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安息歌》的故事

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場慘案

1945年抗戰勝利，理應是全中國人民歡欣鼓舞迎向和平建國時代的開端，然而民眾對國共兩黨和平建國的盼望，很快在此後近五年的漫天硝煙中成為次次熄滅而終究未果的悲願。

昆明，在當時全國政治中起著特別作用。不僅因為昆明鄰近重慶，更因為當地在許多民主人士的努力下開始成為民主運動中心。聞一多回憶，勝利前夕，1944年的昆明便率全國之先而發表了雙十節「國是宣言」，並先後發動了同年的護國紀念大遊行和1945年的五四大遊行。「這些活動，和其他後方各大城市的沉默，恰好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在這沉默中，誰知道他們對昆明，尤其昆明的學生，懷抱著多少欣羨，寄托著多少期望。」〔注1〕

聞一多所說的「欣羨」與「期望」，很快就在1945年墨跡未乾的重慶「雙十協定」之後，成為以鮮血寄托的導火線。

同年11月25日晚，還是在昆明，作為戰時全國最高學府的西南聯大出現反內戰集會，一時間竟有五千多人參與。地方警特為恐嚇參與者，使出機關鎗等武器進行恐嚇。翌日，昆明爆發大規模示威，並再次招致警特的各種攻擊。雙方你來我往的衝突在12月1日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警特不但進入各大校園展開暴力攻擊，西南聯大更出現手榴彈攻擊學生慘劇，可謂前所未見的鎮壓！首先是校門口一顆，然後師院三顆！整起事件，死亡四人，重傷11人，輕傷14人，史稱「一二、一慘案」。〔注2〕

慘案爆發後，郭沫若（1892-1978）悲憤地在《進步贊》中寫道：

誰能說咱們中國沒有進步呢？誰能說咱們中國進步得很慢？「一二、九」已經進步成為「一二、一」了，不信，你請看，請鼓起眼睛看看。水龍已經進步成為了機關鎗，板刀已經進步成為了手榴彈，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劊子手們，已經進步成為了機械化的好漢。〔注3〕一二、一慘案是抗戰後全國反內戰運動的開端。為悼念一二、一死難烈士，全國各地先後出現大規模悼念示威。數十年後，知名劇作家與演員黃宗英在其創作的《大火：《聞一多》電影劇本草圖之二》中，藝術性地再現了昆明本地的示威場景──「剪著黑紗、分著黑紗，從堆房裡搬出黑紗。」「人流從大街小巷、從各家各戶，走出來。傾城出動。」「在櫃檯前擠著領購黑紗的人群中，有一位翠衣女郎。當她轉身套上黑袖箍，又隨即扯下紅寶石的長耳環，用手絹蘸著腮旁的眼淚，擦去口紅。她左手抱著琴，一移步，琴弦碰到門框上，一聲弦斷如烈帛。當她走入送喪行列時，天地間的一切顏色都消失去。只有黑和白，黑和白。只有無伴奏的哀歌和千萬人的腳走在石板路上的聲音。」「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你們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往前走／你們真值得驕傲／更令人惋惜悲傷／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安息吧死難的戰友／別再為祖國擔憂／現在是我們的責任／去爭取民主自由」……〔注4〕

──對於熟知台灣戰後史的朋友來說，黃宗英最後所引出的歌詞，恐怕是既熟悉，又陌生罷！雖然歌詞略有出入，但這首歌其實正是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獄中的政治受難人為即將死別之同志所唱的告別歌，也就是台灣50年代政治受難人所稱的──《安息歌》。

黃浦江畔寫就的輓歌

其實，彼時昆明並不可能馬上唱起這首歌。這首歌是慘案發生後才由黃浦江畔上海學生譜寫下來。當時，為了聲援慘案犧牲者，聖約翰大學學生、中共地下黨員、同時也是著名女詩人的成幼殊寫下這樣一首歌詞，但原詞其實與黃宗英引用的版本稍有出入：「往前走」應改回「前走」，「戰友」則應改回「同學」。

