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之評介

楊開煌
(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一、前 言

中共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已經閉幕,此次的「中全會」一如會前的預告是以「從嚴治黨」為主要議題,會中通過了《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以及修訂後的《黨內監督條例》,從內容看這是中共第一部明言管理黨內包括高級幹部和一把手在內的主要規範,代表著中共「從嚴治黨」進一步的制度化,可以客觀地說這就是中共政權最為明確,最為基本的「政治改革」。因為中共的體制清清楚楚地告訴大家,他們是「以黨領政、以黨領軍、以黨治國」的政治體制,所以黨的改革才是最為核心的「政治改革」。反之,中共的政治改革如果沒有黨自身的改革,即使有政務的、政府的改革,也只能稱之為「行政改革」。因為這樣的改革只改別人、只改下級、只改政府,均不涉及核心權力的運行和監督的改革;政治改革只有規範到黨的高級幹部、黨的一把手生活作風、工作作風的改革和監督權力的運行,才是中共政權的根本問題重心,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所以對中共而言,「政治改革」不是盲目地崇洋,把西方的制度照搬照抄,習近平說:「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有機統一。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要把握走過的發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還要把握現實要求、著眼解決現實問題,不能割斷歷史,不能想像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習近平談政治制度:不能突然就搬來一座「飛來峰」 ,2016年11月18日,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6/1118/c385476-28879375.html)習近平也說:「我們必須看到,相比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要求,相比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相比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我們的制度還沒有達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有些方面甚至成為制約我們發展和穩定的重要因素。」(同上註)那麼中共什麼是當下完善、改進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的當務之急呢?十八屆六中全會的答案是從嚴規範黨內幹部「政治生活」,從嚴監督黨內幹部「權力運作」,當然也有人馬上問那誰來監督共產黨?誰來監督共產黨的總書記?帶著這些問題,來觀察中共這次號稱「從嚴治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究竟給了什麼樣的答案呢?另外十八屆六中全會是否也給了其他的意外呢?

二、「一黨執政」下的政治課題

「一黨執政」在過去稱為「一黨專政」體制,其後中共修正為「一黨執政,多黨參政」,江澤民、胡錦濤在政治報告中亦多次提到「亡黨亡國」的危機意識,是以改用「一黨執政」描述現行中共的政治體制是比較中性、客觀的說法,說法改變並不代表危機的遠離,「一黨執政」的危機即西方政治學者經常討論的政治學的根本問題:一是權力合法性危機;二是權力腐化。在西方的政治發展中逐步以人民選舉、政黨競爭和輿論監督來解決問題,然而人民選舉產生了民粹化,政黨競爭使得國家發展陷入空轉,輿論監督容易產生輿論誤導,而且與中國的國情民風也有距離,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下,中國不可能有200-300年的時間,去實驗將西式民主嫁接到中國的「土壤」,但是權力合法性危機和權力腐化危機依然要解決,否則就是「亡黨亡國」的危機。

中共解決的思路是培養接班人的思路來解決權力合法性的問題,他們的方法有二:一是梯次培養,梯隊接班;二是集體領導、集體接班;這是以菁英選菁英的辦法,解決權力繼承,政策延續,保障發展的目的,從2007年開始,在梯隊接班中加入「民主評鑑」、「民主測評」,以使擴大了新的「領導集體」在菁英階層中的「合法性」,又不失改革開放政策的持續性。然而由於「一黨執政」的特性,使得權力腐化的嚴重性在中共的政權中,快速滋長,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黨將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工作重心以來,黨內幹部的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日趨嚴重,中共中央多次提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號召。到了江、胡的時代,黨的「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更升高成為「制度性腐化」,故而引發「亡黨亡國」的危機,習近平上台之後,全力聚焦「反腐肅貪」,「從嚴治黨」雷厲風行,短短四年有近百萬黨員、幹部下馬,可以看出中共的一黨專政,與其他的專政體制在本質上呈現巨大的差別。然而中共的反腐打貪,一直給外界一種「人治」為主,「運動」模式的感覺,習近平說:「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4年2月17日,同上註

