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何以此消彼長?

在美國觀選十幾天，目睹了它的衰落（製造業、基礎設施、發展停滯），直觀感觸到了民眾的憤怒，更見證了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民粹政治人物如何在民主制度下贏得權力。要知道多少美國的政治漫畫都把特朗普畫成希特勒，如今這個「希特勒」已經成為世界最發達民主國家的總統。這是一個經濟和政治都出現了嚴重問題的國家。

其實，凡是到過歐美的中國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不管中國和西方還有多少差距，但一個向上崛起，一個正在衰落則是共同的感受。其實東西方此消彼長並非歷史首例。以中國和歐美為代表的東西方文明都分別成為人類發展的領航者：中國曾長達數千年居於世界前例並在短暫衰落後重新復興，而西方則在晚近五百年強勢崛起主導全球，現在卻又面臨嚴峻的甚至可以說是生死存亡的考驗。

東西方文明各領風騷原因很多，但相比較而言主要的就是兩條。中華文明率先獨步世界，根源在於解決了三大根本性的矛盾：一是政治與宗教的矛盾。二是人才選拔突破了血緣的限制。三是民本政治，政治的目的就是為民，解決了統治者與民眾的關係。

西方宗教和政權的衝突

中華文明在儒家的影響下，一直以來就是一個世俗主義社會。宗教不是沒有它的位置，但卻和政治無緣，整個社會上是敬鬼神而遠之。即使在佛教東傳中國之後，得到過最高統治者的信奉和支持，但它也從未取得過主宰政治的能量，相反它不過是政治更好統治的工具。而且一旦宗教威脅到政治，便會立即受到壓制。

反觀西方，長期以來就無法解決宗教和政治權力的衝突。輕者是長期慘烈的宗教戰爭，發展停滯，重者則是長達上千年愚昧的中世紀。

對於宗教戰爭，一向世俗化的中國難以想像和理解，這裡不妨詳述一二。1618年至1648年由新教和天主教矛盾引發的30年戰爭幾乎將歐洲所有國家捲入：法國、俄國、蘇格蘭、英格蘭、瑞典、丹麥、德國、西班牙、波蘭、荷蘭、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被稱第一次全歐戰爭。這場戰爭使德意志各邦國大約被消滅了60%的人口，波美拉尼亞被消滅了65%的人口，西里西亞被消滅了25%的人口，其中男性更有將近一半死亡。30年戰爭中，僅瑞典軍隊就摧毀了德國2,000座堡壘，1.8萬個村莊和1,500個城鎮（佔德國城鎮總數的三分之一）。在之後的奧地利王室繼承戰，七年戰爭，普法戰爭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都不曾遭遇這樣慘痛的人口災難。對立雙方陣亡的士兵高達40萬至70萬人之間，當時歐洲主要國家的總兵力之合不過百萬人。

法國內部主要的宗教戰爭發生了八起，持續了36年（1562—1598年），死亡人數已經難以統計。僅第四次宗教戰爭期間聖巴托羅繆之夜引發的全國大屠殺歷史學者認為是七萬，一般估計是10萬人。

英國新教和天主教的衝突持續了三百多年，雙方輪番掌權。任何一方掌握權力之後就全力鎮壓另一方。三百年間不知有多少教徒被害。宗教衝突和迫害直接導致另一個國家美國的誕生：大量新教信徒為躲避宗教迫害不得不遠離家鄉來到遙遠的北美。由此可以想像當時的慘烈。

這還都是基督徒之間的戰爭和大屠殺，和其他宗教的戰爭更為血腥。如長達兩百多年合計九次針對伊斯蘭教的十字軍東征（第四次是針對東正教）。十字軍東征造成西歐諸國和東方生靈塗炭，更導致巨大的物質損失。

這樣毫無理性的宗教戰爭對西方的毀滅是驚人的，西方在付出如此長期和巨大的代價之後，才最終解決了宗教和政治的分離問題。這和中國文明早期就建立起世俗社會不可同日而語。中國遠遠走在西方前面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了。