成幼殊回憶，「在寒風凜冽的冬夜，臨窗伏案，為即將舉行的上海各界公祭大會寫一首歌詞的任務，自然是我願意接受的。遙望遠在昆明的不相識的四位殉難者，我以第二人稱『你們』來直接抒發我們仍活著的人的哀思和繼續努力的決心。記得我是在得到通知的第二天清早就交卷了。」「『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表明他們是愛國愛民而獻身，不是什麼『匪』。這是他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與他們的基本共鳴。」〔注5〕

為這首歌配樂的是同校的錢大衛（校名錢春海）。「曲調在沈痛悠遠中轉而高昂堅定，並使人感到有絃樂器的動人色彩，發揚更增強了歌詞的內涵。錢大衛習以為伴的樂器是小提琴。」「在大會上散發的這首歌曲鉛印單頁，詞作者署名金沙，曲作者署名魏淇。」〔注6〕

在反內戰運動中傳唱全國

這首歌完成之後，首先在1946年1月13日上海學生與各界群眾公祭昆明死難烈士的萬人集會與遊行中得到演唱。「全場萬人齊唱，把公祭大會的悲壯戰鬥氣氛進一步推向了高潮。」〔注7〕此後，這首曲子更伴隨著反內戰運動的迅猛發展而傳唱全國。其間，浙江大學學生會主席於子三遭慘殺事件（1947年10月）是這首歌得到大規模傳唱的又一次轉折點。在北平，燕京大學學生唱著這首歌走上街頭；在天津，這首歌被改為《安息吧！民主的鬥士》而被北洋大學學生唱頌。〔注8〕在浙江，這首歌被改成《子三烈士追悼歌》，〔注9〕直到1949年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每逢清明，浙大師生會在鳳凰山烈士墓前唱這首歌。〔注10〕在廈門，這首歌也成為廈大學生悼念於子三的曲子。〔注11〕

其中，有些動人的情景如下。在北平：

1947年11月6日，在北京大學民主廣場舉行「於子三追悼會」。會上「高唱隊」代表燕大師生在靈台前演唱《送葬曲》：「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你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前進！……」歌聲迴盪民主廣場，融著男低音高健飛的悲憤控訴。〔注12〕

在揚州：

1949年4月1日南京發生了學生運動，學生們反對打內戰、要和平民主的請願鬥爭受到了國民黨當局的武裝鎮壓，傷亡慘重。揚中學生發起全市大遊行進行抗議，支援南京學生鬥爭。我們揚中土風隊員也積極參加了，沿途高唱革命歌曲，印象最深的是那首悼人的悲歌：

「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你們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前走，／你們真值得驕傲，更使人惋惜悲傷，／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

群情悲憤激昂，走到東關街時，正好碰到解放軍的隊伍迎面走來，他們是開往長江準備渡江的。我們高呼：「向解放軍致敬！」「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國！」解放軍也高呼：「堅決打過長江！」「絕不辜負人民期望！」遊行持續了一整天，不覺得餓和累。……革命烈士的鮮血，是革命的火種，燃燒起我們內心的青春之火。「一個人倒下去，一千個人站起來！」這就是歷史。獨裁專制是不得人心的，十多天後，解放軍就渡過長江，解放了南京。〔注13〕

也許是於子三慘案的影響，這首輓歌在浙江還成了解放軍追悼死難烈士的歌曲之一。在目前的史料中，與溫州田塘頭戰鬥相關的記載經常提到這首歌，但歌名被改稱《同志，安息吧》或《安息吧同志》。除了歌詞中的「同學」改成「同志」，而若干字或增或減之外──這也是這首歌流傳各地時候的普遍狀況──整首歌詞大致與成幼殊原詞相同。〔注14〕

