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智庫共築「中國夢」

「智庫」一詞在中國也有類似稱呼，上焉者如「國師」、「策士」、「參謀」，下焉者如「師爺」、「心腹」、「親信」等語，唯多屬個別參贊為之，尚無形成制度或集體行為之謂，雖名稱互異，其為主子出謀劃策，排難解困之目的則一，故有「運籌帷幄、決策千里」之說，孫子兵法亦有「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之策略理論，在在說明謀略之重要，乃任何組織群體致勝之不二法門。

故而善用智囊，集思廣益，幾已成歷代成大功立偉業者必備之領導統御風格。反之，如無強大之智囊群，或有卻不會用、不敢用，則必難成大業，楚漢相爭之劉邦勝項羽，「官渡戰役」之曹操勝袁紹，「鄱陽湖大戰」之朱元璋勝陳友諒，乃至近代國共內戰之毛澤東勝蔣介石，皆可得明證。

現代化智庫則集組織、制度、經營、管理與運作模式之大成，可謂集眾人之才與智以完成組織群體所交付之任務，其表現型式容有不一，規模或有大小之別，功能作用則中外皆然，自不殆言。

台灣智庫之類型與特色

自1949年以來，兩岸基於不同的歷史與國際背景，分別發展出不同的政經制度與生活方式，而有所謂「大陸中國」與「海島中國」之稱。台灣政經制度深受美國因素的影響，世所共知，智庫自是其中的一環。智庫與政府決策當局的關係，也發展出一套與大陸明顯不同的模式。

目前台灣智庫類型可概分為官方與民間兩類。官方由政府出資、經營和管理，做為政府行政當局在決策時的重要諮詢機構，如政治類的國關中心、亞太安全研究基金會、兩岸遠景基金會，財經類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金融研究院等。民間則由財團企業或政治人物出資、經營和管理，做為財團企業或私人性質的諮詢機構，如長榮集團的國策研究院、中信集團的台灣經濟研究院、李登輝的台灣綜合研究院、辜寬敏的新台灣國策智庫基金會等。

台灣官方智庫的最大特色是必須為政治服務，缺乏學術專業與獨立性，尤其在政黨輪替之際，前後任負責人的政黨背景不同，自然研究出不同的結論與方案策略，如國關中心在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即與目前馬英九時代扮演立場迥異的智庫角色，「亞太」和「遠景」兩個具有國安背景的智庫亦然。

民間智庫的獨立性則相對提高。但具有政治色彩或個人性質的智庫則很難保持中立，如國民黨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民進黨的新境界基金會、連戰的兩岸和平發展基金會、蔡英文的小英教育基金會等，此類智庫除扮演政策研究的角色外，通常還具有宣示立場與培育智囊的多重作用。

「中國夢」必須涵蓋「台灣夢」元素

習近平上台後提出「中國夢」口號，海內外一致給予好評，認為喊出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華民族心聲。民心可使，民氣可用，如何使這股民族主義的熱潮，轉化為13億人民團結的力量，有賴智庫的集思廣益，尤其兩岸智庫更應緊密合作，共築共圓「中國夢」。

「中國夢」不能摒棄台灣元素，具體說，「中國夢」必須涵蓋「台灣夢」，「台灣夢」是「中國夢」重要的組成部份，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元素。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沒有台灣介入、沒有考慮到台灣元素的「中國夢」會是什麼模樣，又如何能夠自圓其說已實現了「中國夢」。

至於「台灣夢」的具體內涵，扼要說，至少要包括以下三個重點：

一是保障台海世代和平，永離戰爭夢魘，兩岸爭端概以和平手段解決之。

二是滿足台灣同胞當家做主的願望，凡事考慮多數台灣人民的利益，「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跳脫意識型態的對立與紛擾。

