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佔領劇」的初步考察

一、一個新的陌生的政治板塊已升起

3-18學生強闖立院並霸佔了24天，不但癱瘓議事還提出各種政治要求。其間，3-23發動強攻行政院遭警方強力驅離，3-30動員了數十萬民眾上凱達格蘭大道。這一幕幕鮮烈的畫面的確震撼了島內外；不管其政治結果如何，單就代表最高民意的立院（相當於國會）遭激進團體強佔近月這事件，至少在形象上可說近於「政變」。特別在台灣的政治經驗中，這是頭一遭；1950年代以來，先是長期的反共戒嚴，在美國支撐下高高在上的獨裁政府維持了超穩定的政治狀態；1980年代後，各種政治運動、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街頭抗議事件無日不有，政治面臨大轉型，雖然政治亂象不斷，但仍局限在藍綠政黨鬥爭的範圍，雖然社會運動頻繁，但仍局限在街頭。街頭和國家機關之間一直有一道由國家暴力阻隔的紅線，宣示著團結的統治階級的暴力，不容挑戰。

這次，可說是台灣政治社會的破天荒大事。由於統治階級的分裂，這個防線突然被打開了裂隙，撬開了新的政治空間；現在「佔領」雖已結束，但瞬間產生了幾近休克的震撼，其對台灣政治、社會和兩岸關係的新型衝擊，所產生的後續影響如何，恐怕各方一時都難以正確評估。將來台灣的政治雖然不致於發展到如英國《經濟學人》所說的：「台灣的未來可能會在街頭決定」的狀態，但仍然給台灣的未來投下難以預測的不確定因素。結果來看，激進的「佔領劇」，實際只取得了一個「先立監督法（兩岸），後審（服貿）」的保守而反動的政治承諾──且僅屬於保守體制內的「程序問題」；但是一個新的陌生的未曾面對的新政治板塊已經浮起，而且是一個使用新的語言新手法的新保守政治－－新台獨。特別在這事件中，年輕世代透過網路媒體燎起的一波前所未有的反中、恐中感情，恐給未來的台灣社會留下一個新的難纏又難解的認同問題。

3-18事件嚴重警示了大家，台灣的政治社會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個新的陌生的未來已向我們提出了挑戰書。我們只有以新的思維從更大的格局面對它，以嚴肅認真科學的態度去考察它，然而要「怎麼看」？

二、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這決不只是一個突發的、孤立的政治事件，就像所有的歷史事件必然有其前因一樣，它是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長期積累下來矛盾的噴火口，其中，特別是由於長期蓄積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和壓迫而反映出來的扭曲、顛倒的政治意識的問題。同時，它也決不僅是一個島內事件，就像台灣歷來的變動與美國和中國大陸的變化有不可分的連動一樣，它與美國的世界戰略以及美國為了遏制或介入中國崛起所高揭的「重返亞洲」戰略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從北非的茉莉花、中亞的鬱金香看到台北的太陽花，我們嗅到一個美國世界戰略的SOP（標準作業）「議程」的台灣版，只是這個「議程」已被重重隱蔽起來，要揭開這個隱蔽一向困難重重，但可從一些蛛絲馬跡窺其端倪。

我們看到一個個稚嫩的年輕臉孔高呼著「捍衛民主」、「公民不服從」、「自己國家自己救」等抽像又乏味的口號，而這些空泛口號與他們激進的行動之間又構成了極大的反差；是甚麼現實的壓迫和憤懣驅使他們上街頭？只為了這些口號或模糊的反中、恐中感情、意識就去「佔領立院」嗎？馬克思在分析1848法國革命的名文《路易‧波那巴的霧月十八 》中有一句話：

「在歷史的戰鬥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辭和幻想，同他們的本來的面目和實際的利益區別開來；把他們對自己的看法同他們的真實本質區別開來。」