「同學」與「同志」之間的替換，不只是為了便於不同社會身份的個人去抒發自己的情感。實際上，這也提示著那個時代所特別賦予的、一種啟蒙與覺悟的可能：

「一二、一」慘案發生後，一個以學生運動為主的要和平、要民主、制止內戰的愛國民主運動一時席捲了中國大地。「一個老師」似乎有意識地站在這個運動之中，悼念死難者，他選擇了一個歌曲：《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唱著、唱著，有的同學熱淚盈眶，有的乾脆唱著「安息吧！死難的同志。」「一二、一」慘案的發生，使許許多多同學看清了蔣介石的法西斯面目，政治上得到了覺醒。〔注15〕

在台灣被稱為《安息歌》的這首曲子，也是把「同學」改成「同志」。但此時這樣的更動不僅僅意味著這首學運歌曲所蘊含的覺悟與啟蒙。因為，這首歌確確實實在台灣成為了層次更高的、地下黨「同志」之間的革命歌曲。

由於《安息吧，死難的同學》的詞曲作者都是地下黨員，當上海的白色恐怖愈發狂暴，各自的境遇也便出現了波折：成幼殊事先轉移到香港，錢大衛卻不幸遭到國民黨逮捕。獲知被捕消息的成幼殊，為這位令她尊敬的同志寫下這樣的詩句──《致W.K.》──「W.K.」即錢大衛的筆名「魏淇」：

告訴我，你的牢獄，是不是又暗又濕？那裡即使有扇窗子，也是布著鐵柵攀著帶刺的鐵絲？冬天來了，我的兄弟，北方的冬天是冷的。你是不是還能用你的歌喉，唱一首向太陽的詩？牢獄的凶殘和暴虐，會不會折斷你拉提琴的手指？在秋夜的營火邊，在春天的旅行隊裡，曾經迴響著你嘹亮的聲音：「年輕的朋友們快趕來！」而在追悼大會的麥克風前你紅著眼：「安息吧！死難的同學……」每一個音符都激盪著悲憤的血。而今天，勇敢的兄弟，我怎麼不為你哭泣？今天我出亡在溫暖的南方，聖誕的花朵正綴滿了高貴的櫥窗，我得到你的被捕的消息……我看見你的沈痛的激動的臉，我看見你的指揮著的手，我看見沸騰的街道，圍著警察的廣場，我看見萬千個示威者，聽見萬千人的歌唱，我看見揮動著的雪片般的標語，我看見擴音筒，我看見進軍的旗！呵，從你的牢獄的窗洞裡你是否也看見了這些？你是否還看見了無數的兄弟向你望著的眼？這裡面也有我的，我的憤怒的、哭泣著的……呵，我知道我不用說什麼，不用勸慰你什麼。你是百煉的鋼，心裡永燃著紅色的火，吹不熄的萬千的火種會要叫世界暖和，而你的牢獄的柵欄就要在奔騰的跳動的火焰裡溶解崩落！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香港

1949年，中國兩種命運的大決戰終於得出了結論。《安息吧，死難的同學》旋即在革命已然勝利的大陸上，從現實中反抗暴政的救亡戰歌，成為了緬懷先烈的革命歷史歌曲──直到今天。「1949年上海解放後，原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與上海文藝工作者舉行會師大會，會上大家高唱革命歌曲，這首《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又一次響徹上海大地。1999年在慶祝上海解放50週年和建國50週年的群眾集會上，這首歌再次震響上海的天空。」〔注16〕

余話

雖然現在尚不能探究《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如何流傳至台灣並成為《安息歌》，但能肯定：全國各種版本中修改最大的就是台灣版。除了前面提到的那類改動，最大的更動是「你們真值得驕傲／更令人惋惜悲傷」這兩句。這兩句改成了「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放在甫回歸祖國不久的前殖民地台灣，這樣的改動，更顯悲壯！當中國革命在彼岸獲得了全面成功，此岸的中國革命卻經受了空前的鎮壓與失敗。正是在這首歌的歌聲中，為了兩岸的光明而奮鬥的無數兩岸青年，義無反顧地走向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刑場；在全中國最後的國民黨屠殺之地──台灣──從容赴死！直到今天，每年在馬場町舉辦的50年代白色恐怖慰靈大會──即「秋祭」──仍繼續唱著這首歌，向這些死難烈士表達哀思與敬意！就像作家陳映真先生所說的：

