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40年改革，推動自主理論創新

〔騰訊新聞．原子智庫〕編者按：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南南合作發現學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教授，是中國第一批在海外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學者。1987年回國後，他一直研究發展經濟學。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其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成功的幫助許多欠發達國家成功實現了經濟轉型。騰訊新聞．原子智庫在紀錄片中，邀請他來分享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故事。

原子智庫：中國國企改革面臨產權界定，上個世紀90年代很多國企都面臨這個問題。很多人認為要先明確私有產權，然後才有競爭和企業效率，您認為這種方案不一定適用於中國，原因在於什麼？

林毅夫：當年國有企業普遍經營效率比較低，企業虧損國家會給補貼，也就是所謂預算約束出了問題。當時主流的看法，比如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就講，國有企業跟國家就像父子關係。兒子經營不善，老子就要給予幫助，預算成了軟約束。所以他認為，國有企業經營不好，主要就是它是國有產權。按照這樣的思路，把它私有化，切斷父子關係，問題就解決了。當時在市場改革上多數人主張這個辦法，要市場對資源起配置作用，就要讓經營好、盈利比較高的企業得到的資源比較多，經營不好的企業會虧損，就要倒閉，資源就會從虧損的企業裡釋放出來，轉移到經營好的企業。如果國有企業虧損，政府不斷給補貼，資源就沒辦法得到好配置，市場經濟就沒辦法正常運轉。這種觀點從市場經濟運行的角度看，認為必須把國有企業私有化，產權清晰界定成私有產權，經營不好就是自己的責任，市場才會發揮好的配置資源的作用。

這個理論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是我經過仔細研究，發現國有企業虧損政府給予虧損補貼，實際並不是像主流看法所認為的，是因為企業是國有。

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研究，我認為國有企業有兩種政策性負擔，一種我稱之為戰略性政策負擔，這種企業所在的行業資本極端密集，我國是一個資本短缺的低收入國家，那個行業違反我國的比較優勢。企業在違反比較優勢的行業裡是沒有自生能力的，沒有保護補貼活不了，對於這種負擔，我把它稱為戰略性政策負擔。

另外，當時國有企業承擔了社會保障的作用，它僱傭很多工人，還承擔了許多老的退休職工的養老。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實行低工資制，給的工資只夠當時生活，退休以後是由國家財政撥款，經過企業來發退休金。1983年撥款改成貸款以後，企業從上繳所有的收益，國家撥付所有的支出改為企業上繳55%的所得稅，養工人和退休職工變成企業自己的負擔。國家不再經過財政發給企業，讓企業再發給退休工人。改革前國有企業投資在資本很密集的產業，創造的就業機會不多，為了滿足就業需要，經常一個坑放三個蘿蔔，有很多冗員，還有很多老退休工人的負擔。這種負擔我把它稱為社會性政策負擔。

不管是戰略性政策性負擔或者社會性政策負擔，都不是企業自己造成，是國家政策造成的。在這種狀況之下，私有化了，同樣會虧損，企業虧損了國家能不能不給補貼？如果是社會性政策負擔，國家不給補貼，就會造成大量失業，就會社會不穩定，政治不穩定。為了社會穩定，政治穩定，私有化以後也必須給補貼，這跟產權沒關。

同樣的，前面講的另外一種戰略性政策性負擔，這些企業所在的行業跟國防安全有關，私有化以後同樣會虧本，不給補貼就會破產，但是破產以後就影響到國防安全。為了國防安全，私有化以後還會繼續給補貼。

當時我的研究認為，如果一個企業承擔了政策性負擔，國家有不可推脫的責任，虧損了，不管私有、國有都要給補貼，那到底是國有的時候給的補貼多，還是私有時候給的補貼多？仔細分析，從激勵的角度來看，如果是國有，廠長經理是國家僱員，他會說有這些政策負擔，不給補貼活不了，需要補貼，但拿了補貼以後，當時沒有八項規定，多吃一點難以避免，但不能把錢直接放在口袋，放在口袋裡是貪污，抓到會受到國家法律懲罰，嚴重的話會判刑。這種約束下，廠長經理想把這些國家給的補貼轉移到自己口袋，僅能偷偷摸摸，大多是小打小鬧，有被抓的危險。可是，反過來私有化以後，企業會以同樣的道理，跟國家要錢，要的越多，放在口袋裡面就越多，天經地義。

