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追隨胡秋原先生的日子裡

我和胡秋原先生，除了在台大唸書時，認識胡先生的公子胡卜凱外，本無任何淵源，並且我的老師殷海光教授和好友李敖兄，還是胡先生「中西文化論戰」的對手，尤其是李敖還和胡先生為了文字糾紛纏訟數十年。

我和胡先生直接認識是在一九七○年，當時發生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爭執，美國要將一向屬於台灣的釣魚台列嶼連同琉球一併「歸還」日本。新聞已經有一些陸續的報導，但是，政府在外交上賴美日，而不敢有所作為。

那時，我還在台大哲學研究所當研究生，基於愛國的義憤，就和另一位政研所的同學王順，著手整理有關新聞報導的資料，並引述《五四宣言》的口號──「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而寫就《不可斷送釣魚台》一文。

我和《大學雜誌》有些淵源，便把稿子送去，但被拒絕。後來在書報攤上，翻到《中華雜誌》，對釣魚台的主權有積極的主張。於是，打了一個電話去，是胡先生接的，要我把稿子送去。胡先生看完原稿後，認為可以發表，但對題目有意見，他說，如果是「不可斷送釣魚台」，當然是指政府當局「不可斷送」，恐有心人的挑撥而引起政治上的壓力，所以建議改為「保衛釣魚台」。後來，這篇文章就發表在十一月號的《中華雜誌》上。

第二年，一九七一年，海內外發生「保釣運動」，台大學生並發動了六月十七日的示威遊行，我在《大學雜誌》和《中華雜誌》同時發《六一七學生示威記實》。這是我第二次和胡先生《中華雜誌》的文字關係。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四日，台大大學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而引發了台大校園內的統獨論戰，陳鼓應和我受到國民黨和台獨人士合作的「圍剿」，當時我已擔任哲學系講師。七三年二月即發生哲學系師生遭警總「約談」的事件。當年暑假，陳鼓應就遭台大解聘，我和另外七名同事在七四年亦遭解聘。這就是當時的「台大哲學系事件」。

保釣運動之後，我遭「台大哲學系事件」整肅，莫名其妙蒙上「思想問題」的奇冤，連承辦我們案件的警備總部保安司令部文教組組長陳敬忠上校都對我產生莫大的同情，而建議我，是不是可以把所寫過的文章和書請幾位有名的學者寫個評論，他們可以向上面呈報，來證明我沒有「思想問題」。因此，我請了沈君山、逯耀東和胡先生三位，沒想到三位先生都一口答應。胡先生還在他的「評論」中，引述朱熹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來勉勵我。三位先生的「評論」報上去了，但我的情況並未好轉，可見當時的政治迫害之嚴酷。

我在幼獅書店出版的碩士論文《先秦儒家社會哲學研究》也遭查禁，警總並派員監督焚書，並告知《幼獅月刊》不可再刊載我的文章。主編朱一冰先生相告，有關人員說：「非我族類，斬草除根。」老同學高信疆任職《中國時報》亦告知，新聞黨部通令各報社不得刊用陳鼓應和王曉波的文章。

時逯耀東教授主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約我寫了一篇《孔子思想的形成及其意義》，廣告一刊出，有關人員立刻反對，要求抽版。逯教授答應他們審稿刪改，也不接受，又以王曉波只是「賣文」相告，有關人員也不肯，竟告之：「王曉波要飯吃，叫他跪著來求我們。」逯教授則告訴他們：「王曉波絕不會跪著向你們要飯吃。」胡先生知道我遭抽版退稿，就要我把文章交給他，刊登於《中華雜誌》，並且拿到一筆稿費。

在台大遭解聘，賣文又被封鎖。申請出國研究二次都遭批示「礙難照準」，連申請費都退回。後沈君山教授推薦我到《科學月刊》當編輯，介紹我去見《科月》社長張昭鼎教授，見過張教授後，左等右等都等不到消息，最後等到沈君山教授來信謂，我見張教授後，有關人員即告訴張教授，不可任用王曉波。

走投無路，幸好有成捨我先生收容我到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兼課。有一日，組織工作會主任李煥先生把我找到中央黨部，拿出一張字條紙來，載明時間、地點，說我在課堂說：「要為馬克思主義犧牲的人致上最高的敬意。」李主任跟我說：「這些話當然不是你說的，但有這樣的報告到我桌子上，你得要格外小心謹慎。」好一陣子，我上課只好自備錄音機，並向學生說：「我說的每一句話，我負責；同學有記錯了的，同學自己負責。」