那麼，是怎樣的本來的面目和實際的利益－－現實的處境，驅動了這些年輕人在這樣的言辭和幻想中走上街頭？

三、「苦悶」經濟和社會兩極分化

首先，我們要先捨去政治和意識型態紛亂的表相追究社會經濟生活的真相，才能掌握問題的本質。

去年，台灣經濟的成長率落到只有1.74%，人均所得居亞洲四小龍之末，失業率卻居冠。江宜樺以「悶經濟」形容它；其實一般受薪大眾的狀況遠超過「悶」，可說已到了「苦」經濟的程度。而平均薪資倒退到16年前的水平，物價房價卻節節高漲。即便找到工作，大多進入去技術化的服務業（台灣從事服務業人口高達638萬人，占所有就業人口60%），而且許多人是通過人力仲介的派遣公司找工作就業，絕大多數人處於低薪低福利、工作不安定，更沒有籌組工會保障勞工權益的環境。另一方面，企業利潤卻年年高成長，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利潤分配率極為不公平；而政府的財稅政策卻偏向保護企業和富人的利益。事實上，馬政府這幾年來大幅降低了企業營利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還有輕輕放過了證所稅，相對的，卻把國家財政的負擔全轉嫁到國民大眾身上。一般受薪階級成了企業和政府雙重剝削的蝦米。

結果是，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向下沉淪，階級向兩極分化，形成了少數的富人和絕大多數低薪大眾的兩極化社會。

台灣的經濟一向依賴國際分工體系，「苦悶」經濟當然與當今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有密切關聯。所謂「新自由經濟」的特徵，就是掃除各國各地對資本的障礙，鬆綁資本，使資本在全球更自由流動。追逐更高的利潤本是資本的天性，因此資本快速流向成本更低利潤更高的地區，結果快速改變了各國各地區的產業經濟結構和社會經濟階級關係。這20年間，兩岸同時經歷了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這只「看不見的大手」的主導，兩岸關係在資本快速轉移，產經結構快速流轉的歷史力量中，形成了非政治力所能改變的融合趨勢；同時，兩岸快速重新編組入全球化的大分工體系中。可是，由於台灣政治和社會意識的龐大保守力量，使台灣在這大風潮中無力進行經濟產業的調整和升級，無法創造新價值，只有以擴張低技術的服務業吸納過剩的就業人口，這是造成台灣「苦悶經濟」的外部和內部的重大結構因素。

四、 新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

「苦悶經濟」和社會貧富兩極化的重負全壓在年輕世代身上；22K的流行語和12%的高失業率、高物價高房價等等，是年輕人的生活現實也是惡夢，這種相對剝奪感即是所謂的「世代矛盾」的根源。這種嚴酷的社會現實，對未來的窒礙感、無望感，構成了年輕人走上街頭，尋求改變的根本原因。然而，支配著年輕世代的意識型態，卻蒙蔽了現實的真相，年輕人只有在空泛的言辭和幻想的導引中，走上虛幻、顛倒的反抗。

本來，年輕人先天上對社會不平等和生活壓迫十分敏銳，蓄積起來的不平和憤懣一旦燃燒起來反抗，經常會直接成為社會改革的原動力。然而，生活在21世紀的台灣年輕世代，卻失去了直接針對前述統治性結構和支配性意識型態的覺醒和反叛，以至於原本應成為改革的動力卻成了維護現狀的動力；應該是進步的力量卻成了保守的力量。根本原因，在這一代的年輕人的意識思想，除了深受全球性的新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意識型態的薰染外，從出生到長大都接受了李登輝「去歷史化」、「去中國化」的支配性意識型態的養成。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新自由主義和後現代化主義的意識型態成了支配性的思想體系。後現代主義思想的基本觀點是：反對整體和宏大敘述，不相信真理、進步和歷史；讚揚多元主義、異質和不連續性。這種後現代主義思潮掃除了人類對歷史、進步、真理、革命和人類解放等宏大敘述的信念，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蘇東解體後，謳歌西方資本主義永恆的「歷史終結論」獨步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私有化、自由化、（西式）民主化和人權成了普世永恆的價值和典範。同時，進入了網路時代，網路掃平了國族的屏障，西方的普世價值和美國文化得到無遠弗屆的傳播和認同。台灣的年輕世代，從一出生就薰染在這樣的全球思潮中，這些自然成為他們意識思想的重要元素和特徵。

