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難題

本文節選自馬裡奧‧蒙蒂5月5日在巴黎就任法蘭西人文院准院士時發表的演講。英文原載美國《赫芬頓郵報》網站2014年5月13日，原標題：Democracy's Conundrum: Reforms Take Time to Mature -- But Voters Want Results Now；觀察者網楊晗軼／譯。

「歐洲處於危機之中」已成為老生常談，我們應該更透澈地分析歐洲的危機到底是什麼。

我曾先後擔任了歐盟委員會委員和義大利總理，這兩個職位讓我有機會對歐洲的危機進行細緻地研究。我在與希薇‧古拉爾合著的《民主在歐洲：縱覽與前瞻》（2012年出版）一書中，也對此進行了理論思考。

在這本書中，我們實事求是地分析了歐洲的處境，得出結論：歐洲的危機不僅是歐盟的危機，更是歐洲民主的危機，這是一場關乎決策與決策者自身合法性的危機，它使得歐盟成員國乃至整個歐盟都處於崩潰的危險中。此外，在新技術和全球化的作用下，我們的社會產生了變異，而我們的政體還未對此形成完整的認識，導致這場危機尤其劇烈、複雜。

要找到長遠的解決辦法，政府不但必須承認自身責任的互相依賴性、關聯性，還必須抵制危及子孫後代利益的短視專制——後者恰恰是我們民主體制最大的弊病。

所有取得長期收益的改革都必須付出短期的政治代價。我們知道，在左右兩派輪流執政的國家裡，做出推行重大改革的決定有多麼困難，因為反對黨可以輕易地把受改革衝擊最大的社會群體動員起來，抵制執政黨推行的改革政策。以義大利為例，養老金改革和打擊逃稅勢在必行，這是全國上下基本都清楚的。

但是，左翼勢力不願拿養老金開刀，右翼勢力也絕不會真正打擊逃稅。在我擔任總理期間，組成了「大聯盟」政府，齊頭並進地推動兩大改革。最終我們拿出了「一攬子」解決方案，左右兩派阻撓改革的勢力才算消停下去。

其他社會凝聚力更強的國家，譬如德國，則可以在大環境惡化到臨界點之前，及時採取改革措施。

從經驗來看，在那些不大可能出現執政聯盟的政體中，比如（美國和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制，推行大範圍的改革更是難上加難。當民主黨和共和黨意見相左時，美國甚至連聯邦預算都很難通過。

所有偉大的改革都需要時間才能成熟。首先必須對社會有全面的瞭解，才可能進行成功的改革。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和反覆的解釋。要獲得人民的首肯是一件困難的事，甚至可能使領導人支持率下跌，但這不應成為領導人退卻的藉口。《聯邦黨人文集》中寫道：「當『民益』與『民意』出現差異的情況下，人民利益的捍衛者便有責任抵制人民暫時的錯覺，以給他們時間和機會去進行冷靜的反省。」（第71篇）

1950年，羅伯特‧舒曼發表歐洲一體化宣言，倡導德法和解時，既沒有提出公投，也沒有進行民意調查，他只是做了他認為正確的事，履行了自己的責任，而不計較這個決定將對他的支持率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最終，人民對他是感恩戴德的。已故的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韋爾在1991年受頒松寧獎時曾說道：「我屬於這樣一類人，我們把自己的政治角色看作社會責任的體現，那是一種使命感，甚至是一種犧牲精神。」

對自己的職責所在，歐盟領導人時常持迴避的態度。以歐元區為例，領導人們本應該把問題清楚地攤到桌面上來，但他們紛紛「以和為貴」，不去行使條約裡允許的互相控制權。公約賦予的權力，他們未加以利用，所以難以跳出多數投票造成的僵局。

民粹主義vs.人民

今天，這種被稱為「民粹主義」的東西，與捍衛人民的真實利益相差甚遠，其本質是一種政治欺詐：利用最簡單的、大眾最容易聽懂的話語，操縱人民的恐懼，達到獲取權力的目的。

著名的「緊縮政策」便是民粹主義很好的案例。歐盟常被批評將緊縮政策「強加於民」。的確，有的國家不得不在相當程度上推行緊縮政策，但它實際上是一劑有利於歐洲年輕一代的苦口良藥。近年來，歐洲的年輕人往往成為政治的犧牲品。緊縮政策的源頭來自以往國家政策的失誤。沒有歐洲（歐盟？《海峽評論》編者），大調整帶來的影響可能更加可怕。

由於內在的異質性和最初的性質，很難解釋清楚當今歐盟複雜的性質。相比鼓吹成員國各自保守短期利益，支持開放和自由貿易是一件難事。保護主義、封鎖邊境、停止移民，這些表面上看起來符合常理的措施，其實都是有害的——只不過造成的傷害不在眼前罷了。

