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陷入「囚犯兩難」困境

一、 中國正在建構兩岸關係的安全困境

中國大陸與台灣，在2016年5．20以後由於蔡政府採取與大陸的冷和的政治互動模式，由於蔡英文總統迄今仍然拒絕承認所謂的「九二共識」，北京目前已中斷兩岸中央層級的交流，北京認為蔡英文總統還沒有完成答卷，並無意要全面中斷與台北的官方交流，而是保留彈性空間，只要台灣方面接受或尊重「九二共識」，北京就會展示善意，恢復交流。這就是中共建構台灣的安全困境的當前兩岸政治情勢，此外，國與國之間也可以建構安全共同體，例如中國與東協國家的經濟政治友好夥伴關係，如果行為體的實踐活動發生了變化，觀念發生了變化，國際體系的結構也就會同時發生變化。Alexander Wendt提出的三種文化的轉化便是這個意思。

二、馬習會曾為兩岸建構所謂「洛克文化」

回顧1990年代中末期以後，以Alexander Wendt 為首的新古典建構主義（neo-classical constructivism）興起，Wendt楬櫫國際體系結構在基本上反映出國際間存在無政府狀態的政治現實，並提出三種不同「文化」來勾勒出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與內涵，這三種「文化」分別是霍布斯（Hobbesian）、洛克（Lockean culture）與康德（Kantian）文化，Wendt 主張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非絕對不變，其視行為體希望形成何種無政府關係而定，亦即決定於一國政府主觀上想要建立何種「身分」而定。Wendt提出無政府狀態在宏觀層次上，存在三種結構，屬於那一種結構取決於何種「角色」在體系中具主導地位。Wendt 認為霍布斯文化的主體位置是「敵人」、洛克文化的主體位置是「對手」、康德文化的主體位置是「朋友」，「敵人」的姿態是相互威脅，不限制使用暴力手段；「對手」的姿態是相互競爭，必要時使用局部暴力來相互競爭，進而實現自我利益，但不會相互殺戮；「朋友」的姿態是相互結盟，國家之間不會使用暴力解決紛爭，會共同致力於對抗外來之安全威脅。詮釋2016年6月沙海林參加雙城論壇，北京政府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會晤國民黨主席洪秀柱，這與5．20以後北京減少陸客赴台、封殺台灣「傾獨」演藝界人士、吸引台灣人才出走大陸、聯手東協國家提高關稅以阻礙蔡英文推動「新南向政策」，形成強烈對比。

環顧北京政府近半年來的做法，以及對於台灣蔡英文的立場所作的回應，可以發現其對台政策是靈活應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內涵作為政策依據，當前蔡英文政府面對中國的兩岸關係彷彿又重回李登輝時代戒急用忍的錯誤路線，大家開始懷念起前總統馬英九先生卸任前曾說過的一句話，台灣人民會懷念感謝馬先生這八年為兩岸建構的「洛克文化」，甚至是馬習會的初期「康德文化」為兩岸帶來的和平穩定經濟發展所作的努力。

三、蔡政府正陷入「囚犯兩難」困境

然而，對蔡英文總統來說，突破兩岸僵局，是一個囚犯兩難的困境問題：首先，蔡英文總統想突破台灣政經困境，卻不願意改變對「九二共識」的態度，在當前台灣經濟貿易高度依賴中國大陸的現實情況下看來，這樣的自閉式作法是不可能奏效與改善台灣政治經濟的困境；但是，不突破僵局困境，任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大陸封鎖蔡政府經濟與外交上的國際空間，加上每年數以百萬計大陸觀光客來台觀光消費人士的減少，只能坐困島內。

這對台灣民間旅遊飯店觀光業者的營業收入造成越來越不利的影響。從2016年9月台灣10萬人次的觀光旅遊遊覽飯店業者齊聚凱道抗議，可見大陸觀光客減少對台灣產業已造成嚴重的影響，北京當局不讓蔡英文總統以所謂冷戰方式拖延答卷時間，蔡政府又不以中華民國憲法明文的一中回應北京政府，更加深了北京對蔡政府的不信任，看來北京對蔡政府「聽其言、觀其行」的時間恐怕只會延長，不會縮短。不信任的兩岸關係對於四面環海，高度仰賴中國大陸進出口的台灣企業絕對沒有好處，更何況，沒有和諧穩定的兩岸關係，從最近國際民航組織（ICAO）全面封殺台灣之後，過去台灣多以非政府組織（NGO）觀察員名義參與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締約方大會（COP22），2016年也出現沒有一個周邊會議（side events）有NGO團體申請成功。由此可見5．20以後，台灣幾乎難以參與世界區域性的經濟組織，而蔡英文總統在5．20後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從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觀點以及已是雪上加霜的台灣國際外交空間看來，最後終究是一個空洞而不切實際的口號，難以推動。

四、結 論

經濟學家納許（Nash）曾說，在重複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覆地進行。因而每個參與者都有機會去「懲罰」另一個參與者前一回合的不合作行為。這時，合作可能會作為均衡的結果出現。欺騙的動機這時可能被受到懲罰的威脅克服，從而可能導向一個較好的、合作的結果。作為反覆接近無限的數量，納許均衡終將趨向於柏拉圖最適。 由此可見，兩岸的善意互動關係才是維持兩岸長期和平發展與穩定的柏拉圖理想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