又有一次，適時中共正在批孔批林，世新教務主任成秀峰女士找我，說是：調查局來查，王曉波出考題批孔，「與匪唱和」、「為匪統戰」。我跟成主任把近年來的考卷翻出來，成主任突然指著一題「試批判孔德的知識三階段論」說：「一定是這一題。」我說：「孔德是法國哲學家奧古斯汀．孔德，又不是孔子。」成主任只好說：「王老師，我們知道你是冤枉的，但如你不在我們學校教書，我們就不會惹這麼多麻煩。」

胡先生在並不十分熟悉我的情況下，而肯為我這個情治單位想要獵捕的人背書「思想問題」。這樣，我才和胡先生及《中華雜誌》比較熟悉起來，也開始瞭解胡先生的思想學問和他民族主義的志業。

在那段苦悶、恐懼、彷徨、親友疏離、並隨時可能失去自由的日子裡，我除了和陳鼓應相濡以沬外，我唯一能請教的去處，只有胡先生和逯耀東教授。

在向胡先生請教中，胡先生給了我許多思想學問上的啟發和鼓勵。我能從世界文化史的觀點重新看待和肯定中國文化，是受到胡先生啟發的。我能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理解中國問題，也是受到胡先生的啟發的。

在那灰心喪志、軟弱消極之時，胡先生以近代中國民族苦難的歷史，來堅定我奮鬥的意志，並且，在那政治高壓的時期裡，他還教我如何自我保護，要我「官逼民不反」，並「我行我素」。

以一個有組織的政府來迫害一個個人，那種無奈無助的悲憤，難免產生「與汝偕亡」的憤慨。胡先生一面鼓勵我堅定愛國主義的心志，要「我行我素」；一面勸導我要有「官逼民不反」的修養，不可被一些騷擾激怒。因為，有人要陷害你，你一激動，做出出軌的言行，他們正好逮到來整你，而達到他們的目的，你為什麼要讓他們得逞，讓他們達到目的？一面「官逼民不反」，一面「我行我素」他便永遠達不到目的。幾十年來，在各種迫害下，我跟許多朋友不一樣，還能在監獄外「我行我素」，這不能不說是拜胡先生「官逼民不反」的教導之賜。

保釣運動之後，台灣青年批判西化主義的本土運動勃起，而有「鄉土文學」、「唱我們的歌」及台灣史研究。此外，亦有社會意識的覺醒，而關懷弱勢群體和弱勢階級。

一九七六年，有關方面發動了對「鄉土文學」的圍剿，在第二次「文藝大會」上，警總的代表揚言：「我們不是不辦，而是就要辦了。」在這磨刀霍霍之際，我找到一向受胡先生器重的學生曾祥鐸兄，一起去見胡先生，希望胡先生能仗義執言，不可挫折台灣社會自發的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胡先生要我搜集一些「鄉土文學」的作品給他。後來，胡先生發表了《談「人性」與「鄉土」之類》，並且，還要我和祥鐸、映真二兄各發表為「鄉土文學」辯護的文章。「鄉土文學」論戰了一年多，後來胡先生還邀尉天驄、陳映真和我參加《中華雜誌》的編輯委員會。

在這過程中，熱愛台灣新文學的李南衡兄，跑遍台灣各地，遍尋耆宿，花盡積蓄，成立「明潭出版社」，自力編印《日據下台灣新文學》（五冊），並且以《賴和先生全集》為第一冊。但「風聲」傳來，所搜集日據時代抗日作家的作品，有人思想「左傾」，而要查禁。南衡兄約我一起去見胡先生，鄭學稼先生更是仗義執言，在《中華雜誌》上，為台灣新文學（鄉土文學）極力辯護。因此，發動查禁《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陰謀終於不能得逞。

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正式建交，《夏潮雜誌》被查禁，余登發以「吳泰安案」被捕，在那萬馬齊喑的時代，唯胡先生和《中華雜誌》仗義執言。余登發的媳婦余陳月瑛、女兒黃余秀鸞，事後還特別到胡先生新店家裡致謝。爾後，有《疾風雜誌》創刊，反制黨外運動和黨外雜誌，但卻指責《夏潮雜誌》和鄉土文學派的教授和作家為「真正的敵人」，其中遭點名的有尉天驄、陳鼓應、陳映真、蘇慶黎、王津平和我等人，胡先生則在十一月號《中華雜誌》發表社論《略評台灣反民族主義的怪聲》，為我們辯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發生「高雄事件」，接著全島搜捕黨外人士，風聲鶴唳，人心惶惶，所有媒體眾口一辭，殺伐之聲甚囂塵上，只見一批《疾風》「志士」公然在台大校門口叫囂槍斃這個，槍斃那個，善良之輩皆噤若寒蟬。