中國人才選拔突破血緣限制

中國突破血緣限制、打破官員世襲、以才是舉最早的嘗試始自戰國時期的秦國商鞅變法。後來漢朝又在秦朝的基礎上實行察舉制，直至七世紀隋唐時期建立科舉制，使得人才選拔不僅突破了血緣的限制，更制度化、標準化、公平化。任何制度下，能否選拔出優秀的人才，都不僅是衡量制度優劣的標準，更是直接決定制度的存廢。中國在唐代達到自身文明的高峰、傲視天下就與此有關。後世之所以能長期延續這種文明的先進性，也是同樣的原因。

反觀同時期的西方，政治權力一直實行貴族世襲和壟斷，未能建立起突破血緣關係的人才選拔制度。英國光榮革命後，貴族仍然通過立法控制上下議院－－上院議員都來源於貴族，下議院即平民院的提名權在上議院，然後才能進行選舉。直到1902年才打破貴族壟斷首相的歷史。隋唐時的科舉制，英國直到1855年才建立起來類似的文官體系。這還是西方第一個實行了人才選拔的制度化、標準化、公平化的國家。法國也一樣，著名的《美國的民主》一書的作者托克維爾就是世襲貴族，他的檢察官的工作也是家族世襲。要知道他出生時法國大革命已爆發26年。

人才選拔的局限性和不公平性，不僅導致社會流動停滯，加劇了社會對立，也造成人才的浪費。這同樣是西方落後於中國的重要原因。

中國領先世界的第三個原因則是文明形成之初就非常鮮明的確立了政治為民的原則。從《尚書》「民為邦本」，到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唐朝李世民《貞觀政要》開篇「為君之道，首在存民。」以及明末黃宗羲的「天下為主，君為客」、「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認為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是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釋其害」。直至現當代國民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都是一脈相承。

國王、貴族與教會的分權制衡

但西方文明誕生以來，長期強調的都是君權神授，其政治理論側重的都是政體劃分、權利分配、國家主權、契約論等理念，絕少涉及政治的目的。英國雖然直到13世紀才誕生大憲章（中國的南宋時期），但這只是國王與貴族、教會之間的分權和制衡，主要內容就是貴族和教會的權力不受國王的侵犯，和百姓沒有任何關係，更沒有絲毫的百姓利益。儘管如此，這個大憲章在整個15、16世紀都形同廢紙，直到資產階級革命才重新被承認。 正是由於西方政治傳統和實踐無視人民的利益，其政治發展最終才形成今天的民主：即人民唯擁有選票才可能令政治統治者考慮其利益。中國由於政治的目的就是為民，所以一直無法產生西方這樣的政治邏輯和政治發展路徑。

總之，中國之所以一直領先於西方和世界，最根本的就是這三大因素：文明之初即解決了政治和宗教的關係、人才選拔突破血緣限制並制度化、民本政治。當然中華民族勤勞、注重教育、實用理性、超大人口規模導致菁英人才的絕對數也大（各項發明不但早而繁多）都是中國在全球工業化之前領先世界的因素。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雖然在當時沒有對中國領先世界起到多少明顯推動，但卻對中國重新復興產生了巨大的積極作用，即政治與資本的關係。中國政治權力獨大、科舉制和士農工商的劃分，使得資本不僅無法直接染指政治權力，而且更一直受到政治權力的有效控制。這個傳統被當代中國很好的繼承下來，從而避免了西方政治權力被資本綁架的現象。

美國建國之後迅速崛起的原因也和中國類似。美國建國之初就解決了政治和宗教的關係，有限民主也一定程度做到了民本（有限民主令資本的影響不是決定性的），比歐洲更好的解決了政治和大眾的關係－－這就是為什麼當托克維爾到美國之時，儘管美國還有黑奴制，婦女也沒有投票權，但托克維爾仍然高度贊美美國的平等，實是因為同時期的歐洲太不平等。由於沒有貴族，權力也是向大眾開放的，甚至沒有受過教育、出身於窮苦之家的林肯，也能夠通過個人奮鬥成為總統。

