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五」與「十三五」

「十八屆五中全會」之特徵

中共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於今（2015）年10月26-29日在北京召開，其最重要的議程就是通過了「十三五規劃」建議，以當今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又逢世界經濟景氣力道依然緩慢，是以影響全球經濟走向的中國大陸經濟，未來「五年規劃」究竟為何，自然備受關注。這是本屆「中全會」世界矚目的主要原因，同時大家注意到三個特徵：

第一、習近平負起總責，按以往的慣例這一份的「規劃」草案形成的說明通常由國務院總理說明，然而自2013年11月中共本屆「三中全會」通過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來，「黨中央加強了對經濟領域的直接領導」，於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經濟治理上的分工出現明顯調整。在涉及經濟的戰略方向、大政方針上，決策權全面納入執政黨的體系；國務院在經濟治理上，更多側重於技術和運行層面。於是「黨作決策、人大通過、政府執政」的經濟規劃程序就成為新的制度，是以「十三五規劃」由習近平自兼草案的小組長，「全會」中也由習親自說明草案的經過，包括在「中全會」之後向黨外人土的說明，也是習親力親為，可以看出習近平對「十三五規劃」，作為中共實現「兩個一百年」、「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攸關「規劃」的高度重視。然而這種分工是否成為常態，以後每一任的總書記是否都像習近平所表現的事必躬親，終年席不暇暖，日日夙夜匪懈的忙碌，仍然有待長期觀察，以當下來論，習的作風和作為，針對當今中共的各級幹部「尸位素餐」「為官不為」的風氣，自然具振聾發瞶，樹立身教的作用。

第二、明確今後五年發展的指導思想、任務，中共定位「十三五」時期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這種表述方式和「十一五」、「十二五」略有不同，首先是重提「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其次是加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從指導思想的層面將以往的差別，在於經濟規範的指導思想主要強調的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而今重新加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其對經濟發展的具體意義為何，仍有待觀察；至於將習近平的講話列入，則是在繼承的基礎上突出現任者思維作為指導思想的作法；中共在政權處於變局的情況下，確立中心思想產生定錨不亂的作為，也才可以臨變權宜而不失規範。今後的五年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事關習近平這一代領導人的承諾能否兌現的關鍵時期，所以任務中也和以往「規劃」不同，明確訂定「十三五」目標任務，表現在規劃中的硬指標為：一是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二是中國大陸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其三是除了上述的硬目標之外，也提出了全面小康社會的軟指標：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生態環境品質總體改善以及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有指標上有實有虛，總的來看中共在「十三五規劃」期間，既強調硬實力的提升，也著力於軟實力的營造。相較於「九五計劃」面臨世紀末翻兩番的要求而言，當年要相對容易，而今形勢可以說「任務艱鉅，以往少見」。這說明中共對2020年的發展目標具有高度的危機感。可以預測今後習近平對各級幹部的督促只會越來越緊，不會放鬆。

第三、強化黨的建設：綜觀改革開放以來，歷屆的「五中全會」重點都在經濟規劃部分，而本屆的五中全會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準則》、《條例》）。這代表了中共的反腐工作從治標（打虎拍蠅）轉向本標兼治（確立制度），所謂的本標兼治，應不僅僅是在「反腐肅貪」一方面，而是兼顧「不作為」和「治懶」的新病態，所以在五中全會中《準則》和《條例》一起通過，同時下發，一起學習。依中共的說法：「《準則》是『航標』，為黨員、幹部提供行動指南」，而且強調「準則」，並非高不可攀，而是「踮踮腳」、「伸伸手」就能摸到的；《條例》則劃出了黨員、幹部的紀律底線，清楚告知黨員、幹部「雷池」所在，「『踩雷區』、『闖紅線』必然受罰。」在新的時代中，兩份文件的出台，說明了「自律與他律」的互補、「高線與底線的兼顧」、「以德治黨與依規治黨的結合。」在「規劃」中之「八」名為「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為實現『十三五』規劃提供堅強保證」，也特別強調「黨的領導」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認為強化了「黨的領導」才能「更好帶領群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了「黨的領導」是以更需要加強「黨的建設」，而《準則》和《條例》的出台，正是為了夯實「黨的建設」，故而將黨建工作放在經濟規劃的建議中一併提出。

「十三五」「發展觀」之轉變

綜合來看，中共自從將國家的戰略方針從階級鬥爭轉為經濟建設以來，「發展」就成為中共的文件中，極重要的核心詞彙，那麼對國家發展是如何理解，亦即什麼是中共領導人的「發展觀」？所謂「觀」就是看法，對「國家發展」的綜合看法。

