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與「四個堅持」

一、相悖的命題

今年是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實施的40年，對習慣於十進位的中國人而言，任何事情逢「十」就具有相對、特別的意義，總是會比較更加隆重地去突顯其存在和延續。「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不論從任何角度，都令人驚訝，中國確確實實是因「改革開放」而改變，使得中國從一個傳統農業國家到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國家，並正在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邁進；如今的中國大陸已經站在一個全新的起點，她從銀河號事件和南斯拉夫炸館的羞辱中站起來，而今中共不僅開始游弋各大洋，而且在領海內多次驅離美軍。

她的經濟表現是：從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步步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到2018年已經走過了40年。在這40年間，經濟保持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長，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長達到7.4%。相比之下，改革前實行全面計劃經濟的20年，經濟雖然達到了平均5.1%的中速增長，但居民收入年增長只有1.2%，人民生活沒有顯著改善。按當年匯率折算，改革40年間（1977-2017年）中國人均GDP從185美元躍升到8,836美元，從一個低收入窮國變為中等收入國家（1977年人均GDP按官方人民幣兌美元匯率1.84計算，但當時匯率嚴重高估，實際上的人均GDP應更低。）GDP總量從相當於美國的8%上升到美國的63%。所以林毅夫認為「如果要找一個詞來形容改革開放40年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成績，最合適的是『奇蹟』這兩個字。」他補充說「2009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出口額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並且97%以上的出口產品是製造業產品，所以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2013年，中國貿易總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的發展使七億多人口擺脫國際貧困線標準，對過去40年世界減貧事業的貢獻率超過70%。……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在這樣的成績面前，中共向全世界宣稱要把「改革開放堅持到底」「中國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我們相信中共這些大聲而莊嚴地的承諾，就是他們的真正心聲，也必然是他們不變的決心。

然而個人關心的是，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中國歷史上的改革相比，在歷史上類似鄧小平這種以舊集團，進行全面的、綜合的改革，如商鞅變法，雖富強西秦，而禍及自身；康梁維新，時不過百，而避禍東瀛；如王安石改革雖得匆匆下馬，終亦鎩羽而歸；再如張居正改革則是人亡政息，人走茶涼。鮮有長期推行成功範例，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確能在全世界一片唱衰之中，長時間得到堅持，歷經幾代領導人的不懈努力，從而到達如今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當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鄧小平改革成功，又可以持續的原因當然很多，如創發「北京共識」的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強調的「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而特林（Dustin R. Turin）則歸納為創新、追求綜合的動態目標和自主性等。這些說法自然均有道理，但都以事後歸納的方法，尋求成功的理由，問題是在改革之前其動力和定力何在？個人以為可能得利於兩組高度複雜的辯證關係的運用：第一是其動力來自「類革命」的改革口號：實踐是檢證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二是其定力來自大幅「開放」下的極度保守，鄧小平歸納為「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第三是這兩者之間也是一種複雜矛盾和對立統一的關係。

二、「實踐是檢證真理的唯一標準」

中國大陸在文革結束後，經過了一段時期的摸索，出現了以華國鋒為代表的保守思想－－「兩個凡是」，另有鄧小平提出的積極態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最後鄧小平獲勝，中國改革開放拉開了序幕。然而，之後「實踐檢驗真理」成為官方語言，但實際上只能是政治口號，經不起哲學的推敲。

首先「真理」是無法被實踐檢證或否證，因為「真理」在人們想像中，是放諸四海而皆準，行之於天下而皆宜；而理論需要不斷的修正，真理和理論也不是同一範疇，一般而言，人類的智慧和知識可以歸納出有效的理論，但無法歸納有效的理論而成為「真理」，「理論」不等於「真理」，甚至可以說人類只是假設世間有「真理」，並不知道「真理」的是否存在。能與我們「實踐」相連結的是「道理」（社會、倫理範疇）和「理論」（自然、物理範疇），真理可以被信仰，但無法被證明。