但何以中國到近代以後就被西方趕超？原因在於西方通過演變擁有了和中國相同的發展條件，並產生了更優於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選拔制度。

西方的宗教改革與政教分離

西方在長期的宗教戰爭之後，發生了啓蒙運動，進行了宗教改革，實現了政教分離，基本上擺脫了宗教的束縛，達到了和中國一樣的世俗化。早期的民主制度雖然僅限於貴族和有產者之間，但也迫使統治者開始考慮民眾的利益，某種程度上也具備了民本的功效。人才選拔上雖然仍是貴族壟斷，但在最高領導人的選則上實現了任期制或者退出機制。假如領導人不適任，可以在短期內進行更替。

所以當西方變成一個世俗化社會，同時也一定程度具備民本功效之時，其最高領導人的產生和更替的優勢就明顯超越中國了。彼時的中國，人才選拔雖然依舊是全國性和制度化的，但最高領導人的產生仍然僅限於皇室，是血緣世襲。選擇面的狹窄經常導致無法選出適任的皇帝，由於皇帝都是終身制，再無法勝任，也不能及時更替。

雖然西方的工業化、地理大發現、對外殖民和掠奪、科學發明、各種經濟制度的創新都對西方的趕超非常重要，但這都是在西方解決了政治與宗教的關係以及突破政治的目的、人才選拔等方面的制約之後才能取得的。我們不妨看看也曾創造輝煌的伊斯蘭文明，由於一直無法解決政治和宗教的關係，到現在沒有一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能夠實現現代化。

那麼為什麼中國和西方在今天又上演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歷史大劇呢？

原因其實和西方當初趕超中國一樣，即中國也具備了西方高速發展的條件，同時又對西方進行了超越。

今天的中國，最高領導人已是從全國選拔，而不再是一家一姓，同時也借鑑西方實現了定期更替。中國超越西方的地方則在於：一是繼續延續了中國傳統上人才長期鍛鍊和考驗的方式。通過一層層的能力檢驗和足夠的經驗積累，才能成為國家的領導人。這就避免了西方經常出現的領導人不勝任的現象。比如法國總統奧朗德（支持率不到4%）、美國前總統小布什。西方今天的領導人選拔方式，實質上和中國皇朝時期類似：領導人不管勝任不勝任，選上來再說。主要是碰運氣。區別在於中國的皇帝是終身制，他們是任期制。這自然比中國的皇朝時代要先進，但卻無法和今天中國能力得到充分檢驗才能任職的模式相比。

西方無力抗衡資本對政治的綁架

二是西方走向一人一票之後，其政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政治喪失了獨立性，臣服於大眾和資本。這導致西方政治既無法抗衡民粹，也無力對抗資本對政治的綁架。英國退歐就是典型的民粹壓倒一切的後果，不僅重創英國和歐盟，更把全球帶入不確定的動盪狀態。特朗普的崛起，整個西方興起的反全球化，反外來移民也同樣是民粹氾濫，政治無力應對的結果。資本對政治的主導，輕則是安然的自我毀滅，重則就是2008年的經濟危機。

但是中國的政治發展則成功地保持了政治的獨立性和最終決策權。不僅可以遏制民粹，進行痛苦但又必要的改革，同時也能控制資本的掠奪性、毀滅性，對利潤的瘋狂追求和道德風險。

如果說當初西方的定期更替是先進的模式，但現在它已經落後於時代了。特朗普的勝選更是驗證了這一點。這就是中國何以能夠重新復興，而西方則在統治世界五百年後走向衰落。除非它能夠如過去一樣再度向中國學習，並在此基礎上再度出現超越中國的創新。

中國的復興將持續多久，達到何種高度，西方何時到達谷底以及是否還能重新煥發活力都需要歷史來驗證。但幾度輪迴的經驗表明，哪個文明能夠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哪個文明就能引領時代潮流。但願一向有濃重歷史感的中國能夠永遠汲取和牢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