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各位貴賓:
今天是抗日戰爭六十七週年紀念日,我們除了紀念抗戰,也在這裡追悼一代大儒胡秋原先生。胡秋原先生是我的恩師。胡老師克享高壽九十有五,而我追隨胡老師也超過四十年了,在我個人的生命史上,這是一件盛事。不過,今天在這裡追悼胡老師,我個人的心情不僅沉痛,也帶有一點悲涼的成份。因為對我來說,這幾年來,長輩(包括我的父母)逐漸凋謝,沒剩下幾個了,如今,胡老師又離我們而去,這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對個人如此,對國家似乎也如此。
回憶四十二年前,我服完兩年兵役,憑自學在軍中考取了一張「高中畢業同等學力」證書,考取了「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初次上胡老師的「世界通史」,對胡老師的博學與雄辯,大大震驚。此後雖然旋即轉學,考入台灣大學歷史系,不過,四十多年來,可說從末離開過胡老師。尤其是在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年)我在國立中興大學任教的時候,因被情治單位控以「在課堂上為匪宣傳」之罪而榔鐺入獄,幸賴胡老師力救,得以提早出獄,更是深恩難報。
我念世新雖然只有一年,卻遇到了不少名師,例如校長成捨我老前輩、沈雲龍老師、王洪鈞老師、常勝君老師、程滄波老師、阮毅成老師等等。此後與胡老師比鄰而居,又認識同住中央新村的一些國之大老,如陶百川、李璜、鄧文儀等等,如今老成凋謝,徒增傷感,所以我說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然而,一個舊時代的結束,是不是會有一個新時代接著到來呢?沒有。看台灣今天的情況,似乎人口的品質在下降之中。以學術界來說,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之後,有一批極具代表性的知識份子東渡來台,在台灣延續了文化香火;如今,這些知識份子逐漸凋零而又後繼無人,而台灣的中國文化香火也隨之而逐步黯淡甚至熄滅,這是使我感到悲涼的地方。這群老一輩的知識份子,就我有幸接觸過或上過課的來說,包括胡適之、梅貽琦、李濟、錢穆、黃文山、梁實秋、徐復觀、鄭學稼、錢思亮、薩孟武、唐君毅、方東美、屈萬里、魯實先、嚴靈峰、沈剛伯、姚從吾、傅樂成、黃大受、徐高阮等等,如今均已走入歷史,胡老師算是最長壽的一位了。這一群老一輩知識份子的逐漸凋謝,對我來說,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所以特別使人感到悲涼。「只有大人物才能創造大時代,小人物永遠只會嘰嘰喳喳」,不僅政治界如此,在學術界也是如此。當一群像樣的學術界人士離開而又後繼無人的時候,學術思想上的荒涼,是必然結果。
胡秋原老師在學術思想上的成就,可以由胡老師所留下的幾千萬字的著作來加以證明。在這方面,論者已多,我今天不談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深刻而又複雜,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明的,應該用專文來表達。我今天縮小範圍,只談追隨胡老師四十多年來,看到胡老師最值得景仰與學習,也最令人懷念的幾個方面:
首先,胡老師是極端愛國的。他的愛國情操,似乎與生俱來,自幼至老,「吾道一以貫之」,從來不打折扣。我們看到,近百年來,有不少中國知識份子,他們的愛國情操,似乎隨個人之利害關係而轉移,當「愛國」對他有利的時候,他會愛國;但是,當「愛國」對他不利的時候,他甚至不惜當漢奸,或者當外國走狗。抗戰前後直至今日,這種見風轉舵的人比比皆是,今日台海問題之弄得如此複雜而又危險,與此有關。與這些人相比較,胡老師顯出他的高風亮節來。他在任何情況下,都熱愛自己的民族,決不以個人之利害而轉移,這是十分值得敬佩的。
有人批評胡老師一生的政治立場,幾度轉折,這也可以從胡老師的愛國立場來作合理解釋。例如,他加入某一政黨了,如果這個政黨在某一階段,為了政黨的私利而不惜犧性國家利益,那麼,胡老師便會不顧個人利害而強力抗爭,如果因此遭到「開除黨籍」的處分,那麼,這能算是胡老師的錯嗎?
