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訪中的成果與意義

10月27日，日相安倍晉三結束訪中行程，帶著52項的合作備忘錄，開啟雙方在第三國的經濟合作豐碩成果回到東京，日、中將在泰國東部經濟特區的城市建設及歐洲的海上風電項目投資上合作。

相較於2006年9月，初任首相後12天即走訪中國，修復小泉時代受損的日中關係，安倍此次以六年的時間，始等到正式訪中的「空氣」，安倍沒變，不同的是其所處的「場所」。美、中大國博弈的國際政治力學，驅動日、中接近，走出1972年9月建交後，雙邊關係最長的低潮。北海道大學政治系教授遠藤乾直言，日、中強化合作乃因美國「愈來愈不可靠」。

此行，安倍受到習近平國宴的款待，過去受此高規格接待的首相為福田康夫，此意味習近平對安倍來訪的重視及強烈期待日中關係改善。「習安會」對雙邊關係升溫敲下定音槌，日中關係走出2012年「釣魚台國有化」的陰霾，結束1972年建交以來最長的低潮期。安倍以「新階段」形容當前日中關係所處的位置。

安倍首相與中國總理李克強會談中，楬櫫「從競爭到協調」、「不為威脅的夥伴」及「發展自由與公平的貿易體制」的日中關係「新三原則」，沿此基調，日、中將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合作建構多邊自由貿易體制，並尋求走出「安全困境」，建立夥伴關係。

緬因州立大學研究日中關係學者費卡西（Kristin Vekasi）直言，日、中經濟具互補關係，在貿易及投資的合作可互蒙其利，川普上任後不斷祭出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刺激東京與北京發展更緊密的關係。在川普總統的「美國第一」單邊主義下，日中關係將持續改善，日本可望在明（2019）年6月，迎來習近平的任內首訪，成為新的日皇首位接見的外國元首，為此波日中關係改善推向高點，屆時，雙方有機會簽署日中關係「第五份文件」，總結成果，迎向未來。

安倍的對中政策著眼於透過與中國的交往及合作，引導北京走向國際社會認可之規範與秩序，避免致力於強國夢實現的中國成為威脅，創造日、中雙贏，而非在過程中採取圍堵，損人不利己。「安倍外交」顯然貼近「守勢現實主義」，此有別於川普的「美國第一」所展現的「攻勢現實主義」，趨近戰後日本之和平主義。

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院長高原明生認為，美日安保戰略與北京目標存在分歧，美、中在南海問題上針鋒相對，未來只要雙方不改變戰略目標，包括南海、東海雙方衝突升溫的可能性仍存在。而將「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戰略」及「一帶一路」進行結合，也許是讓雙方調整戰略目標的一條出路。此可避免美、中戰略對撞，危及日本周邊安全。

然而，上海日本研究學會會長吳寄南認為，日中關係目前仍處在爬坡過坎的階段，仍是謹慎樂觀。日中關係改善能走多遠，取決於未來發展是否合則兩利，克服基本主張及利益衝突。此外，在日本與中國的交往中，安倍更須向美國證明其對中外交是扮演美、中戰略的「槓桿支點」，採行「接觸（交往）主義」，能在引導中國走向國際規則上奏效，並使美國在亞太地區獲利，如此方能避免安倍在國內政治上遭到美國的打擊，因美國的外交支持對首相的政治生命而言無可或缺。因此，安倍須在美、中之間保持動態平衡，此「避險」的操作困難，須小心翼翼，但有機會左右逢源。

誠如，戰後日本憲法前言中所言，「任何國家皆不得只顧本國而不顧他國，政治道德的法則是普遍的法則，遵守此一法則為欲維持本國主權，並與他國建立對等關係的各國責任」。此應為日本「和平憲法」之底蘊，亦與鄧小平之「中國永遠不稱霸」不謀而合。

川普試圖重構美國的霸權，極大化自身利益，以獲得安全的「攻勢現實主義」套路應非全球化下國際政經難題的解方。在東亞秩序的建構中，「守勢現實主義」的路數始為日、中堅持「不稱霸」與「和平主義」的具體實踐。日、中若能「不忘初心」，雙邊關係改善即非僅應對川普「美國第一」的權宜之計，而為日、中擺脫「安全困境」，真正走向「和解」之伊始。

