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納入SDR和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執行董事會召開五年一度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貨幣籃子組成的審議工作，批准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將人民幣作為除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圓之外的第五種納入SDR的貨幣，新的貨幣籃子於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這是IMF首次將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貨幣納入SDR貨幣籃子，更是全球金融治理一個很大的突破。與此同時，9月4-5日G20杭州峰會，大陸提出擴大SDR的使用、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的建設、完善主權債務的重組機制、推動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以及改善資本流動的監測和應對等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措施。此一發展形勢將使國際貨幣籃子多元化和更能代表全球主要貨幣，從而有助於提高SDR作為儲備資產的吸引力，推動改革並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

一、特別提款權創設的背景和作用

SDR是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美元危機爆發後，IMF為拯救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而創設的一種儲備貨幣工具。創設SDR的本意是為當時日趨緊張的國際儲備提供一種補充，彌補國際清償能力不足，以重建美元危機後國際貨幣體系的信心。

IMF成員國需交納會費，也即份額。份額認繳是IMF資金的核心。每個成員國被分配一定的份額，份額大致基於成員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成員國的份額決定了其向IMF出資的最高限額和投票權，並關係到其可從IMF獲得貸款的限額，這就是普通提款權。

1969年9月，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成員國繳納基金份額的計算單位，由美元改為特別提款權。它是IMF分配給成員國的一種使用資金的權利，成員國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它向IMF指定的其他成員國換取外滙，還可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IMF的貸款，還可與黄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因為它是IMF原有的普通提款權以外的一種補充，所以稱為特別提款權。

SDR並不是一種貨幣，也不是對IMF的債權，而是對IMF成員國的（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潛在求償權。SDR是一種帳面資產，可用於國際支付，主要是在成員國的官方之間支付清算、借貸和還本付息。SDR的另一個使用方式是由IMF指定某一個成員國為需要兌換外滙的國家提供外滙，SDR只有兌換成外滙，其價值才能用於國際市場支付和清償。

在人民幣尚未納入SDR之前，SDR貨幣籃子中四種貨幣所佔的比重為：美元佔41.9％、歐元佔37.4％、英鎊佔11.3％、日圓佔9.4％。2015年12月1日，IMF宣布五年一次對於SDR計值貨幣籃子的審議結果，對各種貨幣的權重做出調整：美元佔41.73％、歐元佔30.93％、人民幣佔10.92％、日圓佔8.33％、英鎊佔8.09％。人民幣納入SDR後所佔權重排在美元和歐元之後，位列第三。

二、近年來大陸金融改革及其成效

按照IMF的規定，一國的貨幣加入SDR需要滿足兩個標準，其一貨幣發行國的出口貿易規模位居世界前列；其二該貨幣可自由使用，即在國際交易支付中被廣泛使用和在主要外滙市場被廣泛交易，具體表現於透過貨幣在全球外滙儲備、國際銀行業負債、國際債務證券、跨境支付、貿易融資中的比重及在主要外滙市場交易量等指標來衡量。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貿易大國的中國大陸，符合第一個標準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人民幣是否被認定是「可自由使用」的貨幣，便是能否被納入SDR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為加速金融體制改革，近年來大陸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金額快速增長、貨幣互換協議規模繼續擴大，資本項目下人民幣業務不斷突破，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迅速，這些政策和措施為人民幣成為SDR的貨幣籃子貨幣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以人民幣滙率改革為例，自2005年7月大陸便開始推進人民幣滙率形成機制市場化的改革。迄今，人民幣市場化滙改進程已歷經四次重要的調整：2005年7月21日（浮動區間為0.3％）、2007年5月21日（浮動區間調整為0.5％）、2012年4月16日（浮動區間為1％）、2014年3月17日（浮動區間擴至2％）。自2005年7月21日開始推進人民幣滙率體制改革到2015年7月這十年間，人民幣基本上呈現出對美元逐步升值且滙率彈性增強的特性。在此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33％，遠高於其他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對美元升值的幅度。中國大陸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大量貿易順差是造成人民幣滙率升值的主要原因。