三是台灣的終極歸宿，應尊重台灣多數民意，不可片面改變現狀，尤其不可以強迫方式為之。

這三點中，尤以第一點為重中之重，如何保障台海世代和平，免於戰爭威脅，可說是對兩岸領導人智慧的最大考驗，也是台灣同胞最大渴望所在，筆者曾在台灣刊物撰文《「不簽和平協議，談何歷史評價？》（見《海峽評論》2012年9月號），建議馬英九總統在所剩三年多的任期內，致力於簽訂兩岸和平協議，以此來奠定繼鄭成功、劉銘傳、蔣介石父子之後台灣歷史最好的評價，可惜受限於時空環境和馬個人謹小慎微格局，此項建議現在看來已無實現的可能，台灣同胞最渴望的夢想已注定無法在馬任期內完成，只好期待後繼者來推動了。

當然，「台灣夢」必須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去構思，不可逾越「中國夢」的範疇，「台灣夢」必然在「中國夢」的內涵之中，不能與「中國夢」相互對立或分庭抗禮，否則就必定兩敗俱傷，永無圓夢之日。

兩岸智庫合作的途徑與方式

兩岸智庫如何更緊密而有效的合作，早日促成「中國夢」的實現？以現有的主客觀條件而言，不外乎兩種途徑：

一是以雙方既有的智庫，特別是具有官方色彩的智庫，加強交流合作，消弭歧異，強化互信，提供給兩岸當局參考。

二是雙方提供相對的資金和人員，成立新的智庫，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致力於兩岸重大議題的研究，作為兩岸當局諮詢的對象。

就第一種方式而言，目前已在進行或可預見將來會積極進行，尤其民間智庫的「二軌」先行先試，已有了一定的成效。2009年兩岸分裂分治60週年，由台灣的太平洋基金會發起主辦的學術研討會，將層級提高到對岸的退役將領和國家級高參智囊，引起廣泛注意，一度還牽動台美關係的互信問題；去年9月和今年5月分別在兩岸召開的「台北論壇」和「北京論壇」，也系由民間的中華兩岸統合協會主辦，議題涵蓋建立軍事互信等敏感議題，更引起朝野矚目。今年6月由在野的謝長廷台灣維新基金會，組成龐大陣容赴港與大陸智庫舉辦「兩岸關係的深化與創新」研討會，更造成新聞熱潮，此為民共智庫交流的頭一回，樹立紅綠陣營接觸的新里程碑，未來發展很令人期待。

至於第二種方式，是未來兩岸合作的較高模式與嶄新途徑，以目前大陸的經濟條件和民間資金的充裕，不論官方或民間，都有能力與台灣聯合出資，成立新的智庫，就兩岸共同關注的重大議題，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具有權威影響力的學術機構，類如西方的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學會等規模的智庫。

我們試想以下的幾個場景，就不難窺見兩岸智庫合作可能的新展望與期待：

其一、當兩岸進行政治議題的談判時，雙方智庫可將平時研究所得，分別就統合模式、軍事互信機制與和平協議等重大議題各自提出方案，擺上談判桌進行協商與溝通，必能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二、對於南海與釣魚島問題的爭端，一旦發生事故，雙方智庫可將平日研究策略方案，迅速提供給兩岸當局參考，採取最妥適的因應對策，例如在適當時機，可由台灣派出海軍陸戰隊登陸釣魚台，中共海空機艦則在四周嚴密掩護監視，完成兩岸聯合保釣，共同收復釣魚台主權的歷史創舉。

其三、對於臨時突發的糾紛或衝突事件，則藉由兩岸智庫密切合作，共同維護兩岸人民的利益。以此次台菲之間引發的「廣大興漁船事件」為例，可一邊由台灣進行與菲方的談判，一邊則由大陸出面給菲方施壓，形成兩岸共同維護台灣漁民權益的新模式，效果必顯而易見，至少比台灣單方出面談判要有力得多。

兩岸智庫均應與時俱進

俗云：「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智庫既是強調「智」與「庫」，就必須結合眾人之智慧，才能發揮群策群力的作用，同時也要隨著世局潮流演變，與時俱進。目前大陸智庫應在獨立性和民間性方面加強改革力度，台灣智庫則應強化經營規模和人才培育。我們衷心期盼，兩岸智庫求同存異，抓大放小，捐棄成見，緊密合作，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應有的貢獻。

（編按：本文為作者出席在北京「國家智庫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記要。研討會為國務院「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所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