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方「顏色革命」遇上中國「一國兩制」

從今年台灣三．一八「太陽花」學運，到香港九．二八「占中」運動，很多論者都在追尋其中的關連性，但多半是從運動的領導、動員、宣傳、訴求與參與群眾的結構等表象，便論斷香港占中是台灣太陽花的延續，認為是台灣太陽花「啟蒙」了香港占中，台灣人的「文明優越論」再次顯揚在香港人面前。

如果忽略歷史更為深層的本質，那麼台港之間的內在聯繫性，便只能埋藏在「普世價值」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近代歷史上，中國的香港與台灣先後淪為西方帝國強權的殖民地，台灣被日本殖民者鐵蹄踐踏50年，而香港更久，被英國殖民者統治150年。但無論時間長短，港台都見證了近代中國歷史與人民的苦難，如同著名詩人聞一多1925年所發表的作品《七子之歌》表現出來的那般痛切。

另一方面，上個世紀40年代，當國共內戰進入決戰階段，香港與台灣都成為反共文人、學術菁英的避難所。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洗腦贏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通過把共產主義宣傳為『恐怖主義』，從而抹黑、歪曲和醜化反帝反殖民運動。相反，……大英帝國由此被塑造為仁慈的統治者」；〔註1〕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則有「反共」教育，與其後李扁時期開始的「反中」教育，可謂是一脈相承。

因此，特殊的殖民地經驗（包含至今都尚未清理殖民遺緒），以及共有的反共意識型態，結晶出港台兩地人民特有的歷史情感，無法直面1949年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巨大轉型與變遷，而將自我抽離於中國自身之外，將各自內部的社會矛盾外部化到中國大陸身上，13億中國人民都成為「替罪羊」。

無論香港回歸已經快要20年，也無論自2008年之後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不能否認的是，思想上的「反共」及其派生而出的「反中」，至今仍在兩地社會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例如台灣部分文人不分藍綠力主與香港結為「南方聯盟」，而香港部分文人也樂於充當此聯盟的組成分子，以西方的「普世價值」話語，對抗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共同揉雜出的中國脈絡。

伴隨著國際權力格局的變遷，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影響到了西方英美霸權原有的政治經濟利益，港台兩地做為中國大陸境外「制中」基地的角色更趨明顯。近年來，香港社會經歷了反《基本法》23條國安立法、反李克強訪港、反國民教育，經過一波波撕裂陸港關係的洗禮，青年學子的思想進一步被挑動激化，運動、組織與動員的形式逐漸成熟，也造就了一批諸如黃之鋒之流的「青年領袖」，醞釀出的能量最終爆發在今年的罷課與占中行動。台灣亦同，2008年兩岸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同時暴露了統治階級與社會內部「政治親美、經濟傾中」的嚴重矛盾，從而有陳雲林訪台的「野草莓」、2012年以「旺中」為標靶的「反媒體壟斷」，還有一連串反對歷史教科書「撥亂反正」的行動，最後在今年集結為以「反服貿」為名、實則「反中」與「反共」的「太陽花」，其中以陳為廷與林飛帆等人為代表的李登輝、李遠哲教改20年成果，與香港運動相互支援，為亟欲「圍堵中國」的美、日搖旗吶喊。

儘管台港社會之間具有高度的橫向聯繫，但我們無法忽略兩地之間更為重要的本質差異，這表現在政治與歷史的縱深。台灣問題是1949年兩岸分治、1950年韓戰爆發，由於內戰與冷戰「雙戰結構」遺留至今的問題，因此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無論採取任何形式，都必須完成「復歸統一」。兩岸的現狀仍處於分裂分治，再加上戰後台灣從日據的舊殖民地轉變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台灣始終是美日在政治、軍事與文化思想圍堵新中國的最前線，也是各色分離主義勢力及西方各種反華勢力的集散基地。