2015年8月11日大陸對人民幣滙率制度及提高人民幣國際化又進行了重大改革，便是推動以形成新的人民幣參考指數—貨幣籃子指數，目的在於希望能依靠貨幣籃子指數來穩定人民幣滙率。

三、人民幣納入SDR與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納入SDR是IMF對大陸金融改革的重大肯定，也是大陸經濟實力的展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此項突破，將進一步確認人民幣作為國際市場儲備貨幣的地位，加速大陸對外資本和工業輸出，提升與其他經濟體合作的深度，同時也將推動大陸的金融改革，提高全球經濟影響力。

人民幣納入SDR表明各國央行都可以持有人民幣作為外滙儲備，人民幣獲得肯定。從更深遠的意義來看，人民幣納入SDR將進一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改變原來人民幣國際化主要依靠各國央行間貨幣互換的途徑。2015年底，韓國在中國大陸首次發行了30億元人民幣的熊貓債。今（2016）年，波蘭也表示計劃在大陸發行人民幣計價的熊貓債。此外，今（2016）年6月，大陸財政部的30億元人民幣國債在倫敦證交所上市，這是全球首例本幣主權債券在海外發行。

今（2016）年9月4～5日，G20杭州峰會大陸提倡擴大SDR市場用途的提議，引來各方的關注。事實上，在2009年3月國際金融危機發生時，大陸便已提出此一建議，以降低對美元的依賴。今（2016）年8月31日世界銀行在中國大陸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五億元SDR（約合人民幣46.6億元）的人民幣木蘭債券，期限三年，票面利率0.49％。這是世界銀行全球首例人民幣募資的SDR債券。這在當前以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內，SDR計價債券的發行能夠使西方投資者更為便利地實現資產配置多元化，同時也提高人民幣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

人民幣國際化的另一例證，便是在歐美和亞洲各地，目前離岸人民幣清算中心已經多達21個，人民幣的全球金融網正逐步發展中。IMF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全球已有38個國家持有人民幣資產，而大陸央行的訊息顯示，其已與全球33個央行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有效額度達3.3萬億元人民幣，離岸人民幣存款近2萬億元。

四、全球金融治理的調整和展望

人民幣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成為新的SDR五種構成貨幣中唯一的新興經濟體貨幣，這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里程碑，也反映出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正出現微妙的轉變。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在重創世界經濟的同時，也將國際金融體系所存在的弊端暴露無遺。表面上危機是由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落差，房地產泡沬所引起的。但核心問題乃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未能因應急遽變動中的世界經濟形勢，導致經濟的衰微和紊亂。

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美元作為國際間交易清算的媒介，此一格局把世界經濟的所有責任置於美元上。危機發生後，美國的自救行動更突顯出這種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潛在的巨大風險。從2008年11月至2012年9月的近四年間，美元先後宣佈三輪量化寬鬆（QE）政策，藉大規模的非常規寬鬆貨幣刺激措施，壓低利率，刺激經濟增長。這實際上是透過印鈔，使美元滙率不斷下跌，由此把危機轉嫁給世界其他經濟體，而受害最深的就是金融體系相對脆弱，對美元過度依賴的新興經濟體和開發中國家。

進入21世紀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改變，開發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發展迅速，尤其是中國大陸，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突出。然而與此相應的是，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和代表權很小，而IMF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其成員國份額一直被批評為無法代表新興經濟體崛起的現實，以致改革IMF份額成為國際經濟的主要話題。

2010年，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是使IMF所有成員國的資金配額翻倍，並將6％的份額向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轉移。由此，中國大陸成為IMF第三大成員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躋身十大份額行列。目前IMF投票權份額前十國為美國（16.479％）、日本（6.138％）、中國大陸（6.071％）、德國（5.308％）、法國（4.024％）、英國（4.024％）、義大利（3.016％）、印度（2.629％）、俄羅斯（2.587％）、巴西（2.218％）。

IMF投票權份額改革、人民幣納入SDR、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亞投行的設置，以及大陸「一帶一路」發展策略的提出，很顯然的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的調整，已是難以逆轉的發展趨勢，並將影響未來世界經濟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