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華雜誌》之「中華」論述

在兩岸關係複雜變幻的今日，堅持一個中國、促進和平統一，根本路徑在於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這不僅需要訴諸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和同胞之情，也需要充分吸納數十年來台灣知識分子的積極智慧和歷史資源。1963年創刊，由胡秋原主辦的《中華雜誌》，就是曾在台灣發生過重要影響的民族主義刊物，很值得加以研究和闡揚。

《中華雜誌》的刊名已經昭示，其宗旨就是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主編胡秋原在發刊詞中寫道：「名曰中華，表示我們雖然在這個島上，我們的精神、目光所在，首先是整個的中華民族、中華民國。」〔註1〕不過，由於台灣歷史場景的特殊性和變化性，《中華雜誌》對於「中華」的具體論述，包含著不同的面相，顯示其「中華」觀念的多元特點。注意到這一點，有助於我們對台灣知識界民族主義智慧資源的恰當運用。

一、「中華民國」之「中華」

《中華雜誌》的中華論述，最初不可避免地落入「反共」的窠臼。在其創刊之初即上個世紀60年代，兩岸正處於尖銳對峙狀態，該刊「中華」論述的主要方向，是維護國民黨遷到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這種「黨八股」首先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詆毀上。《中華雜誌》攻擊新中國政權是蘇俄的「第五縱隊」，是「壓迫中國人民」「摧毀中國文化」的「暴力政權」，而將殘存於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權美化為「三民主義的共和國」，將台灣視為「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和「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這是其固有的局限性。維護「中華民國」不僅表現在內政領域，也表現在對國際事務的評論上。其中圍繞聯合國代表權問題，與美日「邦交」問題，《中華雜誌》曾發表不少言論。

中國是聯合國創始國之一。國民黨敗退台灣後，仍佔據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使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理應繼承的合法席位長期得不到恢復。1971年10月25日，經過多方努力和反復交涉後，聯合國大會終於通過了亞非國家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的提案，台灣當局被驅逐出聯合國。「聯大」的行動，不能不對台灣知識界產生衝擊，《中華雜誌》站在愛「國」反共立場，批評聯合國的做法是「自毀原則、開門揖盜，加重世界危機」，〔註2〕並指責美國背信棄義，以致造成「中華民國」的奇恥大辱。《中華雜誌》站在維護「中華民國」法統的立場上，建議將10月25日定為「國恥日」，號召台灣民眾團結起來共渡難關。〔註3〕1972年1月，《中華雜誌》刊登台灣34所大專學院教授的集體信，在對聯合國口誅筆伐的同時，要求台灣當局堅持所謂「漢賊不兩立」的一個「中華」原則，同時將這一挫折視為「團結奮鬥的大好時機」，呼籲著力於有效的社會改革，並為此提出十項改革主張；〔註4〕進而號召台灣普通民眾全力支持「中華民國」，「為國家、為自己，奮發圖強，開拓新機」。

聯合國代表權的轉移，引起台灣當局「外交」局面的連鎖反應，多數國家與其斷絕官方關係，轉而與合法的中國新政權建交，「中華民國」遭到「國際孤兒厄運」。〔註5〕即使對台灣比較親近的「盟邦」日本，也是這一波與台灣當局斷交的一員，其於1972年9月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並宣佈視為「日毛勾結」和對「中華民國」的戰爭挑釁。〔註6〕它促請當局實施抗戰總動員與軍事自衛，謀求經濟自立、抵抗日貨，防止日本間諜分化陰謀；號召報紙、電視等傳媒拒絕傳播日商廣告，發揚民族精神與抗戰精神，一致團結在蔣介石統帥的「中華民國」之下。〔註7〕一直充當台灣當局保護者角色的美國，在日本之前已開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談判建交問題，到1979年1月正式將外交關係從台北轉到北京。鑑於美國繼續承諾對台灣安全的「責任」，《中華雜誌》對中美建交的反應相較中日建交稍顯平和，將此視為台灣自強的契機，號召人民「認清形勢、奮發圖強」。毛鑄倫在《中國青年應更志深氣猛》一文中指出募款、演講與血誓都只是形式，最根本的是要鍛鍊自立自尊、信賴自己、依靠自己的態度，以此凝聚民氣、志氣，如此才能成為民族復興最實在的力量源泉。〔註8〕蔡天進更進一步提醒民眾要意識到台灣的經濟、政治與軍事亟需自立自強，強調「中華民國」的命運掌控在自己手中，建議民眾應「以戰時生活的標準」要求自己，戒奢戒躁、團結一致，並從根本上擺脫依賴心理，「中華民國」才能獲致自立自強。〔註9〕

《中華雜誌》維護「中華民國」，因而對新中國政權充滿了敵意，這是其政治立場帶來的局限性。但以《中華雜誌》的立場觀之，在國民黨「外交」受挫時，它提出的諸多革新建議，又體現出一份雜誌的責任與擔當。

