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何去何從？

素有「花園城市國家」美譽的新加坡，自1965年8月9日脫離馬來西亞獨立以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遊走於兩岸，扮演諍友、信使與調和者的角色，但卻不脫離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做法。新加坡與當代中國外交關係的發展，大體上可以2011年5月14日，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獲得建國以來最低得票率的勝利後，李光耀與前總理吳作棟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不會出任新內閣的任何職務為分界線。在此之前堪稱李光耀時代，在此之後則為李顯龍時代或可稱後李光耀時代；蓋李顯龍之對中政策實沿襲父輩而來；唯其更不知今夕何夕，無法高瞻遠矚，通權達變而已！

友台與掂量中國

回顧20世紀下半葉，基於本身的國家利益，新加坡在李光耀時代的對華政策，堪以「友台與掂量中國」一語概括之！在深入了解之前，得先對李光耀的思想認知與當時東南亞的世局做一補述。

李光耀一生與英、美兩國的關係，如若自己人般的信任而密切。他出生、成長並發展於英國殖民統治下的新加坡，又深受英國教育的薰陶，對英國與大英聯邦真可謂情有獨鍾。他對英國人的法治習慣推崇備至，建國後在擁有佔多數華人的新加坡，強力推行以英語為國語的教學政策，並一手造成爭議許久的「全盤西化南洋大學」事件。〔註1〕「李光耀是個英國人，一個英國的上等人」之說，不脛而走。

隨著英國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的逐漸退去，美國成為新加坡經濟發展與安全依靠的主要國家。早在朝鮮戰爭（1950-1953年）與越南戰爭（1955-1975年）期間，新加坡就成了向美國提供戰略物資、軍艦停泊與修整的戰略要地；爾後，美國作為外來的投資者，還曾一度為該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國。李光耀始終把美國視為太平洋地區的穩定因素，堅持美軍應駐留亞太地區。1975年4月，南越政權為北越所亡，唯恐美國全面自亞洲大陸撤退，5月他不惜親赴華盛頓向白宮與國務院獻計，提醒此舉可能造成蘇聯乘虛而入的機會。李光耀強調：「美國在西太平洋所扮演的角色，對非共亞洲的安全與穩定極為重要，對新加坡的利益也舉足輕重，沒有區域的安全與穩定，新加坡就不可能有經濟成長，不可能有投資和貿易，新加坡的安全也有賴於美國。」〔註2〕《美菲軍事基地協定》於1991年到期，為確保美國能繼續成為亞太地區的一股力量，新加坡政府甘冒鄰國的指責，提出願為美國海空軍提供軍事設施的決定。除了需要依賴一個強權，作為自身安全與發展的支柱外，李光耀對美國的擁抱，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於對共產主義與蘇聯擴張的警惕；隨著越戰的結束，蘇聯海軍駐紮在金蘭灣，其勢力在東南亞迅速擴張。

那麼，他又是怎麼看待中國的呢？在新加坡建國初期，李光耀認為在美蘇兩強的對峙中，中國是一股舉足輕重的平衡力量；另一方面，中國雖然「陸軍強大、但海軍很小、空軍更微不足道，既沒有經濟力也沒有運輸力，可以來威脅東南亞。」1971年9月，或許正是懷著這種想法，在第26屆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時，新加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投了贊成票。繼1976年5月率團訪問中國之後，1980年、1985年與1988年又三度造訪中國，其所關注者殆為經貿投資問題而已！例如中、新雙方在1985年9月，除簽訂投資保護、旅遊、民航與避免雙重徵稅等協定外，李光耀指出中國四個現代化所造成的經濟成長，將為亞洲與新加坡經濟發展、貿易投資，帶來益處；此外，他還提出了「循序漸進法」，作為雙方發展經濟合作的原則。換言之，兩國先集中精力在少數幾項項目上，等兩、三年見成效後再開發新的領域。1987年，雙邊貿易更達194,500萬美元，新加坡在中投資已累計27,000萬美元，是當時中國的第四大投資國；1988年投資更增至298,000萬美元，中國成為新加坡第七大貿易國。新加坡跟中國主要的就是保持好經貿上的關係，因此，直到1990年雙方才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另一方面，李光耀一直與台灣保持著密切的往來；李氏父子與蔣經國父子的私誼眾所皆知，自1973年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幾乎每年訪台，最終並與台灣當局達成了具有軍事合作性質的「星光計畫」。1973年5月，雙方首先簽訂由台灣當局派遣軍官，協助訓練新加坡軍隊的協議。1974年12月，再簽署了由新方派現役軍人赴台受訓的協議。爾後，在「星光計畫」下，新加坡每年有15,000位軍人赴台，這些星光部隊實質上包括步兵、砲兵、裝甲兵與突擊聯隊等軍種，分別在屏東恆春、雲林、斗六及新竹湖口接受訓練，台灣遂成為新加坡在海外最大的軍事訓練基地。中、新建交後，新加坡雖然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但李光耀也曾一再指出，與中國及台灣當局保持良好關係，是新加坡的一貫立場；因此，新加坡政府與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士，亦往來密切。1989年3月，李登輝訪問新加坡，新國政府即以「來自台灣的總統」稱呼之，嚴然把台灣當成一個「政治實體」看待。