您們短促而激動的一生，踵繼了一段火熱的歷史，一個狂飆的時代。從1920年代初開始，和您們一樣純粹、一樣猛烈地探求、真理的台灣青年，從黑沈沈的殖民地島嶼，奔向中國大陸，接受民族解放運動熱火朝天的洗禮。回到故鄉台灣，他們向農民組合、向文化協會、向工、農民的先鋒隊伍報到，開展了激動人心的工作。……1945年，您們以一顆年輕的心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喜悅，迎接了台灣的光復與解放。但是，殘酷的歷史，讓您們苦澀地體會到舊時中國的矛盾、落後、殘暴與混亂。經過1947年2月蜂起事件的試煉，您們終於更加清晰地看見了新中國交替的胎動所造成的陣痛與展望。是的。您們再不猶疑、苦悶和彷徨。您們看見全中國的人民都在回應歷史提出的選擇題：中國走獨立自主，人民民主的道路，還是走庸從外國，任由封建勢力支配的道路？您們做了毅然、明確的選擇。整整20年代的前一代，和40年代後半以迄50年代初的您們一代，雖然有世代之別，但是您們都同樣地把一生只能開花一次的青春，獻給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事業；您們都抱著對於自由、光明和幸福的應許與憧憬，打碎了自己。……就在那陰冷肅殺的時代，您們抱著對於生的無限眷戀，和對於死的堅定的決意，以萬古以來最大的孤獨，面對殘酷的拷問，面對死亡的點呼。啊啊！還是在那彷彿永無盡期、無數的凌晨裡，您們被強盜們點名帶到這斷魂的馬場町。清晨的月亮還來不及掩面躲避，夜風還來不及收起慌張的裙裾，劊子手的槍聲響處，您們就應聲倒向被晨霧沾濕的荒草地上，讓您們身上溫熱的鮮血浸染在淡水河邊的土地。……英靈有知，就讓奈何橋變成真相和伸冤的通衢大道！就讓遺忘之川，變成記憶的滔滔大河，叫歷史的記憶，鉅細靡遺！您們應當記得，當年押房裡的難友和同志們，總是唱「安息歌」送您們走向刑場。那首歌一開始就說：「安息吧！死難的同志，不要為祖國擔憂……」雖然一直到今天，這個世界，這個祖國，還叫人牽牽掛掛，但最近以來，我們民族和解與民族團結的勢力，客觀上有所進展，這應該可以稍慰您們在天之靈了。您們是最真誠的愛國者，是勤勞民眾的好兒女，是我們民族最優秀的子孫。您們為了使台灣人民當家做主人，過上幸福的日子，您們為了反對黑暗的獨裁政治，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為了打倒內外之敵，振興中華，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您們將永遠活在民族共同的記憶中。〔注17〕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這首歌的詞曲作者也屬於能夠肯定的部分，卻仍有許多傳說伴隨著歌曲流傳而不斷出現。在北方，這首歌曾被當成是著名十四行詩詩人馮至（1905-1993）的作品；〔注18〕在台灣，這首歌則長期被誤以為是郭沫若所寫，以下試舉兩位政治受難人的回憶為例子。1950年6月被捕的顏世鴻先生回憶：〔1950年〕11月28日早上和26日韓戰的消息，我當天下午就聽到了，消息由何處來不知。那天早上台北案在安坑的人有判決，但未發判決書；這一點可能因為核定而改判。有些人被改為死刑，判決書甚至來不及重寫。由北面的台北案的押房傳來《安息歌》的歌聲，好淒涼……傳說，詞是郭沫若寫的，曲的來源我還不知道，本身是好淒涼的歌；而唱的聲如低泣，如孤獨的老人，在生命的深奧處向自己獨語，但堅持的調子又似生命對生命永恆的心誓。那一夜我又失眠了。……〔注19〕1951年7月被捕的劉鄹昱先生則回憶：〔獄中〕恰好同房又有一位也是師範大學數學系的學生，嘉義竹崎人，叫做陳正宸。〔注20〕四六事件以後，就被抓進來了……他教我唱《追悼歌》：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前走。你是真值得驕傲，更使人惋惜悲傷。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前走。[QUOTE]陳正宸把《追悼歌》唱出來，我把它采譜起來以後傳遍軍法處，凡是有同志犧牲時，就有人唱出紀念死難的同志。不料在30幾年後，1980年代台北林正杰競選立法委員時，曾經寄一份海報來，海報裡竟有這首《追悼歌》的歌譜和歌詞。陳正宸告訴我，《追悼歌》的歌詞是郭沫若做的，……。〔注21〕