所以80年代、90年代我跟很多人爭論，說表面上看起來國有企業沒效率，尤其跟私有企業比，但私有企業沒有承擔老工人，私有企業一個工作崗位只僱傭一個人，不像國有企業一個崗位僱傭三個人，沒有這個社會性政策負擔。私有企業所在的行業一般都是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的，勞動力比較密集的行業，所以，比較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的效率是香蕉跟蘋果的比較。把問題分析清楚後，實際上不難發現私有化以後問題會更嚴重。

現在來看，蘇聯、東歐基本上沿著私有化的道路走，認為國有企業是產權的問題，就都私有化，但是私有化以後，出現的就是我前面預測的。這些國有企業尤其大型的資本密集的跟國防安全有關的產業，私有化以後，實際上國家給的保護補貼還更多，企業的效率並沒有提高。

一般經濟學界普遍會拿西方現有理論作為參照系，來看中國的現象，看到國有企業沒效率，就認為是產權的問題，但西方產權理論研究的企業，並不是像我們轉型中的企業。我前面講的，要養很多冗員的社會性負擔，或者所在行業違反經濟比較優勢的戰略性政策負擔，普遍不存在。他的產權理論所研究的企業存在的前提跟我們的國有企業存在的前提不一樣，拿這些理論來做改革的方案，所導致的結果經常會是：意願非常好，結果不符合理論預期，效果非常差。

這種說法並不是說，我們國有企業不需要改革。國有企業當然需要改革，但怎麼改革才真能提高效率呢？根據我前面的研究，應該消除政策性負擔，首先把這些企業的冗員剝離出來，設立社保體系，由社保來養退休職工，冗員剝離出來，重新培訓，可以到合適的行業去就業，企業就沒有社會性政策性負擔。

另外，關於戰略型政策性負擔，很多中小型國有企業，他所在行業其實是符合比較優勢的，本身並不承擔戰略性政策負擔，把社會性負擔剝離以後，企業就有了自生能力，國家也管理不了那麼多的小型國有企業，這類企業可以私有化。對大型資本密集行業，可以分成三種情況，一種是和國防軍工有關，資本高的密集、違反比較優勢的戰略型產業，一種是和國際民生有關的自然壟斷行業，像電力、電訊，一種是競爭性行業，如鋼鐵、造船和一些裝備業。對於第一類，必然會虧損，要有保護補貼才能生存；第二類企業會有壟斷利潤，企業可能利用壟斷抬價犧牲消費者的利益，並疏於管理，效率低下。對於這兩類產業，提高效率重在政府監管，產權改革並不能解決問題，而且，私有化以後還很有可能出現俄羅斯的重工業和墨西哥電訊那樣，所有者利用其財富收買政府官員左右政策的情形。第三類產業，改革開放初期屬於違反比較優勢，經過這些年的快速發展和資本積累已經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不再有戰略性政策負擔，消除了社會性政策負擔以後，企業有自生能力，經營好壞是企業自己的責任。

對於第三類企業重要的是，要創造一個競爭環境。大型企業不管國有還是私有，所有者跟經營者必然分離，這種狀況下，一般人擔心，所謂所有權跟經營權分離後可能出現道德風險，解決問題的關鍵是競爭。沒有競爭，即使在私有狀況之下，也經營不好。在國外不管從理論還是經驗實踐，都是一再證明了這點。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把問題背後原因分析清楚，而不是簡單拿一個現成理論作參考系。

原子智庫：換句話說，休克式的或者純粹自由市場，首先不適用於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發展模式。

林毅夫：我想，如果沒有仔細分析我們問題的根源，拿國外的理論來套，經常是會這樣。

原子智庫：上世紀90年代，您同現央行行長易綱還有張維迎老師一同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北大國發院的前身。當時初衷是什麼？

林毅夫：當時主要的目的，是引進現代經濟學的教育，其次是理論研究，第三是給改革開放提供政策建議。1994年成立時，這就是我們當時成立的三個宗旨。也挺幸運的，20多年來吧，所取得的成績也符合國家發展需要。不管是在教育、研究、政策建議上面，我們都還做了一些事情。

原子智庫：能不能舉一些您比較滿意的例子？

林毅夫：我想，培養的學生大概已經有一萬多人，也算是國內經濟學教育一個主要的陣地。政策建議的事情，我個人自1987年就開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則自1994年以來，國內重要的政策討論也都參與。對國有企業的改革的看法，所謂抓大放小，抓大就是對大型企業繼續國有，加強管理，把社會負擔剝離出來，設立國家退休職工還有社會保障體系；放小則是把小的國有企業民營化。這個思路跟我當時倡導的思路是很一致的。再比如電信改革，周其仁教授提出引進競爭；還有我研究農村提出的新農村建設。可以說這20多年來，國內所有重要政策討論，我們都積極參與，也提出建議，有些建議被國家吸收變成政策的一部分。