由冷淡到急凍的新中關係

1990年11月28日，李光耀辭去總理一職，由副總理吳作棟接任；2004年5月22日，新內閣同意由李顯龍接任總理。長期以來，李光耀雖不具政府部門之實際職掌，但他歷任內閣資政與國務資政先後達20餘年，頗有「垂簾聽政」的架式。他不時藉各種場合提醒美國，要明白誰才是老大，並呼籲要制約中國；他也籲請亞洲各國，要注意中國的崛起，免得日後成為中國的附庸。因此，自李顯龍接任總理以來，中、新關係的發展，逐漸因新方政策上的不同考量而出現裂痕。2015年11月，雙方曾共同發表了一項《關於建立與時俱進的全面方位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並進一步表明還要在加深現有合作關係的同時，開發協同合作的新領域；況且，新加坡還是中國最大投資國之一，也是中方倡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支持者之一。然而，雙方關係最終卻由冰冷演變到急凍的現況，追根溯源可自背景、激化與藥引幾個方面來分析。

雙方發生糾結的背景信手拈來，有遠有近不一而足，但以切要且直面的兩點來加以說明：

上海的快速發展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蓬勃發展，到了21世紀即將來臨之際，已嚴然成為世界經濟奔馳的火車頭。其中上海的發展尤其迅猛，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浦東新區的開發以及財政轉移支付比重減少等多方面的原因，上海以冶金、石油化工、機械、電子工業、汽車、航空、航天、超高速運算計算機、船舶製造等為主的工業，又重新煥發了新的生機。同時，隨著中國和上海的經濟快速發展，上海港的貨運量也不斷提升。在貨櫃裝卸量方面，自2003年起上海港已位居世界前三之列，2005年貨物吞吐量首次達到世界第一；以貨櫃吞吐量為基準，上海港保持為全球的第一大貨櫃港。

由於黃浦江逐漸無法承載巨量的貨運要求，並受制對大型貨船的水深限制；1990年，上海港開始往長江口南岸擴展，2005年12月10日，位於杭州灣口、可以容許吃水15米以上貨船停靠及自由進出的洋山港正式開港。其後隨著各期工程的相繼完工，年貨櫃吞吐量直逼2,500萬標準集裝箱，這使得新加坡拱手讓出了第一大港口的地位。2014年，新加坡港的貨運量開始急速下墜，新國的物流、服務與金融等產業一蹶不振。2016年12月9日，據該國「人力部」所發布2016年第三季勞動市場的報告，由於製造業與建築業就業機會的縮減，第三季的就業人數少了2,700人；前九個月共裁員13,730人，較之去年同期的10,220人多出了3,510人，創近七年的新高。《貿易與工業部》則公布了第三季的國內生產總值，較之前一年整整下跌了4.1%，而被視為令人震驚的斷崖式下跌經濟。也不過就在10年前，新加坡每年期貨交割的金額，就已經超過中國全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而如今卻眼看繁華落盡，新加坡的驚憂可以想見！

瓜達爾港的開建

瓜達爾港原本是在朱鎔基總理任內，中國對巴基斯坦承諾的援建項目。2005年，中國在完成了第一期的深水工程後，瓜港也由一個貧困的小漁村，發展成為具有三個兩萬噸級泊位的深水港。中巴雙方除了認為新加坡更具有國際管理經驗外，中國也鑑於80%石油與50%的進出口物資，需借道馬六甲海峽，一旦瓜達爾港的全面工程、中巴輸油管與中巴貨運通道修建完成，必然會對新加坡的經濟帶來不小的影響，放眼並考量東盟自貿區的整體發展，中方乃放棄了對該港運營權的爭取優勢。2007年，遂由新加坡的國際港務集團有限公司（PSA），獲得了瓜達爾港40年的運營權。然而，自2007-2012的六年期間，瓜港修建的進度幾近停擺，前後停靠的船隻不到10艘，使瓜達爾港變成了一個死港。至此，中方的善意與巴方的期望，雙雙落空；也突顯了新加坡對中國的不信任。

中國是一個具有歷史與文化的大國，為擺脫百年來的恥辱，力求發展自然是勢之所趨。自習總書記主政以來，親容理惠與互惠雙贏，始終是中國與周邊國家交往的準則；新加坡對南海問題的不當介入，則是激化兩國關係由冷淡到急凍的關鍵。