五、李登輝的「去歷史化」歷史

今天台灣年輕世代中十分普遍的恐中、反中的感情，其根源主要來自李登輝政權以「去中國化的本土主義」為內容的「去歷史化」的歷史結果。李登輝政權基本上代表了台灣本土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他透過與民進黨、台獨的結盟，取得了高於兩蔣的政治正當性和權勢，以絕對的權力推動「去中國化的本土主義」。在所謂「民主化」中，他卸除了體制上的「獨裁和戒嚴」，卻傳承了「反共、反中和親美」，李登輝將它轉變成「去中國化的本土主義」。李登輝在歷史論述上表現為「去歷史化」，即以「去中國化的本土論」的偽歷史取代歷史；在國族認同上，就是以「台灣意識」取代「中國意識」。李登輝的「去歷史化議程」，以高度獨裁的權力，由上而下強行推行教育、教科書、文化、媒體的徹底改造；這個「議程」由扁政府進一步深化、制度化，馬政府基本上與之妥協。20年的「去中國化本土論」的意識型態，早已深深紋入了年輕世代的腦摺。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快速進展中，資本像脫柙的猛虎，在全世界掠奪利潤，造成了資本主義的再一次殖民擴張和世界歷史的重構，形成了新的不平等、壓迫和分裂的世界。弔詭的是，生存在這種時代的年輕人，現實上生活在新自由主義的「苦悶經濟」和貧富兩極化社會的底層，精神上卻活在新自由主義的統治性意識型態中－－歌誦「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這本質上是一個維護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支配體制的虛假意識。在台灣，這種西方普世價值揉合著「去中國化本土論」的恐中、反中感情，構成了年輕世代的主要意識型態特徵。於是，在反服貿的佔領劇中，新民粹主義披著由普世價值轉化而來的「公民」、「民主」揉和著恐中、反中的感情登上了台灣政治舞台。

六、虛構「公民」「民主」的政治天國

其實，參與抗爭活動的青年學生根本不是一個整體，它包括多種多樣的「權利」主張團體，不是均質的而是有分歧的。正如台灣社會，不管在歷史認識上、國家認同上或階級意識上都是分裂的，甚至連資產階級也隨著利基不同而有不同集團。在這次的「佔領劇」中，組織、指導青年學生的「核心團隊」大量使用了「人民」「公民」「民主」等西方普世話語；用這些抽像的倫理和虛幻的共同感，掩蓋了台灣社會的分歧和差異，抽離了具體的政治經濟和歷史脈絡，隱蔽了現實的不平等和壓迫。這些抽像的倫理和空泛的共同話語，召喚了年輕大眾因為現實的不平等和差異所產生的挫折和憤懣感情，轉化為「公民」「人民」的虛假的共同體想像。只要在這個「人民」「公民」「民主」的想像共同體中，亦即，只要追求這種政治世界的天國，一切都自然顯現平等和公義，而忘卻了人世間亦即對現實的不平等社會生活的改造。正如「基督徒在天國一律平等，而在人世間不平等一樣」（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語）。

這個虛假的共同體，必定要虛構一個「他者」，強化我們和他們之分，甚至道德的我們和不道德的他們之分。「人民」「公民」「民主」的虛幻共同體的他者＝敵人，就是馬英九就是中國。以「反服貿」和「反黑箱」為主訴求的運動，透過網路和平面媒體鋪天蓋地的盡情扭曲渲染，誇大馬政權的「暴政」以及控訴服貿扮演了中共對台灣「入島入戶入腦」的木馬作用，虛構了馬政權和中國的敵對者。在反馬反中的我族「人民」「公民」「民主」共同體中，新民粹主義在奏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島嶼天光」的響亮進行曲中隆重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