相較台灣的性質與地位，香港問題的發軔，始自英國挾船堅炮利而奪取的殖民地，因此香港必然要「回歸」中國，與兩岸之間的國家民族「再統一」有所不同。1982年英國柴契爾夫人訪問北京，與鄧小平商討香港問題，柴契爾夫人本打算以香港主權移交回中國，來換取英國繼續掌握香港管治權，但遭到鄧小平斷然批駁：「收回香港，是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願」，「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鄧小平在這次會談中強調，新中國成立以來始終不承認19世紀三個不平等條約，從而表明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維護中國主權與統一的堅定立場。〔註2〕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出台，其第一條即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此後，再經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與實施，香港脫離殖民地地位，重新回歸到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就此意義而言，1997年7月1日之後做為「中國的香港」，香港在其政治與戰略地位上就與港英時期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與意義。對於西方反華勢力來說，在香港內部進行活動，無疑就是直接進入中國政府的眼皮底下進行「顛覆」。

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美國駐港領事館人員約600人左右，至今年已膨脹超過一千人，〔註3〕成為美國在世界各地領事館人員數最多的一個，顯見美國利用香港回歸後的地位，進而劍指中國的「用心良苦」。「太陽花」期間，台灣民眾向美國白宮「請願」，白宮答覆：「美國支持台灣活力十足的民主，民主容許許多議題能充分對話。《兩岸服貿協議》的未來由台灣人民決定。我們希望討論能和平、理性地進行。」香港「占中」期間，也有香港民眾向美國白宮「請願」，白宮則公然表態：「美國支持香港依據基本法實施普選，我們支持香港人民的願望。」美國對台灣與香港兩地爭議所表現出一軟一強的回應態度，充分說明了美國透過香港問題介入中國內政的行徑。〔註4〕

10月28日是香港占中的「滿月」，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29日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北京與梁振英政府，正試圖偷取香港青年人的未來」，並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30日，馬英九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再度表態支持香港占中，並稱港台學運在目標與政府處理態度上皆有不同。面對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問題，黃之鋒與馬英九都選擇同一美國媒體發言，透露出「挾洋自重」的味道。

每當北京政府對台灣問題表達看法與意見時，台灣人總是義憤填膺批評「中國黑手」，而當西方勢力企圖介入之時，台灣人反而無感，甚至張開雙臂邀請他們堂而皇之伸手進來，例如前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將接任新竹清華大學全球事務副校長即是一例。此次香港占中亦是如此，當西方勢力介入中國內政、干預香港自治，港台兩地不止不置可否，甚至認為是「遲來的正義」，流露出港台之間成形中的「南方聯盟」濃濃的親美親西方氣味。

北京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早已將占中的本質定調為「顏色革命」，10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評論文章更直斥：「極少數人想通過香港進而在內地搞『顏色革命』」。對於西方媒體來說，更是歡欣鼓舞歡迎香港出現「顏色革命」，例如英國《獨立報》、法新社、美國《時代》雜誌等媒體，均以「雨傘革命」（The Umbrella Revolution）來稱呼占中，將占中運動的地位直比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喬治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橘色革命」、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

在西方世界，「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是具有正面評價的詞彙，象徵在美國（及其盟友）的介入下，「引領」某國或某地從極權、威權政體轉型為符合「普世價值」標準的民主政體的過程。中研院政治所所長吳玉山教授的研究指出，過去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其原有體制「被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所取代，在社會和文化上也全面的西化」。〔註5〕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趙剛教授則進一步指明，顏色革命的目標是要追求符合西方（特別是美國）標準的形式民主，當舊政權被推翻之後，將由西方（特別是美國）所支持的反對派掌權；「美國支持某特定政權也非因為該政權符合『美式自由主義形式民主』的要件，而是因為該政權符合美國的帝國利益」。〔註6〕

由此可知，顏色革命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介入與干預；（二）反對派親美親西方；（三）革命後的新政權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傀儡。