理論研究方面，這些年我一直在瞭解中國為什麼能夠在轉型過程當中，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1994年的時候，我出版了《中國的奇蹟》。《中國的奇蹟》這本書裡提出幾個判斷，後來基本上都被印證。

一個是認為：只要我們沿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雙軌漸進的方式深化改革，到2015年人均GDP，按照購買力計算GDP，我們會超過美國，到2030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會超過美國。當時國際上都是中國崩潰論，我提出這樣論斷的時候，一般人認為我過度樂觀。現在事後看來，我們的GDP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2014年就超過美國，國際上一般的看法是到2025年左右，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我們經濟規模會超過美國，基本跟這本書的論斷、判斷是一致的。

根據這本書，我也提出一些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轉型理論框架。2009年我到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以後，這個框架印證於中國的發展經驗，東亞的發展經驗，還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在此書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也可以說，這是在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以後，這一系列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原子智庫：您在世行四年時間，是世行的高級副行長及首席經濟學家。您怎麼評價自己在世行這四年的經歷？

林毅夫：世行對我是一個難得的經歷。我在世行是第九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在我的前面的八任首席經濟學家，都是大師級的人物，並都有相當多的從政經驗，包括當過美國總統經濟顧問會主席，後來當過美國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當過中央銀行行長，在學術上又很有成就的被認為是大師級人物，得了諾貝爾獎的。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是被認為經濟學家在世界上的最高職位。

我是第一個從發展中國家去擔任這個職位，主要是我們國家的發展水漲船高。世界銀行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幾個國際發展機構之一，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在的世貿組織，原來叫關貿總協定，還有聯合國開發總署，他們的目標基本上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解決貧困問題。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讓七億多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的數量拋除掉，世界貧困人口並沒有減少。世界銀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發展機構，有很多資源，有很大影響力，他們按照過去的道路走，實際並沒有達到他們想達到的目標－－也就是「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這樣的目標。

我想正因為這樣，我才會有機會到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我把中國的發展，中國的轉型經驗讓世界銀行的同事，讓其他發展中國家瞭解，也對他們提出一些政策建議。我提的一些政策建議跟當時主流看法有一定差距，但我比較高興的是，這些政策建議在一些國家，像在非洲，包括前東歐國家波蘭，他們推行的結果跟在國內推行的一樣，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產生了星火燎原的效果。

原子智庫：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的時候，引領了9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的很多討論。您如何看待自己和張維迎老師的爭論呢？

林毅夫：大家當然都是為中國好，中國要往市場方向走，這是肯定的。最大的問題是，到底政府要扮演什麼角色？一種看法是，一切都交給市場解決，政府多做多錯，少做少錯，最好不做。有些理論確實是這麼說，但理論就像一張地圖，地圖上沒有山並不代表一定沒有山，地圖上沒有坎並不就代表沒有坎。這個理論怎麼建立，這個地圖怎麼畫，使用者的目的是什麼？有的地圖是作為地質勘探的地圖，有些地圖是作為旅行者地圖，有些地圖是作為軍事地圖，上面的標識就會隨著它使用的不同，有不同的顯示方式。地圖並不是真實的世界，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個人比較主張的研究方式，不是根據理論來研究問題，而是根據真實的世界狀況是什麼，然後再來理解適合的理論是什麼。

我跟張維迎老師或者跟國內外學界不少爭論，一個最大的爭論點是我認為應該從真實世界來瞭解背後的理論，還是根據現有理論來看真實世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有不少問題，但這些問題的來源是不是像理論上所說？

比如說80年代、90年代，我最早跟張維迎老師爭論。按照張維迎老師的看法，國有企業所以經營不好是產權的問題，私有化就能夠切斷政府跟企業的關係，軟預算問題就能解決，這個從理論上可以講的很清楚。當時國有企業普遍沒效率，私營企業效率比較高，很多學者就認為把它私有化就能解決。

但是，當時的國有企業跟私營企業所在的行業不一樣，私營企業行業是勞動密集型的，符合比較優勢，當時國有企業當然分兩塊，有一些像糧店、飯館、成衣業、紡織業，這些是勞動密集型的。但是，還有相當多的是大型的資本密集的產業，是違反比較優勢的，這些產業有政策性負擔，包括社會性政策性負擔和戰略性政策性負擔。發達國家一般不存在這種政策性負擔的問題，所以，國外理論不會有這種概念，但是我們不能說國外理論沒有政策性負擔這個概念，我們的國有企業就沒有政策性負擔。我想最大的爭論就是這樣的爭論，到底是用一些國際上挺受歡迎，一些大師提出的理論來看中國，還是根據中國的現象來瞭解背後道理，提出新的理論。

