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的文化復歸運動

土耳其政變了，消息傳來真不知道是不是另一個「阿拉伯之春」的顏色革命？近幾十年來土國先後發生六次由軍方主導的政變，其中四次成功兩次未遂；1960年與1980年兩次成功取得政權、1971年與1997年兩次以最後通牒方式迫使時任的總理下台、2003年與2007年則係試圖阻止不信任的人參選總統，歷次政變都有各自的背景與特殊性。至於本次的政變，其性質除相對複雜外，事件的發展與走向對未來的伊斯蘭世界，或將產生深遠影響。

槍聲響起

據土耳其「官方新聞社」報導，7月15日深夜，隸屬北約快速打擊部署部隊之一、駐紮在伊斯坦堡的土耳其第三軍團，在指揮官歐茲土克（Erda I. Ozturk）將軍率領下與第二軍團指揮官杜提（Adem Huduti）將軍，共同發起對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政府的政變。一時間戰機在安卡拉與伊斯坦堡間低空飛過，坦克也開上了街頭。事發後，參與政變的軍人隨即在「國家電視台」（TRT）上發表聲明：國家已由「和平委員會」接手，並實施宵禁與軍管。16日凌晨，埃爾多安旋即自地中海的渡假地兼程返回伊斯坦堡，坐鎮指揮；在電視台已被封鎖的情況下，他藉由手機與網路傳達「自己仍然控制著權力」的信息，並號召支持者走上街頭，抗議政變。由於美、德等國先後發表「支持民選政府」的聲明，忠於政府的軍隊乃開始反擊；不到24小時，政府軍取得勝利。政變造成194人死亡，包括41名警察、49名平民和104名軍人，另外還有1,440人受傷；至於參與政變的軍人有2,839名被捕，541名首席法官、2,204名司法院法官和5名最高司法委員會成員的職務遭解除。

16日，土耳其國民議會召開特別會議，議長伊斯梅爾－卡赫拉曼（Ismyer Kahraman）在會中聲稱：有必要對發動政變的犯罪分子，實行最嚴厲的懲罰。他更進一步警告：任何國家都不要支持由流亡美國的土耳其人法圖拉－居倫所領導的「居倫運動」（Gulan Movment），本次政變就是國境內該運動的支持者策劃。當天埃爾多安發表談話，說要「肅清」政變發動者，以保持土國軍隊的「純淨」。

世俗主義的出現

1923年10月29日，在近代土耳其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帶領下建立共和國；隨後著手進行一系列政治和宗教文化上的變革，奠定了土耳其成為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此即為著名的凱末爾主義（Kemalism）。

凱末爾主義的精髓正是一個試圖改變自身傳統，欲以西方理性主義文化為典範，將政治運作、經濟發展與宗教文化世俗化的過程。

1923年9月凱末爾建立「人民黨」，1924年4月，大國民議會通過了新制定的憲法。11月人民黨改名為「共和人民黨」，由總統兼任主席，總理為副主席，黨國制度正式確立；此外，亦採行代議民主兩院制，以實行人民主權。1924年3月，凱末爾首先廢除了行之久遠的「哈里發制度」，將鄂圖曼王室成員全部驅逐出境。進一步廢除伊斯蘭教長（Shaykh al Islam）制、撤消沙里亞（Seriat）（即伊斯蘭法）部、停辦獨立的宗教學校和經院、關閉宗教法庭（特別沙里亞法庭），廢除被奉為神聖法典的沙里亞法。爾後，更制定以瑞士民法、義大利刑法為模式的世俗法律，取代了伊斯蘭法庭和伊斯蘭教法。

軍隊成為凱末爾改革推動的基石；任何試圖利用宗教情緒、損害土耳其世俗主義的的政治運動，都會面對軍方的反對，而軍方也一直自視為世俗主義最堅定的守護者、世俗主義遺產的繼承者。這或許可以理解為何歷次革命多由軍方發起；由社會動盪到軍事干預，然後過渡到民選政府，之後再次社會動盪，引來再次的軍事干預，似乎成為一個定式的旋律。

改革使土耳其社會幾乎所有的機構都被重組，國家的社會與政治價值觀也被改變。這些狀況都可視為以凱末爾為核心的菁英們，在民族復興與理想追求下的奮進成果。但是另一方面，沒受過教育的保守大眾和傳統社群，無形中則成了新時代的犧牲者，貧窮與無所適從加劇了他們的困境。

政治權力的攘奪

世俗化與伊斯蘭化的意識型態鬥爭，在土耳其改革的歷史上雖然存在，但始終並不成為歷次政變最根本的動因。除了世俗主義的大旗已然樹立了90餘年外，就以這次深陷其中的總統埃爾多安與法圖拉—居倫兩人而言，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聲稱崇尚世俗主義，並同時也都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