有天晚上台大教授張國龍夫婦來找我（張夫人徐慎恕乃《夏潮》義工），商量如何突破這個局面，尚未被捕的幾位黨外立委民代如康寧祥等人，也沒人敢站出來講話。於是，我們一起去看胡先生，懇請胡先生能仗義執言，以安定人心，於是有一九八○年元月號《中華雜誌》社論《高雄「美麗島」暴力毆傷憲警事件》。文中引述雨果之言「赦免是人類語言文字中最高貴的」，而呼籲政府要「和氣致祥」。那年，《中華》同仁在實踐堂為胡先生辦七十誕辰紀念演講會，「美麗島事件」被告家屬許榮淑等還前往致賀。但不意此文一出，竟惹翻了《疾風》及其背後支持的情治勢力，一直和胡先生纏訟將近十年，害胡先生滿頭白髮，還要和那些文化流氓對簿公堂，一直使我耿耿於懷。

胡先生最值得稱頌的是，在國民黨的偏安意識下，全島上下媚美媚日哀求「不要放棄我」之際，他以個人之力，每年舉辦「七七紀念會」，直至中國統一聯盟成立。他以「七七紀念會」維繫了中國的民族精神在台灣不墜。雖然胡先生自稱是逃難來台的，但他卻盡自己之力支持被壓制的台灣抗日一代。例如，每年的「七七紀念會」都有台灣抗日志士共襄盛舉，並且，他極力為抗日作家楊逵的冤抑不平，全力支持抗日文學家賴和的平反，而使之得以重新入祀忠烈祠；又全力保衛抗日先烈林少貓，終於保全其在忠烈祠的地位，而未被漢奸之後驅逐。

有人惡意的攻擊胡先生是「學術走板，政壇失意」，我認為這正證明了胡先生的凜然風骨，在殖民主義西化的潮流中，堅持中國文化尊嚴的胡先生當然與之格格不入，這又何止是「走板」，而根本就是反潮流；又，在以美國為宗主而自居婢妾地位的台灣，堅持中國國家尊嚴的胡先生又何止只是「失意」，更有不懈的奮鬥。

胡先生奮鬥意志之強韌和剛健是我所僅見的，是什麼力量這樣的支持他的奮鬥意志，據我的觀察，那應該是他對國家民族苦難的深厚同情和感情。

一九八八年，何文德、楊祖珺率老兵返鄉探親回到西安謁黃陵，我把新聞報導和祭黃陵文給胡先生看，嚴正剛烈如秋公者，他竟一面看，一面淚流滿面。這是無感於家國之痛而只知「樂不思蜀」的人所無法感受的。

一九八九年發生「六四事件」，我悲痛萬分，去看胡先生，談到「六四事件」對中國未來的影響，胡先生也極為悲痛的說：『我這一輩子恐怕已看不到中國的統一了，也許你們還有可能。』說著，胡先生已是老淚縱橫了。強矯如胡先生者，我看過他二次落淚都是為了民族命運的緣故。

胡先生終身研究中國文化，也親身經歷了近代中國苦難的歷史。他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著強烈的使命感，也對近代中國民族的苦難有著錐心刺骨之痛。復興中華是他一生的志業，但中國至今連國家統一尚未能完成。

在追隨胡先生辦《中華雜誌》的十幾年中，不但每期拜讀胡先生的文章，並且，也在「近距離觀察」中深受胡先生的「身教」。

胡先生的「愛國」絕不是政治表態的口號，而是發諸對民族苦難深沉的同情和真摯的大愛。

此外，胡先生的「勤學」也是我親身體會的。胡先生平日生活，除了立法院開會和會客外，其他時間總是手不釋卷，並且，對問題的研究，不追究到底決不罷休。胡先生在立法院主張發射飛彈，便搜集各國有關飛彈的資料，反對建立翡翠水庫也是這樣，他比行政院的專家還要專家。胡先生不是「曲學阿世」的人，甚至也決不「曲學」來阿自己的主張。有次，為了一篇文章的邏輯問題，在編輯上，胡先生和我的意見不同。後來，胡先生去查書，並交給許良雄轉告我，他錯了。世人皆以為胡先生知識上「頭角崢嶸」，從來沒有服輸過，殊不知，胡先生在公開提出自己的主張時，都經過深思熟慮和研究過的。胡先生寫文章寫了一輩子，世人大概很少人知道，胡先生是字典不離手，一個字不明白，都還要查字典。