二、中華民族之「中華」

《中華雜誌》在進行「中華民國」論述的同時，也將「中華」明確指向中華民族。這一指向最集中體現在基於中華民族立場反對日本在美國縱容下侵佔釣魚島，以及隨之而起的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等議題上。

釣魚島本屬中國，二戰後被美國托管。1969年10月，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ECAFE）發表《艾默利報告》（Emery report），稱其附近可能蘊藏大量石油等礦藏，引起日本覬覦。此時美國為獲得對蘇優勢和加強對日本的控制，縱容日本政府制定《尖閣列島防衛的決定》，日本以此為據，對外宣稱對釣魚島的主權。1970年8月，日本首相發表談話主張釣魚島列嶼應屬日本。9月美國竟擅自宣佈釣魚島隨琉球同時移交日本。

針對日本的強佔行為，台灣的國民黨當局隨即聲明該島屬於中國台灣，決定「考慮實力保護」。〔註10〕《中華雜誌》發表大量文章支持保釣。其中10月發表李文齊的文章，引用1900年德國出版的Andree Handatlas與1935年英國發行的Herfert Joseph Limited兩本圖冊，以及日本的文獻資料，力證釣魚島屬於中國的事實，抨擊日本的不合理要求。11月發表王曉波等（筆名王順、茅漢）的《保衛釣魚台》，引用「五四運動」的宣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註11〕號召全球華人團結起來，保衛釣魚島。該文章被胡秋原的兒子胡卜凱帶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留學生社團「大風社」討論後，引發了全美留學生在多地開展「保衛釣魚台」的遊行抗議運動，並反向影響到台灣，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學生在島內發起了維護釣魚島主權的示威活動。日本在美國護持下控制釣魚島後，《中華雜誌》對日本政府的批判力度加劇，要求台灣當局採取強硬政策，「派艦隊扼守釣魚台，警戒台灣海峽」。〔註12〕他們將釣魚島問題放置於美日軍事同盟和日本右翼勢力猖獗的背景下予以解析，認為二戰後同盟國對納粹德國軍國主義的清算較為徹底，但是對於日本，美國為了自己的戰略利益，不僅沒有徹底執行清算，而且不惜一切手段扶持日本，飲鴆止渴，「將琉球群島交給日本，甚至把中國的釣魚島列島做人情奉送給日本」，〔註13〕從而引起中日釣魚島爭端。

進入198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激起右翼勢力否認侵華罪行，踐踏中華民族尊嚴的行為。右翼學者不斷鼓譟修改教科書，日本內閣大臣也屢屢「失言」，美化戰爭，否認侵略中國的罪惡歷史。198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40週年之際，首相中曾根康弘公然以公職身分正式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1986年5月27日，日本文部省通過了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新編日本史》，宣稱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仍在調查當中」，全面篡改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將原教科書中之「暴行、掠奪、殺害、放火」等字眼完全刪除，將對華侵略改為「進出中國」「進入中國」「進兵中國」，將掠奪與擄掠改為「移交」與「接收」，將侵略中國和東南亞改為「建設東亞共榮圈」，把日軍「戰敗投降」改為「終戰」。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在接受日本《文藝春秋》雜誌訪問時，不顧人類的基本良知，肆無忌憚地為日本的侵略行為狡辯，其乖謬言論包括：日本發動的戰爭比之鴉片戰爭、美西戰爭並不算惡劣；南京大屠殺中死亡人數未定且「戰爭殺人」並非殺人；「東京裁判」缺乏妥當性；被侵略的一方也應負起責任；參拜靖國神社只是祭祀亡靈；「戰爭責任」應該由日本人自己來裁奪等等。

對於日本右翼分子的大放厥詞，《中華雜誌》予以強烈譴責，指出「查一九三七年底，日本佔領我國首都南京後，殺害了我國同胞約三十萬，殘酷暴行，令人髮指，當時屠殺慘況，曾由外國傳教士拍攝成電影專輯，戰後我國政府亦曾蒐集事實編成專輯，且其參加屠殺之士兵在其懺悔錄中亦有敘述，事證俱在，不容歪曲否認」。〔註14〕《中華雜誌》由此要求「行政院」向日本有關方面表示抗議，並提出官方應將慘絕人寰之南京大屠殺編入歷史教科書，由「國史館」蒐集當時各國記載日本之罪行，以及仿效他國成立「戰爭紀念館」等四點建議。〔註15〕1986年12月，《中華雜誌》作者群擬定抗議書，徵集了數百人簽名，遞交「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所長原富吉男，嚴正要求藤尾為「羞辱中國和朝鮮人民，羞辱一切二次大戰中受害於日本帝國主義各族人民的暴言狂論公開道歉」。〔註16〕

