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何去何從?

兼論「裝甲運兵車」事件

孫若怡
(前稻江管理學院學術副校長)


素有「花園城市國家」美譽的新加坡,自1965年8月9日脫離馬來西亞獨立以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遊走於兩岸,扮演諍友、信使與調和者的角色,但卻不脫離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做法。新加坡與當代中國外交關係的發展,大體上可以2011年5月14日,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獲得建國以來最低得票率的勝利後,李光耀與前總理吳作棟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不會出任新內閣的任何職務為分界線。在此之前堪稱李光耀時代,在此之後則為李顯龍時代或可稱後李光耀時代;蓋李顯龍之對中政策實沿襲父輩而來;唯其更不知今夕何夕,無法高瞻遠矚,通權達變而已!

友台與掂量中國

回顧20世紀下半葉,基於本身的國家利益,新加坡在李光耀時代的對華政策,堪以「友台與掂量中國」一語概括之!在深入了解之前,得先對李光耀的思想認知與當時東南亞的世局做一補述。

李光耀一生與英、美兩國的關係,如若自己人般的信任而密切。他出生、成長並發展於英國殖民統治下的新加坡,又深受英國教育的薰陶,對英國與大英聯邦真可謂情有獨鍾。他對英國人的法治習慣推崇備至,建國後在擁有佔多數華人的新加坡,強力推行以英語為國語的教學政策,並一手造成爭議許久的「全盤西化南洋大學」事件。〔註1〕「李光耀是個英國人,一個英國的上等人」之說,不脛而走。

隨著英國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的逐漸退去,美國成為新加坡經濟發展與安全依靠的主要國家。早在朝鮮戰爭(1950-1953年)與越南戰爭(1955-1975年)期間,新加坡就成了向美國提供戰略物資、軍艦停泊與修整的戰略要地;爾後,美國作為外來的投資者,還曾一度為該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國。李光耀始終把美國視為太平洋地區的穩定因素,堅持美軍應駐留亞太地區。1975年4月,南越政權為北越所亡,唯恐美國全面自亞洲大陸撤退,5月他不惜親赴華盛頓向白宮與國務院獻計,提醒此舉可能造成蘇聯乘虛而入的機會。李光耀強調:「美國在西太平洋所扮演的角色,對非共亞洲的安全與穩定極為重要,對新加坡的利益也舉足輕重,沒有區域的安全與穩定,新加坡就不可能有經濟成長,不可能有投資和貿易,新加坡的安全也有賴於美國。」〔註2〕《美菲軍事基地協定》於1991年到期,為確保美國能繼續成為亞太地區的一股力量,新加坡政府甘冒鄰國的指責,提出願為美國海空軍提供軍事設施的決定。除了需要依賴一個強權,作為自身安全與發展的支柱外,李光耀對美國的擁抱,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於對共產主義與蘇聯擴張的警惕;隨著越戰的結束,蘇聯海軍駐紮在金蘭灣,其勢力在東南亞迅速擴張。

那麼,他又是怎麼看待中國的呢?在新加坡建國初期,李光耀認為在美蘇兩強的對峙中,中國是一股舉足輕重的平衡力量;另一方面,中國雖然「陸軍強大、但海軍很小、空軍更微不足道,既沒有經濟力也沒有運輸力,可以來威脅東南亞。」1971年9月,或許正是懷著這種想法,在第26屆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時,新加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投了贊成票。繼1976年5月率團訪問中國之後,1980年、1985年與1988年又三度造訪中國,其所關注者殆為經貿投資問題而已!例如中、新雙方在1985年9月,除簽訂投資保護、旅遊、民航與避免雙重徵稅等協定外,李光耀指出中國四個現代化所造成的經濟成長,將為亞洲與新加坡經濟發展、貿易投資,帶來益處;此外,他還提出了「循序漸進法」,作為雙方發展經濟合作的原則。換言之,兩國先集中精力在少數幾項項目上,等兩、三年見成效後再開發新的領域。1987年,雙邊貿易更達194,500萬美元,新加坡在中投資已累計27,000萬美元,是當時中國的第四大投資國;1988年投資更增至298,000萬美元,中國成為新加坡第七大貿易國。新加坡跟中國主要的就是保持好經貿上的關係,因此,直到1990年雙方才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另一方面,李光耀一直與台灣保持著密切的往來;李氏父子與蔣經國父子的私誼眾所皆知,自1973年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幾乎每年訪台,最終並與台灣當局達成了具有軍事合作性質的「星光計畫」。1973年5月,雙方首先簽訂由台灣當局派遣軍官,協助訓練新加坡軍隊的協議。1974年12月,再簽署了由新方派現役軍人赴台受訓的協議。爾後,在「星光計畫」下,新加坡每年有15,000位軍人赴台,這些星光部隊實質上包括步兵、砲兵、裝甲兵與突擊聯隊等軍種,分別在屏東恆春、雲林、斗六及新竹湖口接受訓練,台灣遂成為新加坡在海外最大的軍事訓練基地。中、新建交後,新加坡雖然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但李光耀也曾一再指出,與中國及台灣當局保持良好關係,是新加坡的一貫立場;因此,新加坡政府與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士,亦往來密切。1989年3月,李登輝訪問新加坡,新國政府即以「來自台灣的總統」稱呼之,嚴然把台灣當成一個「政治實體」看待。