其次是「道理」與「實踐」的關係比較密切，本文暫不討論。「理論」和「實踐」則不是同一範疇，也不在同一層次，從「理論」建構來看，通常經由觀察、實驗，不斷的否證為基礎的實踐中，歸納出一個根本的因果關係並將之抽象化的結果；換言之，理論是抽象層次，而實踐是個別具體層次的行動，理論可以被實踐檢驗，但實踐不是「唯一的標準」。

其三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命題為真，則人們是應該相信可以檢驗真理的「標準」或是相信「真理」本身呢？因為從邏輯上說，「標準」應該是具體、普遍而有公信力的，所以當「北京共識」被提出之後，其他發展中國家會學習的是「北京共識」，而非「馬列主義」，北京又強調了這是「中國特色」的政策，也無意輸出，換言之，來自「馬列主義」的「北京共識」在中國有效，但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未必有效，所以中國的現代化可以實踐馬列主義理論，但無法證明其是否是真理。

其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命題是否也應該被檢驗是否為真呢？若無需檢驗，則代表世上有一種命題，是「不證自明」的，則那些「真理」是可以「不證自明」，那些是必須「檢驗才明」呢？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命題，是有時空背景的政治口號，但是十分響亮、通俗，易懂明白而且恰如其分地擊中當年華國鋒等人所提出的「兩個凡是」，打破了當年中國大陸意識型態的僵化保守和教條主義的傾向。而它真正要說的是「實踐是檢驗政策有效性的唯一標準」，此一「有效性」的評量權在人民，這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成功的主要因素，「改革開放」對人民而言，就是解放束縛，實現自我，是以很容易被證明是有效，而此一「有效性」又大大增強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前者自然擴大政策的基礎面，擴大受益的群體。人民就更自願地、自發地參與改革，於是以菁英的改革變成人民的改革，實踐得到有效性的檢證，人民就不會讓政府的政策走回頭路，這樣鄧小平的改革就有了不同中國歷史上改革的結果；後者所謂政權「合法性」的增加，這是「改革開放」政策得以持久的直接因素，對政權而言，權力的「合法性」是國家穩定的基礎，特別對非民選政權而言，穩定執政是一切政治效能、政治效果的基礎，「改革開放」政策的持續有助於權力的「合法性」和社會的穩定，所以必然是一代一代的執行下去。

也正因為鄧小平知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能是改革開放動員的口號，但是一旦被視為一種「理論」或是意識型態的「解釋」，立即可以發現其邏輯方面的問題，和哲學上的短板，於是鄧小平要求不要爭論，原本為政之道就在於「實踐」，不在於理論的爭辯，理論的爭辯是菁英分子的事，所以歷來的改革都是企圖以理說服領導人，在這一層次「理論」是重要的，一旦進入實踐階段，如果還是糾纏理論，則必然一事無成。當然問題也在於如果「實踐」不能證明政策的「有效性」則改革也不會成功，所以要保證改革「實踐」的有效性，則必須劃定「實踐」的範圍，用當年的術語就是只經不政，鳥籠經改，或是打左燈往右轉等等，備受西方人士嘲諷而且斷言失敗的詛咒之詞，然而鄧小平及其接班人不為所動，才能久久為功，也是外國學者所稱的「自主性」的堅持。

三、四個堅持

正如上節所言，中共的「改革開放」不是毫無限制的。自1978年底起，在北京的人們利用文革大字報的方式張貼在西單街上的土牆上，表達自己的意見，逐漸出現了所謂「北京之春」，其後一些內容涉及抨擊共產黨和當時的制度、也攻擊中共領導人。黨內外思想比較混亂，鄧小平在1979年3月召開黨的理論務虛會上，當時有些人打著「思想解放」的旗號，對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的性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意識型態的領導思想等根本問題提出了質疑。為此，鄧小平明確地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主張。他說：「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為什麼是四個堅持，不是三個、五個呢？其實「四個堅持」是有一整套十分完整的政治邏輯，缺一不可：