事實上，香港回歸之後，美國對於香港「民主化」進程的「關心」可謂是不遺餘力。2005年1月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的祁俊文表示：「香港有條件進行普選，但民主步伐及實施普選的模式，要由香港人與中央政府決定」；2005年9月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瀚表示：「香港應加快政改步伐，相信香港有能力在2007年實行普選」；2013年5月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表示：「香港的普選應符合國際標準，社會各界包括政府應該盡早開展政改諮詢」；2013年9月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表示：「美國支持香港逐步達至『真普選』的立場不會改變，港人對政治制度有『最終發言權』，美國會對涉及其『核心價值』的事件繼續表態」。〔註7〕

美國不只出嘴，同時更是出錢出力。做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外圍組織，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與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多年來不斷撥款給香港的反對派政黨、NGO、社團，專款專用於「政改」的宣傳與落實。壹傳媒主席黎智英被認為是香港反對運動（包括占中）的幕後金主，2005年以來黎智英多次金援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陳方安生、陳日君等反對派政黨與人士；今年7月，媒體指稱黎智英捐款4,000多萬港幣給香港反對派政黨與人士。今年5月，黎智英被媒體拍到與美國前國防部長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在遊艇密會，一般認為黎智英捐助給反對派的款項來自美國。

過去美國在台灣以「美國新聞處」的名義，吸收台灣菁英為其服務，影響至今；如今，美國在香港設有「香港美國中心」（Hong Kong America Center），扮演吸收、培植香港菁英的角色。NED與NDI在香港大學成立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推出「港人講普選」計畫，號稱讓網民可以設計出自己的普選方案，「占中三子」之一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即為該中心受薪研究員。因反「國民教育」一戰成名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今年剛滿18歲，也被「起底」其背後有深厚的美國背景。〔註8〕

台灣太陽花學運，實則是「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在本質上是「反中」的排他主義運動。〔註9〕香港的占中運動，原來是以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為旗號，但事實上「真普選」並非反對派的核心目標，「奪權」與「反中」是這場運動的潛台詞。〔註10〕

9月28日突發的佔領中環行動，可以視為此前罷課行動的升級版，目的在於升高對立與衝突情勢，擴大動員能量，延長運動戰線。今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其封面標題即已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9月22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發表《罷課宣言》，指出他們認為回歸是中共對香港的殖民──都表明這場運動在根本上是否定中國對香港的主權。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盧荻（香港人）進一步分析指出：「現在的『香港命運自決』運動／抗爭，抗拒落實回歸，客觀上（且不說主觀上）就或是加劇香港民眾與內地民眾的對立、或是推動『中國崩潰』、或是兩者兼有，正與『普世價值政治』也即『重返亞洲』相配合」，因此顏色革命是「占中的必然發展」。〔註11〕

從現象與本質上來看，香港占中行動都屬於「顏色革命」脈絡的一環。儘管港府發動幾波驅離行動，但占中行動仍以各種的形式重回街頭。此次占中的爆發，基本上揭露了「一國兩制」的設計上的弱點與缺陷，在實踐上也出現許多問題；但換個角度來說，卻也是對於「一國兩制」運作效力與耐力的檢驗。

占中行動提出所謂的「真普選」口號，只看重香港的「這一制」，忽略中國大陸的「那一制」，從而追求完全否定、推翻「一國」。但北京方面對於香港的「顏色革命」看來處變不驚，尚未放出重話，也無直接出手的跡象，表明中央欲藉此機會展現落實「一國兩制」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目前來看，雖然無法輕言占中將在何時、以何方式落幕，但可以肯定的是，占中的這把火，頂多只能燒到特區政府，特首梁振英下台的機率也微乎其微。

10月4日香港學聯發表聲明，否認占中是一場顏色革命：「單純地以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為目的，聚焦在改革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方法，希望確立香港市民平等權利，在港實行真普選、真民主」。這篇聲明說明了，占中行動雖未結束，但領導團體已經開始降溫、轉變風向，不敢再明目張膽地對抗「一國兩制」。與此同時，美國原先高度支持占中的態度也開始改變，10月22日美國國務院召開記者會否認介入占中，並指稱「支持港府與學生雙方進行對話」。APEC期間，11月12日歐巴馬與習近平舉行聯合記者會，歐巴馬在會上亦稱：「美國在煽動香港的抗議活動這些事情上沒有任何參與，因為這些問題最終是由香港人民和中國人民決定的」。