由冷淡到急凍的新中關係

1990年11月28日,李光耀辭去總理一職,由副總理吳作棟接任;2004年5月22日,新內閣同意由李顯龍接任總理。長期以來,李光耀雖不具政府部門之實際職掌,但他歷任內閣資政與國務資政先後達20餘年,頗有「垂簾聽政」的架式。他不時藉各種場合提醒美國,要明白誰才是老大,並呼籲要制約中國;他也籲請亞洲各國,要注意中國的崛起,免得日後成為中國的附庸。因此,自李顯龍接任總理以來,中、新關係的發展,逐漸因新方政策上的不同考量而出現裂痕。2015年11月,雙方曾共同發表了一項《關於建立與時俱進的全面方位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並進一步表明還要在加深現有合作關係的同時,開發協同合作的新領域;況且,新加坡還是中國最大投資國之一,也是中方倡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支持者之一。然而,雙方關係最終卻由冰冷演變到急凍的現況,追根溯源可自背景、激化與藥引幾個方面來分析。

雙方發生糾結的背景信手拈來,有遠有近不一而足,但以切要且直面的兩點來加以說明:

上海的快速發展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蓬勃發展,到了21世紀即將來臨之際,已嚴然成為世界經濟奔馳的火車頭。其中上海的發展尤其迅猛,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浦東新區的開發以及財政轉移支付比重減少等多方面的原因,上海以冶金、石油化工、機械、電子工業、汽車、航空、航天、超高速運算計算機、船舶製造等為主的工業,又重新煥發了新的生機。同時,隨著中國和上海的經濟快速發展,上海港的貨運量也不斷提升。在貨櫃裝卸量方面,自2003年起上海港已位居世界前三之列,2005年貨物吞吐量首次達到世界第一;以貨櫃吞吐量為基準,上海港保持為全球的第一大貨櫃港。

由於黃浦江逐漸無法承載巨量的貨運要求,並受制對大型貨船的水深限制;1990年,上海港開始往長江口南岸擴展,2005年12月10日,位於杭州灣口、可以容許吃水15米以上貨船停靠及自由進出的洋山港正式開港。其後隨著各期工程的相繼完工,年貨櫃吞吐量直逼2,500萬標準集裝箱,這使得新加坡拱手讓出了第一大港口的地位。2014年,新加坡港的貨運量開始急速下墜,新國的物流、服務與金融等產業一蹶不振。2016年12月9日,據該國「人力部」所發布2016年第三季勞動市場的報告,由於製造業與建築業就業機會的縮減,第三季的就業人數少了2,700人;前九個月共裁員13,730人,較之去年同期的10,220人多出了3,510人,創近七年的新高。《貿易與工業部》則公布了第三季的國內生產總值,較之前一年整整下跌了4.1%,而被視為令人震驚的斷崖式下跌經濟。也不過就在10年前,新加坡每年期貨交割的金額,就已經超過中國全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而如今卻眼看繁華落盡,新加坡的驚憂可以想見!

瓜達爾港的開建

瓜達爾港原本是在朱鎔基總理任內,中國對巴基斯坦承諾的援建項目。2005年,中國在完成了第一期的深水工程後,瓜港也由一個貧困的小漁村,發展成為具有三個兩萬噸級泊位的深水港。中巴雙方除了認為新加坡更具有國際管理經驗外,中國也鑑於80%石油與50%的進出口物資,需借道馬六甲海峽,一旦瓜達爾港的全面工程、中巴輸油管與中巴貨運通道修建完成,必然會對新加坡的經濟帶來不小的影響,放眼並考量東盟自貿區的整體發展,中方乃放棄了對該港運營權的爭取優勢。2007年,遂由新加坡的國際港務集團有限公司(PSA),獲得了瓜達爾港40年的運營權。然而,自2007-2012的六年期間,瓜港修建的進度幾近停擺,前後停靠的船隻不到10艘,使瓜達爾港變成了一個死港。至此,中方的善意與巴方的期望,雙雙落空;也突顯了新加坡對中國的不信任。

中國是一個具有歷史與文化的大國,為擺脫百年來的恥辱,力求發展自然是勢之所趨。自習總書記主政以來,親容理惠與互惠雙贏,始終是中國與周邊國家交往的準則;新加坡對南海問題的不當介入,則是激化兩國關係由冷淡到急凍的關鍵。