對照以上兩位受難人的證言，可以發現郭沫若為《安息吧，死難的同學》作者的傳說起源甚早。此外，雖然顏先生對於1950年的回憶足以說明劉先生在1951年的采譜工作絕非首創，但由於劉先生所記下的歌詞更接近於成幼殊原詞，因此，反而足以證明《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在50年代的獄中的傳唱實有多個源頭，而非單一起源。

有趣的是，70年代末大陸出版的一些文獻也強化了郭沫若為此曲作者的誤會。北大歷史繫於1979年編撰的《北京大學學生運動史：1919-1949》曾把郭沫若的《進步贊》（該書誤植為《進步頌》）與成幼殊的詞擺在同一頁；把這兩個分屬不同小節的段落連著引用，客觀上為以訛傳訛增添了更多條件。〔注22〕

對於多數台灣人來說，這首歌的詞曲作者一定是陌生的。但除了在文革中因心臟病而病逝的作曲者錢大衛與台灣較無淵源，作詞的成幼殊其實應該值得台灣人民記憶。因為，她的父親就是兩岸知名報人成捨我（1898-1991）。成幼殊，除了不懈地進行詩歌創作，更在49年之後成為新中國的外交官，在外交事業上作出了巨大貢獻。

《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在海峽兩岸的遭遇，很容易令人聯想起大陸知名木刻家荒煙（張偉耀，1920-1989）在同一時間所創作的名作《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

荒煙的友人回憶：

為紀念聞一多烈士而創作的《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這幅著名的木刻原題作《民主的火炬》，是1948年春在台灣開始刻制，同年夏秋在香港完成的。我親眼看見他起草稿時不厭其煩地反覆徵求朋友們的意見，反覆修改加工的情形，那種一絲不苟的精神，實在使人佩服。事隔30年後，在一次閒談中，荒煙談到這幅木刻的創作過程。1946年7月，他在上海從報上看到聞一多繼李公僕之後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消息，十分震驚，也十分憤怒。他立刻就決定要刻一幅巨幅木刻來紀念聞一多烈士，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滔天罪行。當時上海各界五千多人舉行李聞追悼大會，會上有人大聲疾呼：「一個人倒下了，但千萬個人會起來的！」這就為木刻的畫面構圖定下了基本輪廓。到台灣後，他一直在進行具體構思。他說，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變對這幅木刻起了催生的作用。事變當天，他在現場看到激烈的群眾鬥爭場面，心潮澎湃，不能自己。但是幾天後，人民起義被鎮壓下去了，接著是大逮捕、大屠殺，白色恐怖籠罩全島。那時，我們都蜇居寓所，悚聽戶外槍聲……而荒煙要用木刻刀參加戰鬥的願望卻十分強烈。他心裡明白，直接刻劃「二、二八」起義是不可能的，而構思已久的《民主的火炬》卻更加成熟了，更具體地形象化了。〔注23〕