占中行動的上演，是外部力量與香港內部「忽然民主派」等有心人士裡應外合之後的一場動盪，落幕與解決最終必然取決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基本核心是「一國」，香港的前途必須由包括香港人民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來決定，因此西方的「顏色革命」遇上中國的「一國兩制」，儘管在政治上能夠激起一時的漣漪，但沒有成功的可能。

由此回過頭來看台灣問題，台灣在戰後淪為美國的新殖民地，處處受美國掣肘，致使台灣問題懸而未決。對台灣而言，唯有排除外來勢力的介入干預，民族內部的問題由民族自行解決，兩岸才可能有進步的前景。至於馬英九、江宜樺等人一再強調不接受「一國兩制」，不過只是對美國「交心」之舉罷了，對於兩岸關係並無任何助益。

不能否認的是，「一國兩制」的完善之路還很漫長，首先需要香港社會徹底的「去殖民化」，清理英國殖民留下的負面遺產與意識型態。同時香港人民必須在一國兩制下發揮主動權，積極爭取、提升、擴展屬於香港人民真正的民主與權利，才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可行出路。

〔註1〕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2008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31-32。
〔註2〕中國政府堅持收回香港的立場，卻成為日後香港民主派人士抱怨柴契爾夫人的理由，他們認為柴契爾夫人對北京的「讓步」等同於出賣、背棄香港。由此可見香港部分民主派人士並不認同香港「回歸」，反而希望香港的主權與治權永遠歸屬於英國。參見：《港民主派怨柴契爾當年背棄香港人》，《自由時報》，2013年4月10日。
〔註3〕《回歸後英美駐港特工與日俱增》，《中國時報》，2014年9月13日。
〔註4〕與美國立場一致，9月2日馬英九首度表態：「對於香港人民持續爭取民主普選，台灣各界均展現高度的關心與支持」；10月10日國慶演說，馬英九不只再度表態支持香港人爭取「真普選」，更進一步對北京喊話：「現在正是中國大陸走向民主憲政最適當的時機」，「如果大陸願意實現承諾，必將化危機為轉機，讓大陸與香港雙贏，而台灣人民也必然樂觀其成」。
〔註5〕吳玉山，《顏色革命的許諾與局限》，《台灣民主季刊》第4卷第2期（2007年6月），頁68。
〔註6〕趙剛，《希望之苗：反思反貪倒扁運動》，收錄於：徐進鈺、陳光興（編），《異議：台社思想讀本（下冊）》（2008年，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頁307-309。
〔註7〕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駐港總領事的人事安排是別有用心，例如楊蘇棣與夏千福都有處理台灣事務的經驗，而夏千福更是從台獨運動的經驗提出「港版寧靜革命」，說明了美國企圖將其對台策略複製到香港身上。參見：李菀，《美國對香港事務的干預不會停止》，《紫荊》總第287期（2014年9月），頁18-19。
〔註8〕《黃之鋒「美國背景」大起底》，香港《文匯報》，2014年9月25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9/25/
〔註9〕相關分析請參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收錄於：勞動人權協會（主編），《勞動者！我們可以這樣看「服貿」》（2014年，台北：勞動人權協會），頁33-47
〔註10〕相關分析請參見：熊玠，《要普選還是要奪權？香港政爭的反對派究竟何求》、張麟徵，《公民提名、普選、民主反思：談香港的困境與出路》，二文均刊於《海峽評論》第286期（2014年10月），頁31-37。
〔註11〕盧荻，《開始了：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盧荻：生活與知識」網站，2014年9月28日：http://kakafuka.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550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