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教育「奇蹟」

民國47年，我小學畢業。當年要進初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五、六年級，家境好的同學去補習，一般的孩子就在學校待到天黑才回家；有良心的老師在教室裡，認真教學，唯利是圖的老師在課堂留一手，等放學在家給學生補習，收補習費。能上初中的不到一半學生，考不上的，女生可能去學裁縫，男生可能去學修車，做勞力工作。現在65歲以上的人，都經過那段日子。

民國57年實行「九年國民教育」，從此改變了整個學習環境，解決了小學升學的問題。今年是「九年國民教育」實施50週年，這項劃時代的教育改革，值得我們去追思和紀念。

九年國民教育民國57年實施，其實早在民國53年嚴家淦擔任行政院長兼經建會主委時，就與副主委李國鼎討論教改問題，因為當時台灣經濟發展遇到瓶頸，深究其原因是人力資源不足。當年小學畢業生只有59.04%能進入初中，因此進入就業市場的國民，許多只有小學畢業。當時先進國家早已延長國民義務教育到九年，而我們只有六年。時任教育部長的黃季陸參加幾次國際會議後，向蔣中正總統報告：延長國民教育是世界的趨勢，也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而真正決定辦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關鍵在民國56 年6月「以埃六日戰爭」之後。

「六日戰爭」以色列解決了與埃及的紛爭，世界震驚，老蔣總統派親信到以色列瞭解詳情。親信給老蔣總統的答案是：「以色列的勝利是因為他們的教育普及，而且教育理念先進」。

延長九年國民教育，首先是龐大的經費問題。在大家為經費煩惱之際，老蔣總統早有打算，他清楚民國49年美國有一筆美金援助台灣，政府也提出相對款，成立了「中美基金」，做為國家發展的準備金。老總統在宣布九年國教前，曾約見當時省政府財政廳廳長周宏濤，詢問是否有錢支援九年國教，周廳長的答覆是：如果把其他事緩一緩，利用這筆基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於是在民國56年6月27日總統府的「國父紀念月會」上正式宣布：要繼「耕者有其田」之後，加速推行「九年國民教育」。九年國民教育目標－－提高國民素質、培養人才、投入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

一聲令下，震驚在場高階幹部，當時聽到這消息的各廳處官員，想到的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怎麼做」的問題。

延長義務教育的工作落在台灣省教育廳。當時教育廳長潘振球接到命令，即刻找來台北成功中學校長薛光祖，請薛先生擔任教育廳主任秘書，主要是借重薛校長在成功高中推行生活教育的經驗來規劃九年國民教育的課程。

九年國民教育是台灣教育史上劃時代的大事，沒有可供借鑑的先例，時間又如此倉促，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沒人敢違抗命令。再說，提高國民教育水準也是教育工作者的願望，也沒有任何推辭的藉口。教育廳裡的同仁只得挑燈夜戰，進入緊鑼密鼓的工作了。

潘廳長常對同仁說：「教育是國家大業，是良心事業，大家都不能有絲毫馬虎，務必要在短時間裡做完、還要做好。」於是寫計劃的、聯絡廠商的、制定法規的，教育廳裡所有同仁，開足馬力，沒有一刻閒著。

首先，教育廳要在一年內取得初級中學的校地，校地有來自公有，也有來自民間的捐獻；接著要做校舍的規劃、設計與興建；經費的籌措和運用；國中校長的甄選、儲訓和候用制度的建立；教師的預估、登記、選聘與職前訓練；學區的劃分，課程的規劃等，多如牛毛的工作，在在都需要人力、物力配合。但他們做到了，雖難免有瑕疵，但瑕不掩瑜。

聽老校長薛光祖說，當時為了完成九年國教任務，從廳長以下，廳裡同仁每天工作都超過15小時，除了吃飯睡覺，都在開會、討論、溝通、訂定法規、研究課程內容。特別是法規的訂立，要周全還要有前瞻性，更重要的在及早完成規劃，否則後面的作業都無法進行。在這樣忙碌又超時的工作下，沒有人計較過加班費，沒有人喊累。

九年國教法規制定好了，接著，有一批人開始工程招標、興建、驗收……有一批人在規劃師資校長評選、培訓；師資甄選、儲訓……結果在一年裡，台灣增加一百多所初中，增加幾千間教室，甄選了一百多位校長，還要培訓幾千名教師。而教育廳的人員都自豪的說，當時徵地、蓋校舍、建教室，所有工程沒有傳出一件貪污。政府和民間只有一個信念－－教育是良心事業，是積功德的大事。

在整個規劃中，一百多位校長的產生，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因為校長是學校的靈魂人物，校長好，學校才能辦得好。教育廳制定了校長考選辦法，剛開始，一些優秀教師不敢來報考，早期讀師範的大都是家境清寒，他們覺得自己沒有人事背景，不敢冒然應考。而民意代表又不斷施壓，送些名單給教育廳。幸好潘振球廳長行事耿直，從不理會關說，一切「唯才適用」，慢慢才激起優秀人才參加甄選校長行列，而民意代表也自動收手了。

薛光祖校長自豪地說：當時甄選出來的新校長，都是在公平制度下，通過重重考試拔擢任用，無需賄賂，不用關說，憑自己實力獲得校長職位，因此新任校長感到榮譽、自豪，珍惜這個發揮所長的機會，卯足全力辦校。

九年國民教育於民國57年開始招生，8月國中生開始報到，並訂於57年9月9日上午9時舉行「聯合開學典禮」。

「聯合開學典禮」是當年一項創舉。如果那時有空拍機，拍下這新增的一百多所初中在9月9日上午9時一起在學校禮堂，或學校操場上，大聲唱著國歌，以喜悅的心情，迎接這大時代重要的一刻，會是多麼壯觀！

《紐約時報》當時以大篇幅報導，台灣九年義務教育開始實施，以新姿態迎接新時代任務，報導中特別強調，以一年時間準備，完成延長義務教育三年，被譽為「奇蹟」。

九年國教決定雖然倉促，但效率很高，除了大家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外，主要是因為老蔣總統一言九鼎，說做就做。當年原本要稱這項改革為「九年義務教育」，但嚴家淦副總統以為「義務」有強制性，不去學校還會受到懲罰，改用「九年國民教育」。

九年國教對台灣的貢獻有目共睹。我民國61年到台東高中任教時，班上有許多學生來自台東的知本、鹿野、池上、成功等地，這些地方過去沒有初中，孩子小學畢業，不是寄居城裡親戚家，就是失學在家幫著家人工作，有了九年國民教育，他們才得以在自己家鄉完成初中教育，再到市區考高中。讀完高中，正逢台灣經濟突飛猛進之際，他們才順理成章，有機會進大學，甚至出國留學，而這批學生，後來有當大學校長的，有在科技公司當高級主管的。如果不是實施九年國教，這些在鄉下長大的孩子連到城裡讀書的機會都很難有的。

九年國教提升了國民素質，成就了台灣的經濟奇蹟。如今台灣正式進入12年國教，到目前，12年國教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如果以九年國教為借鑑，可把12年國教推動的更完善，更成功，我們應該要珍惜過去的經驗。

今年9月9日是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50週年，我們應該一起懷念這一段歷史，感謝當年為這重要政策付出心力的前輩們。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曾說：「感恩不僅是最大的美德，也是所有美德之母。」希望藉這一角，向為「九年國教」付出心力的前輩，表示至高的敬意和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