誠然，安倍正式訪中，難以令雙方相逢一笑泯恩仇，習近平在會見安倍時以「重回正軌基礎上」描述當前的日中關係，意味安倍訪中僅是此過程中「新的發展」。此次安倍訪中，雖與10年前福田康夫訪中皆因《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之逢10的週年紀念，但卻未循例發表「共同宣言」。當年，福田康夫的「暖春之旅」，偕胡錦濤發表被定位為日中關係中之「第四份文件」的《日中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

惟因2010年後激化之釣魚台島爭，日、中不僅未能實現「戰略互惠關係」，雙邊關係更急轉直下。在《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生效40年之際，安倍雖實現正式訪中，但雙方事緩則圓，不急於發表具政治性宣誓的「第五份文件」，將初期的關係改善聚焦在「一帶一路」為核心的「日中第三國合作」。

安倍帶回的52項的合作備忘錄皆以經濟為主，顯見在關係改善中，採先易後難，雙方在經濟合作中擴大共同利益，以期在東海爭端中找到方法，管控分歧，收斂「安全困境」，為來年習近平的日本「國事訪問」，創造發表「第五份政治文件」之條件，將日中關係帶向安倍所言之「新階段」。

因此，遠藤乾認為，當前日中關係脆弱，不是因為美國，而係雙方自身存在的問題。惟安倍在對中外交上步步為營，仍帶有對美外交的思考，避免順了姑情逆嫂意，招致與習近平對抗之川普的反對或報復。美國史汀生中心東亞項目研究員孫雲指出，若日本能推動「一帶一路」項目顧及環境，或採取確保僱用當地勞動者等國際社會更易接受的形式，對美國而言並非壞事。

川普政府的態度是只要未直接損及美國的國家利益，即不會將日、中的接近視為問題。因此，安倍若想要日中關係改善克盡全功，須在實踐中證明其對中採取的「接觸主義」較川普的「極限施壓」更能促使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修正方向，走向國際規則，不論在經貿或安保領域。

日中關係轉向，台灣的執政黨當思考此對台日關係之影響。然而，對於日中關係改善，蔡政府的著力點恐不多，更難說三道四，因缺乏兩岸關係的槓桿，台灣對日外交往往陷入被動，淪為「美日同盟」的「台灣牌」。日中關係中，不諱言雙方存在「台灣問題」的思考，但此非日中關係之全部，習近平與安倍共謀雙邊關係改善，非以破壞台日關係為目的，而為周邊外交與美中大國關係所需要。

駐日代表謝長廷在臉書上將北京改善對日關係指為「拉日孤台」，意指台南的慰安婦少女銅像及日本核災區食品公投案皆為唱和北京的「拉日孤台」策略。將日中關係改善簡單化為「拉日孤台」，突顯謝代表缺乏外交專業，不諳國際關係的合縱連橫，難掩其一貫的親日立場，但此無助於在台、日外交中，極大化自身利益。

面對民進黨的親日，「日台友好」儼然成為日本友人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對台灣愛莫能助的「建前」（隱藏真正想法的場面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台灣人應記取70年代遭受「尼克森震撼」之日本在外交中，對台灣的離棄，對日本應多點理性，少點感性。

蔡政府拘泥於意識型態，在兩岸關係中自廢武功，一廂情願地為美、中博弈賭上台灣的未來，採取「對美一邊倒」，決非趨吉避凶之舉。在近代歷史中，被割讓又遭光復的台灣亦無法自外於此變局，蔡政府須在兩岸關係中當站穩立場，做出回應。

「愈來愈不可靠」的美國加緊安倍大膽西進的腳步，此不僅為台灣的他山石，更是蔡政府在對日外交中，打破「親日」、喚醒「知日」之契機，亦為不再受制日本，擺正台日關係之路徑，讓台灣在東亞經濟新局中找到位置。

總的來看，安倍此行標誌日中關係「從競爭轉向協調」。其間，「歷史認識問題」及圍繞海洋利益的安保對立仍難解，但在《日中友好和平條約》生效40週年之際，安倍與習近平正承繼70年代推動日、中關係正常化之周恩來、鄧小平、田中角榮、福田糾夫等前人的外交智慧，避開棘手議題，摸索著全球化時代下的日中關係。蔡英文當聞到台日關係的空氣變了。兩岸關係亦應拋開意識型態，審時度勢尋求改善的機遇，以避免日中關係升溫壓縮台日關係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