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府不是總督府

總統府公共事務室於6月19日投書《中國時報》，回應筆者前日在同報的文章《站在台灣人立場看日據史》。總統府在這篇題為《八田與一水利，嘉惠台灣人民》的聲明文章中，對日本殖民者在台統治，以及八田與一對「台灣農田水利的貢獻」，持高度肯定的評價。回應如下：

一、筆者先祖早在清康熙四十一年（西元1702年）即東渡來台，其後家族致力開墾嘉南平原。康雍年間，張氏家族以今雲林侖背為中心，向外分別開鑿大有圳、八佾圳、鹿場圳與清濁圳，奠定當地灌溉用渠等水利基礎。張氏家族從清朝以降，在台灣投入拓墾事業，開溝渠、興水利、植良田，相關事跡見諸於《台灣府志》、《雲林縣採訪冊》與連橫《台灣通史》等史冊。台灣光復之後，由於與農田水利淵源甚深，部分張氏族人服務於台灣中南部農田水利會。筆者對相關議題的理解，非總統府一句「該文作者可能未盡瞭解八田與一對台灣農田水利的貢獻，以及嘉南農民對他的崇敬」便可抹煞。

二、台灣近代化的建設，始於清朝在台灣的建樹，又以劉銘傳主政時期推動的洋務運動等新政為最。劉銘傳新政致力於台灣基礎建設與生產事業的復興，其中以清賦事業影響最深（參見：戴國輝，《晚清期台灣的社會經濟──並試論如何科學地認識日人治台史》，《台灣史研究》，1985年，台北：遠流，頁27-88）。日本殖民地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將劉銘傳定位為台灣「資本主義開拓的先驅」（參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2003年，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頁16）。台灣的天然條件與人才，以及清朝在台灣推動的洋務運動，成為日後「現代化」的基礎。日本據台後，卻將清朝時期留下的基礎轉化成為壓搾台灣人民的工具。日據時期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曾有一生動的「酒與瓶」比喻：「用現代化的瓶，裝殖民地的酒，瓶的外觀是現代化、資本主義化，酒的品質是殖民地化，剝削經濟」（參見：劉進慶，《歷史悲情與歷史認識的自我檢討──剖析台灣媚日反華分離主義者的奴性史觀》，《海峽評論》84期，1997年12月號）。由此顯見清朝時期與日人據台在本質上的差別。清朝時期屬於「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而日本在台灣的「建設」與統治，「在社會制度上是壓迫，在經濟制度上是壓搾，在人際關係上是歧視」，完全是為了掠奪台灣資源，為殖民母國服務、加速殖民母國對外侵略，其本質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參見：劉進慶，《序論台灣近代化問題──晚清洋務近代化日據殖民近代化之評比》，《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年，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頁1-13）。兩者性質差異頗大，緣何今日台灣官方只紀念（甚至是美化、歌頌）日本殖民者的「建設」，而完全忽略早期漢人移民以及清朝官員在台的建樹？

三、總統府聲明稱，八田與一建成嘉南大圳「15年後台灣光復，受惠的卻是世世代代的台灣人民」。日據時期在台統治的官員及其後代，為誇耀他們的「成就」與「功勞」，先是將清朝統治時期的台灣抹黑為「化外之地」與「瘴癘之地」，復將日本殖民統治宣傳為台灣近代化之始。儘管日本殖民統治早已結束，但這類昧於史實，站在殖民者立場的論述，卻長年被台灣當政者繼承，甚至寫入中小學教科書中，而總統府對日本統治時期與八田與一的評價，也完全根源於上述的論述。某盜匪為「有效」竊取某人家中財產，而在該人家中安裝電梯；盜匪完成竊取後，屋主應該感謝盜匪的「德政」，讓他有「現代化」的電梯可搭嗎？屋主豈有感謝該盜匪讓他「受惠」之理嗎？已故旅日農業經濟學家戴國輝教授，曾有一傳神的比喻：「日本人為了自己的利益養了一頭乳牛──就是台灣，目的是要搾取它的奶，這一頭牛長大了，日本人拚命吸它的奶。但是，他們戰敗被趕回日本去了，他們無法把這頭母牛──美麗寶島──帶走。要注意，這母牛吃的卻是台灣土地上長出來的肥美的青草，是吃我們自己的草，它以後能繼續長大，難道應該感謝日本以前吸它的奶嗎？」（參見：陳中原，《布扣唐裝的耕耘者──戴國輝博士》，戴國輝著，《台灣史研究》，1985年，台北：遠流，頁6。）馬總統若對台灣人民恫瘝在抱，何以只在意光復後台灣民眾因日據「建設」而受惠，卻忘了日帝鐵蹄下台灣人民的苦難？此為正義是非問題，非馬英九所謂「就事論事，恩怨分明」的問題。