除了愛國、勤學外，我還看到胡先生敬事的精神，《中華雜誌》每篇文章，每一個字，胡先生都要親自看過和改過。為了讓年輕的作者有發表的機會，胡先生有時竟將一篇文章逐句逐字的改過，毫不馬虎。記得有一個週末，發現已準備付印的《中華雜誌》文章有錯字，找福蜀濤不到，七十多歲的胡先生親自趕到印刷廠，把那個錯字改正過來。

胡先生愛國、勤學、敬事的精神，也就是他在文章中所標榜的民族、學問、人格的三大尊嚴罷。

一九八八年，胡先生有見於台灣偏安意識和分離意識的高漲，而聯合了台灣抗日一代和各界愛國之士創立了中國統一聯盟。「二二八」之後分裂的台灣愛國主義，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又團結起來了。胡先生和余登發先生也被公推為名譽主席，陳映真兄為創盟主席。並且，於一九八八年秋，胡先生親自前往北京探求中國和平統一的途徑，主張以政治協商會議，準備召開國民會議，進行中國的和平統一。但卻遭到國民黨開除黨籍的處分，並且，還受到一些自居民主的李鴻禧、李勝雄、鄭欽仁「法辦胡秋原」的恐嚇，惟在各界輿論的聲援下，台獨法西斯終於未能得逞。

到了一九八八年，胡先生已將近八十歲了，但每年統聯盟員大會都會來向盟員發表訓辭，鼓勵大家為中國的和平統一奮鬥。後來，胡先生身體日漸衰弱，才改為發表書面致詞，但亦親筆撰寫講稿，直到二○○二年止。後來，身體實在不行了，○三年則由胡先生在病床上口述，毛鑄倫兄記錄後，到統聯盟大會宣讀。

自參加《中華雜誌》編輯工作後，直到一九九一年《海峽評論》創刊，在胡先生的鼓勵和指導下，將近十五年間，我在《中華雜誌》發表的文章已達數十萬字。在胡先生的指導下，我的思想學術漸漸超脫了西化派和傳統派的限制，學會了以世界史的角度視野來建立中國的主體性。在寫作的過程中，訓練了自己的思維方法，從全面性來分析問題，而不只是局限於主觀的片面性。由於文章的發表，也表達了一個知識份子對時代的批判和關懷。

在我思想學術發展的過程中，首先影響我的是殷海光老師，他教會了我邏輯分析的思想方法，和頑強不屈的抗爭精神；其次是殷先生介紹我去向徐復觀先生學習中國哲學，他讓我認識到中國文化的母親是勤勞的中國人民，尤其是廣大的中國農民，而不是帝王將相；他教會了我，如何培蓄自己強韌的生命力，在逆境中力爭上游。殷徐二位先生不幸在七十年代先後去世，我追隨他們的時間都不長。

我追隨最久的，影響我最深的，栽培我最多的，我不能不感謝胡秋原先生。沒有胡先生，沒有《中華雜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王曉波。我從小是「匪諜之子」，及長又是「思想偏激」的危險青年，「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主犯，黨外運動時又是警總亟欲獵捕的「八大左派」和「真正的敵人」。唯胡先生愛惜我，保護我，教育我，栽培我，在那嚴酷的「戒嚴時期」，我從不敢公開我與胡先生的關係，也不敢公開我對胡先的感情，以免胡先生又遭受「左派包圍右派」的誣陷。胡先生對我，亦師、亦友、亦父。雖我明知自然規律，「人生自古誰無死」，能活到九十五歲的胡先生可謂高壽矣，但遽聞胡先生去世的噩耗，仍久久不能自已。

「人生自古誰無死」，胡先生不能不走，胡先生終於走了，胡先生以九五高壽走完他的一生，但祖國的統一仍然渺茫，這不能不是胡先生最大的遺憾。今天我們中國統一聯盟的同志和朋友在這裡紀念胡先生，我特來向大家報告個人追隨胡先生的一些事跡，也相信我們中國統一聯盟，誓必秉承胡先生遺志，繼續奮鬥，底於成功。中國統一之日，我們必將再來祭告於名譽主席胡秋公在天之靈。安息罷，胡先生，不要再為祖國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