當荒煙受到台灣二二八的鼓舞，而創作出以昆明的聞一多遇刺案為主題的版畫時，因為昆明一二、一慘案而誕生於上海的《安息吧，死難的同學》，也因為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而得以傳唱至今。在黃浦江頭、在新店溪畔、在遙遠的昆明、在腳下的台北，曾經有這樣一個時代，使江水同流，讓大地同悲！今天我們回首那個時代，也應懷抱著不該忘懷的記憶，走向未來！

（本文寫作期間，得到劉孝春老師提供劉鄹昱先生回憶錄，特此致謝！）◆

〔注1〕聞一多，《「一二、一」運動始末記》，收錄於龔紀一編，《一二、一詩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1。

〔注2〕聞一多，《「一二、一」運動始末記》，收錄於龔紀一編，《一二、一詩選》，頁2-3。

〔注3〕郭沫若，《蜩螗集。附：戰場集》（上海：群益出版社，1948），頁30。

〔注4〕黃宗英，《大火《聞一多》電影劇本草圖之二》，《當代》，1980年第3期（北京），頁179-180。

〔注5〕成幼殊，《倖存的一粟》（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頁103。

〔注6〕成幼殊，《倖存的一粟》，頁103。

〔注7〕陳良，《風暴之歌──解放戰爭時期的歌詠運動》，收錄於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編，《解放戰爭時期上海學生運動史》（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頁446。

〔注8〕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編輯室編，《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資料選編（一）》（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1），頁467。北洋大學檔案藏有當時流傳的曲譜。

〔注9〕《今日早報》記者章見森，《破曉：浙江大學為迎接解放掀起護校運動》，收錄於鞠建林，王綱，《浙江60年檔案解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頁9。

〔注10〕鍾雲霄，《相濡以沫四十年》，收錄於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與南通市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編，《南通文史資料》，第18輯「智慧之光：南通籍院士風采錄」（1999，南京），頁94。

〔注11〕中共廈門大學委員會黨史編委會編，《廈門大學黨史資料》，第2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頁139。

〔注12〕吳洪生、王百強，《高健飛（1927-1951）》，收錄於北京大學黨史校史研究室編，《北大英烈》，第3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313。

〔注13〕段寶林，《難忘的黃金時代》，收錄於北京大學名人叢書編委會編，《青春似火》（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頁246。

〔注14〕高醒華，《回憶田塘頭戰鬥》，收錄於《甌海黨史資料》，第8期（1986，浙江），頁31；高醒華，《中共永嘉縣委警衛隊戰鬥生活瑣記》，收錄於《甌海黨史資料》，第11-12期（1989，浙江），頁32；張建華，《中共金蕭工委、金蕭支隊在龍門舉行金蕭地區革命先烈追悼大會》，收錄於富陽市新四軍研究會編，《新四軍在富春江兩岸》（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頁374-375。

〔注15〕盛世樵，《憶姚揚徽先生》，收錄於玉環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玉環文史資料》，第8輯「談古說今」（1993，浙江），頁27。

〔注16〕屠岸，《序》，收錄於成幼殊，《倖存的一粟》，頁1。

〔注17〕陳映真，《1995‧4‧2於「50年代政治案件受害者春季追悼大會」祭文》，《海峽評論》，第53期（1995，台北）。

〔注18〕吳洪生、王百強，《高健飛（1927-1951）》，收錄於北京大學黨史校史研究室編，《北大英烈》，第3輯，頁313。

〔注19〕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台灣的荒謬年代》（台北：啟動文化，2012），頁283-284。

〔注20〕陳正宸，1928年生，台北師範學校學生，原判五年，後來在服刑期間改判死刑，1960年犧牲。

〔注21〕劉鄹昱，《回憶錄》（手稿），頁166-167。劉孝春老師提供。

〔注22〕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學生運動史》編寫組，《北京大學學生運動史（1919-1949）》（北京： 北京出版社，1979），頁177。

〔注23〕陳耀寰，《南國幽蘭展素心──悼念木刻家荒煙摯友》，收錄於興寧縣文化局、興寧縣政協辦公室編，《興寧文史》，第14輯（1990，廣東），頁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