在金融危機造成歐洲經濟全面下滑的緊要關頭，當權者們本可以採取更果決的措施。我在擔任歐洲理事會成員時，曾驚訝於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在技術性問題上——受金融危機的性質影響，這些問題基本與財政部有關——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卻始終沒有觸及更深層次的政治利害關係。早在2012年，我就曾建議歐洲理事會召開討論應對「民粹主義」現象的專題會議。

范龍佩主席對我的提議表示歡迎，但因為眼下有更為迫切的問題（歐盟預算、金融危機、烏克蘭局勢等）亟待首腦們討論，所以有關民粹主義的議題被擱置下來。但今天，民粹主義無疑已對歐洲一體化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

政治領袖要有大局觀，不應受到純技術性方法的迷惑。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法國的政治家一直具備這種超越日常政務的眼光和能力。

法國：連接歐洲南北的橋樑

法國歡迎我加入她最負盛譽的研究院，給予我如此殊榮，下面請讓我以對法國友好的期許結束講話。

這些年一直是歐洲的多事之秋，究其原因，我認為與法國在某種程度上停止扮演她在歐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有關。

法國地處歐洲大陸具有決定性的地理位置，連接歐陸南北。我們應當牢記歐共體本是法德和解的產物，或者說，它是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化敵為友的產物。歐洲這兩大族群間在歷史上多次產生分歧，爆發戰爭；直到它們成為命運相連的共同體，族群間的差異才形成了正面合力的源泉。

這也是為什麼，即使我們仍會堅持一些與德國當局相左的觀點，也必須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南歐反德聯盟——我們甚至可以通過努力，積極說服德國接受我們的意見。

其中利害攸關的重點是，法國應該回歸到過去的角色，起到橋接歐洲南北的關鍵作用。要做到這一點，法國還需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切實執行她簽訂批准的各項條例。

在危機最尖銳的階段，歐洲在恢復南北友好關係上取得了進展。南歐諸國為尋求穩定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一方面，南方絕不可放棄來之不易的穩定；另一方面，北方也必須為歐洲整體的繁榮做出必要的貢獻。以德國為例，其服務行業尚有進一步自由化的餘地，還可以為歐洲共同市場做出更大的貢獻。

除技術性措施外，我們必須對彼此有更深入的理解。我們有相同的貨幣、相通的體制，但我們彼此間仍存在深刻的文化差異。這雖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礙，但我們必須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才能耐心地化解這些差異。

如果能回歸從前的角色，為消解歐洲文化差異提供原動力，法國將發揮更大的正面作用。更具體地說，法國在歐洲事務中的責任和參與，賦予了法國道德感，她應該給歐洲的未來提出遠期規劃。歐盟條約中對社會市場經濟的定義還有更深刻的含義，那就是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捍衛歐洲的生活發展模式。我們不應脫離歐洲的內在價值去定義它在全世界的角色。

瓦茨拉夫‧哈韋爾早在1999年就曾提醒歐洲注意自身的演化。我們需要新的想法，一項無所不包的大工程，必須由法德兩國牽頭，與尋求進步的各國共同商討。

格利尼克集團和埃菲爾集團等德法兩國民間團體的接觸與合作，為整個歐元區進行宏偉而務實的討論鋪設了最初的基礎。

義大利也為歐洲做出了應有的貢獻。通過大規模的改革，義大利成為了南歐唯一擺脫過度赤字的國家。從阿爾契德‧加斯貝利到阿爾提艾羅‧斯皮內利，到喬治‧納波利塔諾，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義大利從不曾置身事外。

與極端主義者們所鼓吹的恰好相反，不顧事實「大步前進」解決不了歐洲的問題；對歐洲一體化心灰意冷，回到各自為政的過去更加行不通。

要使歐洲脫離困境，我們必須共同深刻反省「歐洲工程」的目標和倫理原則。我們絕不是要通過這種道德分析反對不同層面（地區、國家、歐盟）的責任，而是要包含和培養所有責任，這樣有關當局才能拿出符合共同利益的解決辦法。

世界正在經歷著迅速而深刻的異變。沒有唯一的模式，也沒有簡單的答案可以照搬照抄，這是我寫歐洲民主這本書的原因。在各種政治、經濟、社會解決方案中，我們有選擇與組合的空間。一旦相關責任人把大方向確定下來，便可就歐洲工程本身展開具體討論以達成共識。

這需要時間和耐心。我們要銘記這一點，用哈維爾的話來說，就是要戒急用忍，要知道我們的等待絕不是沒有意義的。

在我看來，這句話還應加上：如果歐洲緩慢地演變，如果我們對歐洲還有更大的期待，如果緩慢的進程讓我們沮喪，那麼必須牢記很重要的一點，為了歐洲工程的生命和進步，我們要不斷地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