《中華雜誌》還對日本右翼勢力沈渣泛起的根本原因進行了深入的探討。1982年胡秋原發表《日本如何篡改歷史？用意何在？》，對日本美化侵略歷史的動機進行剖析。他認為有三大因素：一是要成為軍事大國需要洗掉過去軍國主義者的侵略形象，二是改變外國人對日本人的看法，三是為恢復軍國主義鋪路。〔註17〕隨後的文章，更將美國的縱容視為根源。

由於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日本的長期依賴，當時以台北市為首的一些城市中，出現了部分青少年對日本服飾、發式、歌星、歌曲等流行文化的模仿和追隨風潮，並逐漸發展為對日本文化、社會和國家的愛慕與崇拜，這也引起包括《中華雜誌》編撰者在內的台灣社會有識之士的憂慮。早在創刊時，《中華雜誌》即犀利地批評台灣青年「對故國的歷史文化和大陸情形既然隔膜，而對於當前世界局勢，學問潮流的變化，也非常隔膜」。〔註18〕在日本蓄意篡改歷史的關鍵時刻，《中華雜誌》特別提醒，青少年時期是個人身心發育的重要階段，具有盲從與模仿的特性，日本文化對青少年可能產生的無形影響，不僅不利於台灣教育的發展，且有害於國家統一的實現，實不可等閒視之。故此，《中華雜誌》強烈呼籲有關單位必須盡快重視此問題，改革島內雜誌以適合讀者需要與青少年閱讀，防止台灣成為日本文化的殖民地。〔註19〕為了更有效地打擊日本篡改歷史的卑鄙行徑，防止民眾沈淪，喚起民族覺醒，《中華雜誌》號召全民紀念「七七」。杜聿新的文章指出，抗戰中，軍民犧牲兩千三百多萬人，經濟物質、工業技術、教育等損失，更是無法統計，但台灣卻對「七七」日漸淡忘，十分可嘆。他強調全民族奮鬥的歷史萬不可忘，建議當局自與日絕交後的「七月七日起，每年舉行紀念會」，〔註20〕以喚起國民對抗戰歷史的記憶，更好地教育新一代青年。鄭慶慈的文章則回應了時人認為日本早已投降、可以再做兄弟朋友的錯誤觀點，指出「日本的侵略並沒有停止，只是改變了方式而已。

【待續】

〔註1〕〔註18〕《發刊詞》，《中華雜誌》第1卷創刊號，1963年8月，第3頁。
〔註2〕大專教授：《我們對於時局的認識和主張》，《中華雜誌》第10卷總102期，1972年1月，第31頁。
〔註3〕社論：《國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退出及被排出聯合國以後》，《中華雜誌》第9卷總100期，1971年11月，第4頁。
〔註4〕這十項主張分別為：革新中央民意機構，招攬人才，團結海內外反共愛國人士，鞏固領導中心，闊斧除弊，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改革教育與科學，嚴密注意「匪諜」動向，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個人必須負起國民責任。詳見大專教授：《我們對於時局的認識和主張》，第30頁。
〔註5〕沈劍虹：《使美八年紀要－－沈劍虹回憶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年，第56頁。
〔註6〕胡秋原：《生死存亡，在此一舉－－以自衛自立行動答復日本及其「特使」》，《中華雜誌》第10卷增刊，1972年8月，第8頁。
〔註7〕《抗日討毛十項主張》，《中華雜誌》第10卷增刊，1972年8月，第23頁。
〔註8〕毛鑄倫：《中國青年應更志深氣猛》，《中華雜誌》第17卷總186期，1979年1月，第23頁。
〔註9〕蔡天進：《發揚民族精神，結束依賴心》，《中華雜誌》第17卷總186期，1979年1月，第27頁。
〔註10〕時事短評：《支持政府對釣魚台列嶼立場》，《中華雜誌》第8卷總87期，1970年10月，第3頁。
〔註11〕王順、茅漢：《保衛釣魚台!》，《中華雜誌》第8卷總88期，1970年11月，第8頁。
〔註12〕社論：《對日本恢復戰爭狀態企圖之對策》，《中華雜誌》第10卷總109期，1972年8月，第6頁。
〔註13〕繆寄虎：《死不悔改的日本帝國主義》，《中華雜誌》第26卷總299期，1988年6月，第26頁。
〔註14〕〔註15〕林棟：《日本政府篡改史實掩飾「南京大屠殺」罪行》，《中華雜誌》第24卷總276期，1986年7月，第25頁，第26頁。
〔註16〕《抗議書》，《中華雜誌》第24卷總281期，1986年12月，第58頁。
〔註17〕胡秋原：《日本如何篡改歷史？用意何在？》，《中華雜誌》第20卷總231期，1982年10月，第12頁。
〔註19〕林永瑞：《台灣已成為日本文化之殖民地》，《中華雜誌》第24卷總276期，1986年7月，第23頁。
〔註20〕杜聿新：《中華的愛國教育初見成效感言》，《中華雜誌》24卷總277期，1986年8月，第38－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