四、在日人據台之前，台灣先民早已投入拓墾事業。清朝巡台御史黃叔璥在《台海使槎錄》記載：「三縣（按：台灣縣、鳳山縣、諸羅縣，即今台南、高雄、嘉義一帶）皆稱沃壤……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並可資贍內地。居民止知逐利，肩販舟載，不盡不休」，即可見日據以前台灣農業之繁盛。當下台灣官方對此視而不見，卻稱因「八田的堅持，終使嘉南地區的旱地成為良田」。日人在台之經濟事業，與殖民地台灣人之間的關係，從閩南語俗諺「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即可窺見一斑。高高在上的官員們，可曾讀過台灣前輩作家賴和的《一桿稱仔》？曾獲日本天皇贈勳加獎的八田與一，建設嘉南大圳、增加台灣農作產量，是為了貢獻給日本，不是因為熱愛台灣。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許介鱗指出，八田與一設計「三年輪作」，強迫台灣農民一年種甘蔗、一年種水稻、一年種雜糧，只為解決日人「米糖相剋」難題，卻導致台灣農民淪為日本會社的「奴隸」，總統府竟將之稱為「嘉惠台灣人民」。此外，嘉南大圳建成之後的1935-1938年間，台灣稻米生產量有高達50.8%被運送到日本，導致台灣人民無米可吃，只能吃蕃薯簽裹腹（參見：許介鱗，《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2006年，台北：文英堂，頁37-40；許介鱗，《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台灣vs.朝鮮》，2011年，台北：文英堂，頁61-63）。日本殖民政府透過「基礎建設」對殖民地台灣進行侵略和掠奪，史實昭然若揭，總統府卻為八田與一辯護稱「應將之與日本殖民政府區別看待」。台灣光復已超過一甲子，總統府卻還宛若日本總督府。

五、若八田與一及其建設，真的在世代台灣人民心中留下「崇敬」，何以過去未曾見過台灣民間自發的紀念活動？反而是從李登輝執政之後，與日本、皇民化作家、學者相互唱和，又在其一手推動的《認識台灣》教科書中特別寫入八田的「事跡」，再加上扁、馬二朝對八田與一的高調紀念（例如：2001年民進黨執政時期出版日本海外宣傳品《愛台灣的日本人：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的生涯》中譯本，2007年陳水扁對八田與一頒贈褒揚令；馬英九執政時期，舉辦八田與一追思音樂會、設置八田與一紀念園區、推廣日本動畫《八田來了：台灣與水的故事》等等），八田與一其人其事才「出現」在台灣民眾的「記憶」中。八田與一其人其事，是李、扁、馬三朝政治正確下的「矯正」產物，這一系列的「加工」過程，請參見台灣史研究者郭譽孚先生的整理成果：《嘉南大圳與八田與一問題研究之基本資料──戰後變造的過程》（http://blog.udn.com/h1234567am/5388358）。

六、如何看待與評價日據史，八田與一並非重點，但是個起點。主政者以「台日友好」為名，不斷向日方立場靠攏，對台灣開發史認識是非不分、恩怨也不分，雙重標準，反而拋卻了屬於台灣人民真正的歷史與立場，此即總統府所謂的「台灣人民的核心價值」嗎？

2013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