埃爾多安與居倫兩人，曾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共同為土耳其的現代化籌謀。

居倫出身優渥的家庭，自幼習得良好而完整的伊斯蘭宗教知識，深受「伊斯蘭復興運動」思想家薩伊德．努爾西的影響；1960年代後該運動發展成全球性的伊斯蘭運動，在土耳其與全球都具有極大的號召力。這位擁有伊斯蘭世界「甘地」之稱的宗教領袖，據稱在全世界擁有500萬信徒，在160個國家內設有1,000餘所國際學校，控制著土國境內最大的企業集團與媒體。居倫主張民主政治輔以世俗法律的運作，是完美的結合，並認為伊斯蘭教中的某些教義，與現代的民主理念一脈相承。另一方面，他不認可依據伊斯蘭教法遂行統治的政治形式，而認為宗教只應扮演塑造個人精神生活與道德情操的功能。居倫主義者（Gulanist）藉著社會服務、政治參與以及辦學校，深入社會、司法、警察、教育以及軍隊的各個層面，尤其深受知識菁英的接納與歡迎。1999年居倫以身體不適為由，赴美就醫，自此定居賓夕法尼亞州。在2007年的政變中，據稱在歐、美國家的支持下，數千名左翼軍官遭到土國境內居倫主義者所主導的法庭的逮捕與整肅；居倫則是那隻遙控的手。

埃爾多安則是土國「正義與發展黨」的領袖，在政治上屬於一個溫和的伊斯蘭主義的政黨。他宣稱該黨是一個踐行世俗主義並親西方的政黨，主張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伊斯蘭教主要作為個人道德生活的準則；而建立民主政治、實行自由主義經濟、追求社會公義並關懷中下層民眾的生活，則是該黨的重要政治訴求。不過，在民主體制不斷發展運作的過程中，如何讓伊斯蘭教中的習俗與生活，與民主體制相互融合，成為社會轉型與變革始終存在的問題。土耳其雖然在伊斯蘭世界中，是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但傳統的宗教依然是平衡政治發展的主要力量；西方的制度與意識型態雖如潮水般湧入，但與人民的生活仍然存在著遙遠的距離。土耳其作家穆斯塔法．庫爾特曾寫道：「我們騎著馬來到安納托利亞（高原 ），靈魂卻還留在那遙遠的東方。雖然，我們總想成為西方人，但其實還是東方人」，真實道破了現代化的不易與困境。作為執政黨而言，「正義與發展黨」除了軍隊之外，廣為中下階層民眾所接受。

2002年以來，由於「正義與發展黨」一直處於長期執政地位，藉由議會的民主程序，除一步步強化自身的政治權力外，為呼應下層民眾的宗教情感，更聲稱要重新制定伊斯蘭憲法，以便成為一個徹底的伊斯蘭國。2007年後更開始著手對有政變意圖與反對者進行清理。上述兩股力量在土國境內的發展漸生裂痕，2013年底「蓋奇公園」（Gezi Park）事件後，埃爾多安與居倫兩人正式決裂。在該事件中，親「居倫運動」的警察，蓄意揭露了執政內閣的貪腐，致使近1,300萬民眾參與抗議，政局動盪長達三個多月。此次政變能快速得到平息，埃爾多安政權的穩固可見端倪。

政變何以發生？美國的角色為何？經濟金融自由化的結果，土耳其成為金融危機的受害者，自2013年迄今通膨率高達7.49%，貨幣快速貶值，影響人民生計；在外交上埃爾多安改採柔性政策，與俄羅斯、敘利亞關係正常化，在邊界上襲剿美國的鐵桿盟友「庫德工人黨」，種種作為著實觸痛了美國的神經。有人說這是一場由現任政府，為肅清居倫主義者而自導自演的騙局。《衛報》報導，15日居倫在居所召開記者會，聲稱：「我不相信全世界會相信埃爾多安的話，這可能是一場謀劃多時的政變，也許意味著對居倫運動者更多的指控；但事實上我是反對軍事政變的，民主已經沒有回頭路。」直接否認了與政變有關的一切，美國在其中卻顯現了身影。政變後，埃爾多安要求美國將居倫引渡回來；美國國務卿克里反而說出土國政府可能被逐出北約的話來。

美國智庫彼得斯（Ralph Peters）更公開讚美政變集團：「是避免土耳其獨裁的大好做法」。

「正義與發展黨」一方面與居倫主義者競爭世俗主義捍衛權，另一方面在本土文化的前提下，以「哈里發」的世界觀取代「西方中心」的世界觀，這次的政變似乎為土國的伊斯蘭化去除了阻礙；議長伊斯梅爾－卡赫拉曼也坦言：「土耳其已無奉行世俗法律的空間」。

近期自伊拉克、利比亞及敘利亞戰事連連以來，伊斯蘭世界始終不平靜，回歸古代「哈里發」制度的呼聲此起彼落，先是在阿拉伯民族出現例如「伊斯蘭國」，如今又在土耳其現其蹤影，我視之為一種伊斯蘭的文化復歸運動。作為該文化三大支柱之一的土耳其，其未來在宗教政策上的改變尤其令我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