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民太不理性,我們怎麼贏得了中國

貝淡寧
(清華大學倫理學、政治哲學外籍教授)


過去的偉大思想家從亞里士多德到盧梭和孟德斯鳩等人都認同一個觀點,即民主只有在小國才能運行良好。在地方層次上,人們對所選擇的領袖的能力和品德有更多瞭解,地方議題相對直接也更容易理解。即便出現了錯誤,地方層次的代價也較小。

然而,出於某種原因,這一點一直被現代西方政治思想和實踐所忽略——無論是小共同體還是擁有數億人的龐大政治群體,領導人都在自由和公平的競爭性選舉中產生,每個成年人都有一張選票。

中國是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在地方層次上,人們有廣泛的共識即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是該政治體系的前提是這樣一種假設,即在不同等級的政府中,選舉和提拔領袖的標準應該是不同的。在中央層次上,政治議題變得更加複雜,政策不僅影響到「國民」而且影響到子孫後代、外國人和自然界,因此選拔過程應該隨著政治權力台階的上升而越來越多地注重選賢任能--具有高超能力和良好美德的人。

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部分受到這些思想的影響。中國政府在1988年引入村民直接選舉。而在更高層政府,已經形成一套複雜而全面的選拔體制。政府官員經過一系列的考試和考驗,只有在經過幾十年下級政府管理的歷練之後才能被提拔到高級領導崗位。

當然,該體制需要更多的民主元素:在基層,選舉不一定如理想的那樣自由和公平。該體制也需要更加講究選賢任能:官員的選拔應該取決於能力和道德水平而不是家庭背景或政治關係網。但是,這個模式本身--基層採取民主,越往上面越強調選賢任能--的確是不同於西方的,應該確立判斷是否進步的標準。

與之對比,在歐洲,模式本身存在缺陷。在面積龐大、人口眾多、由不同國家組成的高度多樣化的政治組織內,期待民眾以知情的方式投票本身就不現實。歐盟的政策影響到各成員國的國民和歐洲公民,歐洲選民應該投票支持那些代表國家利益和歐洲利益的政黨。在原則上,歐洲選民應該很好地理解國家政治和歐洲政治,願意瞭解最新消息,因為它對國家政治和歐洲政治產生影響,同時詳細瞭解不同政黨的政綱以便做出知情的決定,比如哪個政黨能最好地處理歐盟的問題如GDP停滯不前和青年的高失業率等。無論人們喜歡歐盟更強大還是更弱小,歐洲的未來都不應該僅僅依靠不同歐洲國家的地方政策。

歐洲選民對此任務似乎並沒有充分準備。一方面,選民投票率在過去20年一直下降,在200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投票率只有43%。而那些投票者常常顯示出極端主義傾向。今年5月,28個歐盟成員國的公民將選舉歐洲議會的751名議員。民意調查顯示,左翼和右翼的反歐盟民粹主義者將可能獲得遠遠超過現在的12個席位,這樣一來,歐盟的改革將變得更加困難。選民或許希望極端主義政黨阻撓積極的變革。但是,選民真的知道他們想要什麼嗎?

西班牙社會調查中心進行的調查讓人對此產生懷疑。大部分受訪者在選舉歐洲議會議員時對歐洲議題沒有充分的政治認識,「與歐盟和歐洲議會有關的議題」只影響了13.7%的受訪者。而且,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宣稱,他們從來沒有或幾乎從來沒有閱讀過報紙上的政治和選舉信息,絕大多數人說他們從來不在網上搜索選舉信息。

選民投票缺乏知情的瞭解,這不能歸咎於選民誤解了選舉的利害關係:72.6%的人承認歐盟決策影響到西班牙人的生活。簡而言之,西班牙公民承認他們對歐洲議會議員的集體選擇將影響到西班牙和歐洲,但他們缺乏知情投票所需要的政治知識。歐洲其他國家的選民比他們更理性的可能性非常低。

跟中國不同,歐洲民主習慣已經根深柢固,選拔領導人不用公民投票而用純粹的選賢任能模式是不現實的。但是,旨在提高選民能力的尚賢建議可以被注入選舉體系之中,同時不至於破壞民主選舉的基礎。理想的情況也許是選民需要通過一場考試,以顯示出他們對歐盟所有13個政黨的政綱有充分的瞭解。更現實的解決辦法是,要求選民通過強制性的多項選擇考試,該考試是對13個得到承認的歐盟政黨中兩個政黨的政綱的檢測。

選民接受測試的要點,不是要偏向某個政黨或政治傾向。重要的是,選民很好地瞭解他們投票支持的內容或人選。這樣一來,政治代表更有可能實施可靠的政策。如果歐洲能從中國的政治理論和實踐中得到一點有用的啟發,過去的偉大西方政治理論家也會為歐洲喝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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