在鄧小平時代首先提出「發展是硬道理」的說法，這是一種傳統的「發展觀」，在現代化的要求下，國家的發展意謂著「以經濟增長為目標，注重物質現代化的表現」，此一現代化的發展觀帶動中國大陸的發展，特別是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中國大陸經濟的大幅飛躍式的發展，然而與之同時也帶來各個領域發展不協調的矛盾。

到了胡錦濤時代在2004年提出「科學發展觀」，顯然新世紀以來此一矛盾更加突出，甚至制約了中國大陸再發展的可能，同時也出現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憂慮之中，故而胡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是中共說這是「立足自身發展實踐所得到的經驗教訓，借鑑世界其他國家謀求發展成敗得失的基礎上」，所提出的「發展」選擇，「科學」在此一詞彙之中是形容詞，是「發展」的修飾語，是說國家的「發展」必須是「科學」的，即符合科學規律的發展，而不是「非科學的」、「不科學的」或者「偽科學的」。從定義說發展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就意味著中共的發展不再是一國一家之事，必須關照內外各方，保證中國大陸的發展不是消耗子孫的資源，不是以鄰為壑的發展模式。

到了「十三五規劃」中共在國家的發展上，又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觀」：總體來看，「協調發展」和「綠色發展」，在「科學發展觀」理論中已充分體現，中共新一代的領導人對發展又有了新的理解：即「創新」、「開放」和「共用」型的發展，個人以為這三個「發展觀」，主要是來自「網際網路」的興起，以及網路對民眾生活的巨大而快速的改變。

首先是「創新型」發展，習近平指出的，「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馬化騰認為「信息力」是推當代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社會前進、改變的力量，在網路世界中「創新」是唯一「存在」的可能，放眼世界，蓄勢待發，創新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國家綜合國力的表現。而今日雖然在「高鐵、核電」等方面，中國製造已經走向世界，然而創新能力不足、創新水平不高，是造成經濟大而不強、快而不優的制約，在創新方面中共的制度還存在著「體制、機制」的障礙，如何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創新活力，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培育發展新動力，這是中共提出創新發展的意義。

其次是「共用型」發展，主要著眼於「機會公平，民生保障」，實現全體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所以「共用」意味著改革成果的公平共享，在中國大陸內部將採四個方向入手：「扶貧」、「教育」、「養老、醫療」、「縮小收入差距」。

其三是「開放型」發展，更是以往改革開放政策中的開放政策的3.0版，（第一代開放政策主要「引進來」，第二代開放政策是「走出去」），3.0版的開放是以全球經濟為著眼，中共在世界的經濟發展「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而「一帶一路」、「絲路基金」、「亞投行」等重大戰略，都是中共在「開放型」發展的思路下，所構建廣泛利益共同體的載體，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毫不諱言地說通過這些層面的合作，「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積極引導全球經濟議程，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打造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國際政經網路」，中共就是要借「十三五規劃」、「開放型」發展的思路和作法，以便打破西方國家，對國際關係網絡體系的強勢壟斷；回答了美國的霸道，（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今（2015）年10月6日，將12個環太平洋國家達成一份歷史性協定之際，曾經霸道地說，「我們不能讓中國這樣的國家制定全球經濟規則。」）是開放型經濟發展就是以爭取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

結 語

鑑於「十三五」的重要，然而「十三五」時期中國發展既面臨許多有利條件，也面臨不少風險挑戰。甚至是重大而嚴峻的風險，中共是如何因應風險與挑戰，維護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呢？她採用兩手都要「硬」的策略，然而兩手的表現存在時間差，如今看來，大概可以用今（2015）年的「九三閱兵」為界，在「九三」之前是以「能戰」的方式來維護「和平與發展」，所以在東海和南海，在對日本、越、菲等領海有糾紛的國家，都採取比較強硬的一手；「九三」之後，我們看到的另一手，從訪美、訪英、又要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以及法國總統奧朗德會談、中日韓三邊經濟合作會議，又馬上訪問越南，緊接著就是「馬習會」，11月12日大陸外交部承認納土納群島主權屬於印尼，之後習還親自參加馬尼拉的APEC會議，這些都是「能和」的一手。習的表現主要是在展現中國的自信，這是控制局勢的自信，能「戰」能「和」的自信，以便保證「十三五規劃」可以在不受外在政治因素的過度干擾的情況下，完成自己的建設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