因此,此次的「中全會」標誌著中共全面「從嚴治黨」的新里程碑,而且同時從制度建設和核心權威兩方面入手,可以說是現階段最全面「治黨」之策,從制度言,全會通過了《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以及修訂後的《黨內監督條例》,從權威言,正式樹立了「習核心」,有關《準則》和《條例》最佳的理解方法是閱讀《準則》和《條例》的全文。有媒體將《準則》歸納為10個關鍵詞:以身作則、堅定理想、集中統一、紀律嚴明、人民立場、民主集中、任人唯賢、權力監督、反對腐敗、落實責任。(十大關鍵字帶你讀懂《準則》,http://news.qq.com/a/20161106/014368.htm,《中國日報》網,2016-11-06)在《條例》則有學者提出:「鑑於現有的黨內監督,存在著『制度不健全』、『覆蓋不到位』、『責任不明確』、『執行不力』的問題,所以此次《條例》的修正是按照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所強調的『有權必有責,有責必擔當』的要求設計制度,形成了黨中央統一領導、黨委(黨組)全面監督、紀律檢查機關專責監督、黨的工作部門職能監督、黨的基層組織日常監督、黨員民主監督的黨內監督體系。」(吳海紅,http://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35334,《準則》和《條例》: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利器,2016-11-03)可以說對讀者而言,頗有提綱挈領地理解的作用。本文主要討論「核心」這個議題。

三、習核心

中共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最令外界意外的焦點,毫無疑問是公報中提出「習核心」,這是中共官方文獻,首次正式提出習近平的新稱號,所以媒體稱中共進入了「習核心」時代。公報中說:「全會高度評價全面從嚴治黨取得的成就,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堅定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集中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淨化黨內政治生態,黨內政治生活展現新氣象,贏得了黨心民心,為開創黨和國家事業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證。」又說:「全會號召,全黨同志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深入貫徹本次全會精神……。」(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會公報,2016-10-27,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6/1027/c64094-28814120.html)從公報的兩段話,回顧習上台之後,大力而持續反腐肅貪,直接影響到百萬之眾幹部的既得利益,然而依然有人頂風犯案,如河北原省委書記周本順就是明顯的例子:按中央紀委的說法是:「周本順身為中央委員,理想信念喪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且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性質惡劣、情節特別嚴重。」又如遼寧原省委書記王珉,中紀委的網站稱:「王珉身為中央委員,理想信念動搖,紀律意識喪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造成惡劣政治影響,應予嚴肅處理。」這些都是幾經篩選的方面大員,結果都敢與公然對抗習近平,這也說明「習核心」稱號的背景,當然習核心的背景不僅只是反腐。也有政權的需要,問題是有了「習核心」的稱號,那些作奸犯科之人就偃兵息鼓,不敢再作了嗎?顯然不是。外界對此稱號眾說紛紜,有褒有貶,思考此一問題的核心在於習近平已經是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又兼任許多關鍵的中央領導小組小組長,為什麼還需要「核心」,是權力不夠而需要再集權嗎?是錦上添花多一個頭銜嗎?是為了與毛、鄧、江齊名嗎?顯然不是。

按中共稱呼領導人的稱號,有專家指出「自毛澤東時代開始至今,中共最高領導層一直有「以XXX為XXX的黨中央」這種提法。前一個「XXX」是說最高領導人是誰,後一個「XXX」是指他在中共黨內的地位與作用。」(關嶺,從為首到核心,2016-11-06,http://history.dwnews.com/big5/news/2016-11-06/59780119.html)依此說法大概可以理解為「總書記」是黨內的地位,而「核心」是他在黨內的作用。地位是有任期的,而作用則是沒有任期的。

他的文章精要地說明了「從為首到核心」稱謂的變化,之後在本文中又引用了鄧小平在1989年的講話,其後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也提及「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及江澤民在2000年1月20日對核心的說明,江澤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從來認為,領導核心不是自封的,需要在鬥爭實踐中來形成、考驗和鍛煉。」(同上註)因此「核心」不是正式的官銜,所以不可能有更多的權力,但是「核心」代表了由下而上的絕對信任,於是「核心」就是一種威望,一種無形的權威的顯現,擁有此一威望之人,不論是否擁有正式的權位,都會成為重要政策的最後、最高的決策者,但又不必擔負成敗的直接責任。