原子智庫：我們需要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學理論，可以這麼說嗎？

林毅夫：我想應該是這樣子。實際上國外的理論也經常在變。任何理論都來自於現象觀察，瞭解現象背後的道理是什麼，解釋這個現象為什麼會產生。我前面提到，解釋重要國家現象的理論，就變成重要的理論。從亞當斯密以後，最早在英國後來在美國，當時世界經濟學的中心在那裡。從工業革命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是世界的中心也是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變成世界中心，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學研究中心也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轉移到美國。

世界中心的現象對世界影響大，他的理論就對世界影響大。但是發達國家的經濟也在變，經濟也在發展，他本身條件也在變，所以你就會經常看到，國外一些理論，過一段時間以後，就要被一些新的理論取代。

我想，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常會抱有一種西天取經的心態，這也是必要的，我們必須瞭解發達國家到底是怎麼發展的，但是中國有一句話，淮南為橘，淮北為枳，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必然以發達國家的條件為條件。比如說研究企業，他就不會有政策性負擔這個概念，因為他沒有這種現象。你不能要求國外著名的經濟學家在研究美國的問題的時候，去提出政策性負擔的概念。但是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前提性條件是不是相同，因為我們的前提條件跟發達國家不相同，所以發達國家的理論到發展中國家來用，就會淮南為橘，淮北為枳。

仔細想想看，發達國家理論在發達國家都不能保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那當然不能要求拿到發展中國家「放諸四海而皆準」。所以我們要強調自己的理論創新。根據中國自己的現象，提出能夠解釋我們現象背後道理的新理論。這種理論對指導我們克服困難，推動社會進步，會有更大幫助。

原子智庫：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您如何看待過去40年，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

林毅夫：我認為，世界的經濟中心就會是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我預斷到2030年，中國會變成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會變成世界最重要經濟的國家。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象，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現象，研究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道理所形成的理論，會是最重要的理論。所以我也提出，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21世紀會是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

以前，中國的經濟規模很小，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我們還是低收入國家，當時國內經濟學界一般是以引進西方經濟學為主。

但我相信，就像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提出的：這是一個需要理論的時代，必然產生理論，這是一個需要思想的時代，必然產生思想，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

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把背後的道理揭示清楚，我相信會是對理論的巨大的貢獻。這個貢獻已經改變了世界上20%的人的命運。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轉型中國家，跟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所面對的問題，所需要克服的困難，所存在的機遇和條件，會比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預期的環境條件更接近。要是能把中國40年改革開放成功的道理講清楚，總結成理論，我相信，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克服他們的困難，解決他們的問題，也會有更大的幫助。我想，研究好中國改革開放經驗所形成的理論，不僅能幫助我們，也能幫助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

原子智庫：中國經濟學發展現階段是什麼狀況，有沒可改進的地方？

林毅夫：和我從1987年從美國回來比，我們現在經濟學教育的現代化，是進步了很多，基本上來說，所用的教科書，研究用的方法，包括用數學構建理論模型，用經濟的數字、數據來檢驗理論，這跟國際上來比差距已經不大。我想最大的差距就是，我們的經濟學研究，普遍還是以西方現有主流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用中國數據來檢驗國際上盛行的理論。目前還是很少根據中國自己的現象、自己的經驗，提出新的概念，構建新的理論框架，這方面還是處於短腿。

新的理論來自於新的現象，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是個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這是一個新的現象。怎麼來瞭解新的現象，提出新的理論，目前應該講說只是剛剛開始，我覺得這是一個經濟學研究的金礦。目前這個金礦挖掘的還不夠。我常講的一個比喻是，我們有很多經濟學研究工作者，他們是坐在金礦上面挖煤礦。可以說，這是我對當前我們經濟學研究領域的一個總體評價。

我相信，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21世紀會是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在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自然科學的理論，根據理論去做，一定會得到預期的結果，只有這樣的理論才會被接受。我們現在社會科學的情形是，拿發達國家的理論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可以解釋的頭頭是道，非常有說服力，但是按照那樣做經常不成功，而且經常把問題搞得更複雜，效果更差。在社會科學界，形成了認識世界跟改造世界的兩張皮。學習的目的就是幫助我們改造世界。我想要解決這個矛盾唯一的方式，就是瞭解我國的社會現象背後的道理是什麼，然後形成新的理論，這樣才能使「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得到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