力比過去的蘇聯紮實，蘇聯那貌似強大其實不是美國的匹敵，但在今天的中國面前，美國是棋逢對手了，應該平心靜氣地承認中國「老二」的地位了；二、中國從來不是好戰的世界征服者，美國與中國和平共處遠比當年與蘇聯和平共處容易。再有，過去的「超級大國」只有美蘇兩家，別無分店，今天世界強權的結構尖頭越來越鈍，美中兩強之外還有雄心勃勃的普京領導下的俄國，還有印度，歐洲也逐漸和美國拉開距離，另起爐灶。這樣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矛盾、摩擦、疙瘩就不那麼突出刺眼了。

最近三名中國航天員（包括「鳳凰」劉洋）搭乘神舟九號飛船「飛天」，進入中國「天宮一號」享受太空生活並進行科學試驗，美國專家看到2020年將會是當今太空運行的（屬於美國、俄羅斯、日本、加拿大、歐洲、巴西而把中國排斥在外的）國際空間站變成泥牛入海，太空活動的熱鬧將會是中國獨家表演的前景，美國有志之士只能啼笑皆非。再加那時候中國把「嫦娥奔月」的神話變成現實，美俄和其他國家都只能望月興歎。我看，務實的美國人已經開始做與中國「平分秋色」的思想準備了，那容不得匹敵的「美國勝利主義」（American triumphalism）也將會和當今在太空運行的國際空間站一同墜海了。

總結以上這些分析，想要得出兩點結論供台灣海峽兩岸的統治菁英參考。

第一點，中美關係在今後20年、50年內都會是世界事務中最最重要的關係。如果我們能夠從結構上看到它的穩定性，少一些胡思亂想的「陰謀理論」，切切實實地把中美關係扶正，那就功德無量。

第二點，我所說的把中美關係扶正是用宏觀、整體的觀點把台灣包括在內的（也就是說，「把中國大陸加台灣與美國的關係扶正」）。

我過去在《海峽評論》的言論已經反覆說了，當前中國大陸與台灣關係的結構是暫時的、反常的、缺陷的、危險的，這就會影響前面所談到的中美關係結構上的穩定。換句話說，「兄弟鬩牆」是發展中美關係的最大障礙。反過來看，大陸加台灣又是發展中美關係的重大關鍵。

不禁想起李白「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回」（《廬山遙寄盧侍御虛舟》）詩句，我好像看到古人教導我們：一定要站得高、看得遠，用新思維來衡量中美關係，並確定自己「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行動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