第一是國家的道路選擇，代表國家的發展方向，絕不是資本主義道路。

第二是國家的制度選擇，是人民民主，絕不是西方民選式民主。

第三是國家方向、制度建設的領導權，是中國共產黨，自然是上述兩個堅持的邏輯選擇。

第四是在社會主義中，中共信仰的是馬、列、毛的辯證唯物觀社會主義。

「四個堅持」前二者是國家根本性質不可動搖，後二項是前二者成功的必要保證，無法取代；換言之，「改革」一定不能改這「四個堅持」，「開放」不是開放其他的道路、制度的選擇；後來在中共「十三大」的報告《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一文中，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時，就提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內容是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樣「四項原則的堅持」和「改革開放」的位階是相等的，中共認為「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為現代化建設提供政治保證」。什麼樣的政治保證呢？就是改革開放幅度、速度的政治保證。此即「自主性」，在開發中國家學習已開發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時，常常表現為過度崇拜，以致於盲目學習，全盤照搬，其結果往往因為兩國之間的種種差異，而出現學習、移植之後，水土不服，以致未蒙其利，先受其苦，以近數十年許多轉型西方民主的國家來看，從「蘇東波」（蘇聯、東歐、波蘭）浪潮到顏色革命，或是阿拉伯之春，幾乎沒有任何成功的例子，反而是嚴防和平演變，堅持社會主義民主的中國大陸，如今成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而且是全球化的領導者。

可見在中國大陸成功的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四個堅持」確實對「改革開放」起了保駕護航的作用，去年年底，《時代》雜誌以中英文兩種字，顯目地以「中國贏了」（China Won）作為封面故事，文章作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中國經濟是如何贏得未來的》一文中，指出「中國的政治體制曾不斷受到西方國家的質疑。就在五年前，西方一致認為，中國總有一天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來維護政體合法性。但是今天，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甚至比二戰後主導國際秩序的美國更加完備，更可持續。……如今俄羅斯、印度、土耳其等國領導人都追尋中國的腳步，政府一方面擁抱商業，一方面加強政治定力、經濟競爭力和資訊管控力。這個進程已經持續多年，使美中兩國實力此消彼長。歐美國家深信人類發展的長期弧線會轉向自由主義民主，但它們可能都錯了。」他正好點出了「四個堅持」在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中關鍵作用，定海神針的作用，前蘇聯的改革失敗就是一個反證，當然這不代表「四個堅持」是真理，只代表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中是有效的。

四、結 論

對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的研究俯拾即是，鄙視其成功，醜化其成功、預言其失敗的著論，也是多如牛毛。然而十分弔詭的是，很少人注意到當初發動「改革」的力量，是來自實現不了的「革命」的口號上，而完成「開放」使命的艱難工程，則恰恰是建立在不能開放的「四個堅持」。鄧小平辯證地統一了兩者。他的改革啟動了，他的改革延續了，他的改革有效了，為何知道「改革開放」和「四個堅持」政策是有效的，因為它可以被某些公認的標準所評量，例如GDP、進出口貿易額，國家的經濟結構、教育指標等；特別是人民的反應和感受，所以我們說鄧小平的改革是成功的。

西方國家之所以無法接受中國的崛起，也正因為他們在內心認定自己的道路就是「真理」，一旦我們認定了「真理」，此一真理就具有唯一性、排他性、至高性，而「改革開放」與「四個堅持」的辯證地統一，有效地推動了中國大陸的高速發展，無意之間推翻他們的「真理」，所以西方右派的精神焦慮是很明顯的，更何況如今中國的成功，正是利用了他們所大力反對、敵視的馬克思主義；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崛起證明西方的現代化理論，即華盛頓共識的非「真理性」，然而對右傾的西方人而言，就是他們的「真理」被否定。

其實「真理」無法被人的實踐去證明，對人而言，「真理」是為了信仰而存在，是不需要被證明，也無法被證明。馬克思主義只是一套體系相對完整的綜合性理論，中國共產黨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頗有效率地改造了中國，富裕了中國，如今開始將強盛全中國，所以中國共產黨當代的實踐，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當代中國是有效的，但無法證明或否證是否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