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民的愛國主義是鎮壓不了的

12月19日清晨，檢調單位以《國安法》二條一的「證人」身分拘捕了新黨四青年，王炳忠、侯漢廷、林明正和陳斯俊。依《國安法》得秘密審訊，「證人」不得聘請律師，且不得自我保護不言。其中充滿了設計，當然是政治羅織。

如此陣仗並沒有嚇唬得了四青年的愛國勇氣，且豪氣干雲的以譚嗣同的絕命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相回應。

新黨四青年被捕，消息立刻傳開，海內外輿論大譁，前總統馬英九、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前主席洪秀柱紛紛指責這是綠色恐怖、剷除異己，是民主法治的破壞。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更發表嚴正譴責說：

眾所周知，新黨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台獨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積極維護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一段時間以來，台灣當局對台獨分裂分子袒護和縱容，並採取各種手段對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力量和人士肆意打壓和迫害，大陸對此予以嚴正譴責，並密切關注有關事態發展。

在各方的譴責壓力下，台灣當局只好在19日深夜，將被捕的新黨四青年及其家屬「請回」，各單位相互推諉，而未能作任何說明。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新黨四青年被捕，是因為「反獨促統」，而將彼等牽連進周泓旭的共諜案，其手法則是白色恐怖時期秘密審判的「先抓人再造證據」。進而殺雞儆猴，製造寒蟬效應，遏阻島內統派的聲浪。

譚嗣同為中國的維新圖強而變法犧性，開啟了近代中華民族憲政改革的自救運動，變法維新不能成功，而有孫中山革命自救運動的成功，推翻滿清建立民國。

「康梁變法」源自於1895年康有為率各省進京科考的舉人，為反對馬關割台，在天安門前擋下皇帝的輦車，「不避斧鉞之誅」，上萬言書要求「變通新法」。另外，1894年，甲午戰敗，而有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開啟了近代中國的革命運動。

滿清政府無能「誅奸相，絕和議」，以致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民主國」起來，而有抗日的「乙未之役」，直到1915年「噍吧哖事件」被大屠殺後，武裝抗日運動才轉化為非武裝的抗日民主運動，而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日據時期出版的《台灣警察沿革志》載：

綜觀其幹部之思想言行大別可分為兩派，其一即立足於對中國之將來寄與多大之希望，以為中國之國情不久必可恢復正常而雄飛世界，自然必可光復台灣，是以此際，必須保持民族之特性，涵養實力，以待時機。由此民族意識嚮往中國，開口便是強調中國四千年之文化，以激發民族自信心，常有反日之過激言行。

另一派則對中國不敢作過分之奢望，置重點於台灣人之獨立生存，假令能復歸祖國懷抱，而又會受到今日同樣之苛政則究有何益。因此不務排斥日人，而堅持台灣為台灣人之台灣，專心圖增台灣人之利益與幸福。雖然如此，彼等係失望於中國紛亂之現狀，而不得不抱此思想，他日中國一旦隆盛，則仍然恢復與前者同一見解乃係必然之勢。

前一派代表人物為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後一派則為蔡培火、林呈祿，至於林獻堂、林幼春以下之幹部雖旗幟不甚鮮明，但可目為屬於後者一派。幹部以外之運動者，其思想見解雖頗不一，或企圖自治或妄想復歸中國，但其根底在於脫離日本之羈絆則一。

台灣統派是台灣人民愛國主義的傳承。上世紀20年代，中國尚處於軍閥割據，內戰不休的狀況，但仍有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人對祖國懷抱期望，相信中國終有雄飛世界之一日。林獻堂一派雖較保守，但也有1936年的「祖國事件」。台灣光復後，1946年，林獻堂率台灣代表組台灣光復致敬團，至南京見蔣委員長，更往西安祭黃陵，告軒轅始祖台灣已復歸中國版圖。

台灣光復後，不幸國共內戰又起，蔣介石依賴美國第七艦隊，致使兩岸分治。台灣人民愛國主義，反對國共內戰，堅持國家統一，而有「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以鐵與血的煎熬，鎮壓台灣人民愛國主義傳統；但在上世紀70年代又爆發了愛國的「保釣運動」，開啟了新一波的統一愛國運動，至今不絕如縷。

祖國也沒有辜負台灣人民愛國主義，蔣渭水、林獻堂當年的期望，從北伐統一到對日抗戰勝利、到國共內戰、到文革、再到改革開放，中國在血泊中掙扎前進，但終於站起來了，終於雄飛於世界了。

蔣介石依賴美國以為可以「革新保台」，卻被美國「顏色革命」，國民黨今日也只剩下奄奄一息。自李登輝之後，台灣落入了皇民化統治，稍有民族意識的有志之士能無撫膺。

今天，有盧麗安成為中共十九大的黨代表，更有北大博士班的台生申請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及新黨四青年，還有成千上萬的台灣青年到大陸求學、求職、求發展。今天台灣人民愛國主義已不同於日據時期，也不同於白色恐怖時期，今天台灣人民愛國主義是有強大祖國的。

台灣人民愛國主義歷經日本殖民統治、白色恐怖都不能鎮壓下去，民進黨能鎮壓得了有強大祖國的新一波反獨促統的台灣人民的愛國主義運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