提「南海仲裁案」的倡議

2015年,新加坡接手泰國成為中國—東盟間關係的協調國,任期三年。2016年7月,在以美日兩國主導、菲律賓提案的「南海仲裁案」出爐後,本身並非南海爭端國的新加坡,卻立即表達了認可態度。更有進者,眼見中國與東盟各國在外長會議期間,所達成的務實性聲明中,沒有提及「南海仲裁」的相關字眼後,李顯龍卻在訪美期間,呼籲有關國家「尊重」所謂的「仲裁」結果。8月15-16日,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內蒙滿洲里市,舉行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13次高官和第18次聯合工作組會議。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在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的提問時,委婉地指出:「新加坡不是南海的當事方,希望在不介入南海問題的情況下,積極在推動東盟國家與中國的合作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2016年9月18日,第17屆「不結盟運動」的首腦會議在委內瑞拉閉幕,會議通過未來三年發展的《瑪格麗塔島宣言》。在會議過程中,新加坡執意要列入為「南海仲裁案」背書的內容;冷嘲熱諷反對強化南海問題內容的國家。在外長會議中,新加坡更公開挑戰委內瑞拉作為主席國的裁決,質疑不結盟運動的決策程序及慣例作法,甚至多次將開會時間拖延至深夜。〔註3〕

9月29日,李顯龍在訪日期間,於東京赤坂迎賓館,與安倍晉三共同出席新聞發布會。據日本《時事通訊社》報導,兩人不僅談及雙邊合作,還對朝鮮、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以及地區問題達成共識;李顯龍更高度評價日、新關係的發展。就南海問題,雙方更是一致表示:「強調海洋法律秩序的重要性」。

李顯龍公然與日本唱和實在令人驚訝,又一再在連菲律賓都已放棄的「南海仲裁案」上起鬨鬧事,還真不是智者所為者!

自商朝以來,中國就有卜卦的習俗;商王每遇國之大事或戰事,必將最後的裁量權敬示問天;儒家教育我們處事乃順勢盡心而已,至於最終的結果應由天命來決定。新加坡作為一個彈丸小國,不但不順勢搭上中國發展的順風車,反而結幫拉派,處處與中國為難,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這不但使得後李光耀時代,中國對新加坡的信任度快速下降,也引發許多人的制裁與報復之聲。所謂強摘的瓜不甜,凡事當以仁義為先,王道與霸道之術的差別也在於此;「裝甲運兵車事件」的發生,卻為北京警惕新加坡提供了引信。

「裝甲運兵車事件」

11月23日,香港海關查扣了一艘由高雄出發屬於美國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的船隻,其上載有九輛裝甲車和其他軍用設備車;據悉這些掛有「台灣軍用車牌」,包括「含有可疑管制物及高爆物」的裝甲車與設備,均屬於新加坡赴台受訓的星光部隊所有,在執行海外訓練任務後,途經廈門、香港欲返回新加坡。24日,新加坡方面證實了上述的說法。隨即中國發出外交抗議,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更在發布會中宣稱:堅決反對與中國建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與台灣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則鄭重回應:新加坡不會偏離「一中原則」,但期望索回被扣留的裝甲車及其他設備。新加坡陸軍總長王賜吉更在《聯合早報》上表示,香港是很多外國公司和軍隊停靠的國際港口,過去從未出過問題,這是第一次!

這次的事件頗具有幾分爭議與迷離之處:首先,運送船隻大可以不經香港,直接返國的方式處理,何以這次不但行經香港,還先在廈門停靠;無意自投網羅。

其次,據悉除了九輛裝甲車外,隨車還配有可疑管制物的尖端通信設備;引發了外界對新、台與美方備戰交流的臆測。第三,星光計畫已執行了40年,過去並未引發任何的波瀾,這次的「裝甲運兵車事件」的確在本已緊張又惡化的中、新關係中,為中國帶來教訓新加坡的天賜良機。自歐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政策以來,新加坡就不斷向美國獻計,與日本、南韓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對抗中國的鐵桿盟友。新加坡把樟宜基地提供美國使用,其設備之齊全精良不下於關島美軍的配備。面對南海問題,新加坡不但與美、日心口一致,甚至還挑唆東盟國家與不結盟運動組織成員國,意圖干擾中國的發展與主張。真不禁要問,做為黃皮白心的人,為何都對祖宗與族人如此的決絕?

〔註1〕許萬忠著,《回憶雲南園》,1991年12月15日出版。引自陳鴻瑜,《新加坡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168-170。李光耀除推行英語教學政策外,還下令將原先南洋大學帶有強烈中國文化色彩的宮殿式建築,全部拆除並改為西式洋樓。
〔註2〕陳岳編,《李光耀:新加坡奠基人》,台北:克寧出版社,1995,頁266。
〔註3〕薩希賈古瑪,《中國對新加坡不滿之因》,《獅說新語》,2016年10月8日;嚴孟達,《新中關係面對新考驗》,《獅說新語》,2016年10月8。此一事件,還引發了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與《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的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