提「南海仲裁案」的倡議

2015年，新加坡接手泰國成為中國—東盟間關係的協調國，任期三年。2016年7月，在以美日兩國主導、菲律賓提案的「南海仲裁案」出爐後，本身並非南海爭端國的新加坡，卻立即表達了認可態度。更有進者，眼見中國與東盟各國在外長會議期間，所達成的務實性聲明中，沒有提及「南海仲裁」的相關字眼後，李顯龍卻在訪美期間，呼籲有關國家「尊重」所謂的「仲裁」結果。8月15-16日，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內蒙滿洲里市，舉行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13次高官和第18次聯合工作組會議。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在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的提問時，委婉地指出：「新加坡不是南海的當事方，希望在不介入南海問題的情況下，積極在推動東盟國家與中國的合作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2016年9月18日，第17屆「不結盟運動」的首腦會議在委內瑞拉閉幕，會議通過未來三年發展的《瑪格麗塔島宣言》。在會議過程中，新加坡執意要列入為「南海仲裁案」背書的內容；冷嘲熱諷反對強化南海問題內容的國家。在外長會議中，新加坡更公開挑戰委內瑞拉作為主席國的裁決，質疑不結盟運動的決策程序及慣例作法，甚至多次將開會時間拖延至深夜。〔註3〕

9月29日，李顯龍在訪日期間，於東京赤坂迎賓館，與安倍晉三共同出席新聞發布會。據日本《時事通訊社》報導，兩人不僅談及雙邊合作，還對朝鮮、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以及地區問題達成共識；李顯龍更高度評價日、新關係的發展。就南海問題，雙方更是一致表示：「強調海洋法律秩序的重要性」。

李顯龍公然與日本唱和實在令人驚訝，又一再在連菲律賓都已放棄的「南海仲裁案」上起鬨鬧事，還真不是智者所為者！

自商朝以來，中國就有卜卦的習俗；商王每遇國之大事或戰事，必將最後的裁量權敬示問天；儒家教育我們處事乃順勢盡心而已，至於最終的結果應由天命來決定。新加坡作為一個彈丸小國，不但不順勢搭上中國發展的順風車，反而結幫拉派，處處與中國為難，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這不但使得後李光耀時代，中國對新加坡的信任度快速下降，也引發許多人的制裁與報復之聲。所謂強摘的瓜不甜，凡事當以仁義為先，王道與霸道之術的差別也在於此；「裝甲運兵車事件」的發生，卻為北京警惕新加坡提供了引信。

「裝甲運兵車事件」

11月23日，香港海關查扣了一艘由高雄出發屬於美國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的船隻，其上載有九輛裝甲車和其他軍用設備車；據悉這些掛有「台灣軍用車牌」，包括「含有可疑管制物及高爆物」的裝甲車與設備，均屬於新加坡赴台受訓的星光部隊所有，在執行海外訓練任務後，途經廈門、香港欲返回新加坡。24日，新加坡方面證實了上述的說法。隨即中國發出外交抗議，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更在發布會中宣稱：堅決反對與中國建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與台灣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則鄭重回應：新加坡不會偏離「一中原則」，但期望索回被扣留的裝甲車及其他設備。新加坡陸軍總長王賜吉更在《聯合早報》上表示，香港是很多外國公司和軍隊停靠的國際港口，過去從未出過問題，這是第一次！

這次的事件頗具有幾分爭議與迷離之處：首先，運送船隻大可以不經香港，直接返國的方式處理，何以這次不但行經香港，還先在廈門停靠；無意自投網羅。

其次，據悉除了九輛裝甲車外，隨車還配有可疑管制物的尖端通信設備；引發了外界對新、台與美方備戰交流的臆測。第三，星光計畫已執行了40年，過去並未引發任何的波瀾，這次的「裝甲運兵車事件」的確在本已緊張又惡化的中、新關係中，為中國帶來教訓新加坡的天賜良機。自歐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政策以來，新加坡就不斷向美國獻計，與日本、南韓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對抗中國的鐵桿盟友。新加坡把樟宜基地提供美國使用，其設備之齊全精良不下於關島美軍的配備。面對南海問題，新加坡不但與美、日心口一致，甚至還挑唆東盟國家與不結盟運動組織成員國，意圖干擾中國的發展與主張。真不禁要問，做為黃皮白心的人，為何都對祖宗與族人如此的決絕？

〔註1〕許萬忠著，《回憶雲南園》，1991年12月15日出版。引自陳鴻瑜，《新加坡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168-170。李光耀除推行英語教學政策外，還下令將原先南洋大學帶有強烈中國文化色彩的宮殿式建築，全部拆除並改為西式洋樓。
〔註2〕陳岳編，《李光耀：新加坡奠基人》，台北：克寧出版社，1995，頁266。
〔註3〕薩希賈古瑪，《中國對新加坡不滿之因》，《獅說新語》，2016年10月8日；嚴孟達，《新中關係面對新考驗》，《獅說新語》，2016年10月8。此一事件，還引發了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與《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的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