從中共的黨的發展過程來看,出現「核心」,有兩種情況,一是自然擁戴,二是人為授與,毛、鄧屬於前者,江屬於後者;毛、鄧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都在於救黨於危難之際,他們共通點是處於亂世,局勢混沌,情勢不利,中共勢弱,黨內分歧,難以調和的情況,最終由於領導者抉擇得宜,使得中共不僅安然渡過困難險阻,而且重新成長茁壯;因此,大家相信其智慧,信賴其判斷,所以毛可以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共的幹部等著被整,也不敢反抗,鄧小平可以重新詮釋馬列主義,重新定義毛澤東思想,改變大陸的發展方向,90年代更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他不論是否居其位,都是無可取代的領導人,這就是核心的作用;至於江的「核心」稱號則不同,江在中共發展的過程中沒有特殊的貢獻,只是因緣際會,在1989風暴趙紫陽被黜之後,由老人在密室決定的由上海提拔的領導人,因此在中央多人不服,鄧小平為穩定中共政局著想,口授江以「核心」稱號,事實上,江雖然有了「核心」之名,然而從1989年到1997年,中共的「鄧核心」仍在,江則是有名無實的核心,當時的真正「核心」當然是鄧,而江也不敢以「核心」去挑戰鄧,「江核心」真正的起作用是在1997年鄧去世,中共召開「十五大」把喬石也逼退之後,到2002年權位移轉入胡錦濤的10年,特別是2004年辭去中央軍委主席之後,江開始利用其人脈,利用核心的稱號,躲在幕後,頻頻干政,有權無責,才真正起了「核心」的作用,所以江核心是利用核心的稱號,清除異己,建立人脈之後,以核心干政,迫使胡的執政受制於他。

由是觀之,習的「核心」稱號的獲得比較接近毛、鄧,習上台四年的作為、作風和成績,可以說是挽救了共產黨執政的名聲,在大陸民間獲得了較高的威望,但是在中共黨內仍有各種雜音,一如上述的周本順、王珉等幹部,現在和以後都可能被發現,然而如今他還有一任的任期,雖可以繼續鞏固他的的政績,完成小康社會的建設,但是五年卸任之後,貪腐的行徑可能回朝,因而「核心」的稱號,可以保證反貪腐政策的行動可以延續;另一方面他現今的人事佈局,梯隊安排,比較具有較大的自主性;也使得他在卸任之後,可以享有重大事務的參與權和最終決定權,以其核心的作用,有利於反貪腐政策的持續執行,改造中共黨內文化,是以從現在來看,核心的作用確定了,習也就不會再有第三任。當然事件、情勢一直在一步一步變化,「核心」的作用會有何變化,目前無法預知,不過核心是權威的根本是可以確定的。此外,也不能忽視當前習近平的改革所面對的困難和干擾,特別是為官不為的消極干擾,最高層領導也會意見不合,勢均力敵,難以作擇的情況,則核心自然就可以發揮作用。

總之,世界變化快速,局勢也是瞬息萬變,決策成敗,往往立見分曉,而「核心」的稱號的確立,顯然也是中共希望因應大陸內外變局的措施之一。

「核心」的稱號是一體的兩面,以目前習近平在中共政權中,有了「核心」的稱謂之後,集權位、權力和權威於一身,固然可以在未來的任期,更加有效地實現自己的治國理念;但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習和習的團隊,如何自制自己的權力,反思自己的權威,不戀棧自己的權位,不被自己的圈圈包圍,如何清醒地不被「神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不足,不然的話,這樣的三權一體,就有可能落入個人獨裁的陷阱。或是步上江戀權的後塵,甚至是毛的獨裁的結果。果如此中共在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揭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文件中所說「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35.htm)尤其是「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期待,就要落空。在這一方面胡錦濤反而是無心插柳地作出了最佳的典範,我們以為習近平必須有自己的權力定力。

四、結 論

「改革」是政治事務最困難的事務之一,習近平上台之後,以中國夢喚起中國人再次投身改革的動力,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反腐肅貪,整飭吏治,改善官風,大力推動制度建設,相比其他中共的領導人在如此短的時間,取得如此政績,不只是罕見,甚至是迄今僅見,封上「核心」,可以說當之無愧,如今他要去繼續完成其事功,擁有「核心」,也可以責任更重。假如他能意識到這一次的封號,其事功之成敗不僅是中國自身的成敗,也關係著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成敗,關係著人們在政治制度中選擇非競爭式政治和競爭民主之間,尋得第三條道路的成敗。古人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遠」當今的「習核心」不能沒有這樣的覺悟。而十八屆六中全會也交出了這個成績單,從制度和權威兩方面去推動中共的政治改革,然而成功與否,一方面有賴實踐制度的落實程度,另一方面也依賴核心的毅力和自制,難度不小,我們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