舉例來說,胡老師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時期加入了「共青團」,一方面是個人的思想傾向,一方面也是由於當時的潮流所趨。在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之後,俄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來,透過北京大學文學院長陳獨秀等人的傳播,逐漸擴及全中國,紅色浪潮開始高漲,胡老師當時只不過十多歲,也受到了感染。不過,此後他到了莫斯科,正好碰上蘇聯大獨裁者史達林在整肅布哈林,讓胡老師打了一個寒顫。布哈林是當時蘇聯的頭號理論家。當年陳獨秀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本人的著作,而是譯成中文的布哈林改寫的「共產主義A.B.C.」。因為當時英國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排斥馬克思,所以沒有翻譯馬克思原著,自然更沒有中文譯本(只有日譯)了。既然當時中國左傾知識份子都讀布哈林著作的中譯本,因此,布哈林在中國是一位極有名氣的人物。但是,胡老師卻親眼看到了布哈林在莫斯科的法庭上被整得渾身發抖,不斷的叩頭認罪,簡直沒有半點個人尊嚴可言。一位享譽國際的理論大師,在史達林面前居然像個奴僕,史達林也不把他當人看待,這一幕,使當時在座的年輕的胡老師夢想破滅了。他當時認為,知識分子不能被政治人物如此折辱,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過去幾千年的帝王時代,亦有其應有之尊嚴,史達林這一套如果在將來被引進中國,可能使中國知識界蒙受浩劫,因此,為了減少將來發生悲劇的可能性,胡秋原老師告別莫斯科了。及今回顧這段歷史,你能說是胡老師的錯嗎?
此後抗日戰爭爆發,當時領導抗戰的是中國國民黨。為了投身偉大的抗日戰爭,胡老師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但在八年抗戰勝利之際,又被迫離開了國民黨。為什麼會這樣呢?那是由於胡老師當時堅決反對蔣委員長與史達林簽《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遭到了被開除黨籍的命運。胡老師當時是以個人的力量單獨反對,自然無法成功。然而,這一條約簽訂了,外蒙也因此丟掉了。外蒙面積一百五十六萬餘平方公里,幾乎有五十個台灣那麼大,就因為國民黨簽了那個條約,便脫離了中國。這樣看來,胡老師為維護國土完整而奮戰,被國民黨開除,應該是光榮的事,怎麼可以反過來指責他呢?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胡老師輾轉來台,又加入了國民黨,但在民國七十七年被開除了。是什麼原因呢?那一年,蔣經國總統於一月間過世,由李登輝繼任總統,同時兼任國民黨主席。那一年冬,胡秋原老師突破兩岸僵局,首度赴北京訪問,謀求兩岸和平。這是老一輩知識分子為了下一代幸福所作的大膽嘗試,結果竟遭到李登輝開除黨籍的處分。李登輝是什麼人?是一潛入國民黨的皇民化台獨分子。受台獨分子打壓,是胡秋原老師的錯嗎?當然不是。胡老師於一九八八年訪問北京的破冰之旅,的確震動了台灣社會。我當時是隨行的人員之一,陪同胡老師會見了中共政協主席李先念以及周恩來遺孀鄧穎超主席等重要人士,為兩岸之溝通搭起了一座橋樑。假如當時的台灣當局具有遠見,順水推舟,照這條路不斷的走下去,必將使兩岸同蒙其利。不料當局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斷在推展台獨活動,到如今使兩岸情勢迅速惡化,雙方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武力衝突,台灣成為舉世關注的火藥庫,這更不能不使人佩服與懷念胡老師當年的遠見了。
從以上的分析看來,可見胡老師之所以會幾度進出國共兩黨,完全是可以作出合理解釋的。
胡老師的第二個特色是:他很有才華。
在任何民族、任何時代,人群中的上智與下愚都是少數,這或許是生物學上的自然規律。我從小來台,在這裡生活了幾十年,在學術界碰到的極有才華的、絕頂聰明的人,在比例上並不多,而胡老師是其中之一。人的才華是天賦的,父不可以傳子,子不可以傳孫。擁有才華的人特別令人激賞。追隨胡老師四十多年,經常享受到如沐春風之樂。平常無論在課堂上,在演講場中,在編輯會議或日常的閒談中,都會聽到胡老師石破天驚的議論與發人深省的警語。這些是才華與學識的結晶體,在社會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胡老師留下了三千萬字的著作。在老師的各類著作中,經常可以看到其中閃耀著思想的火花與智慧的光芒,我希望今天在座的胡老師的哲嗣,我在台大的四十多年的老同學胡卜凱兄,能先選輯出一本胡老師著作的菁華錄出來,為其他大部頭的著作開路。學術界的著作,是可以「以質取勝」的。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只不過短短的一百一十則,沒有多少個字,如今卻是文學評論上的經典之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胡老師的第三個特色,就是做學問非常的用功,這方面,每每讓我感到慚愧。我跟老師比鄰而居,知道胡老師數十年來用功的情形,通常是早起之後,到河邊略作運動,然後回到書房,假如不去立法院開會或上課,那麼大概整天都在書房裡讀書寫作與思考,直至深夜,二樓書房的燈光仍未熄滅,三千多萬字的著作,便是這樣寫出來的。
這裡要順便提一提老一輩讀書人的讀書方法,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如果說,我們這一輩讀書人趕不上老一輩,恐怕不是由於我們的智力不如,而是由於讀書的氣魄不足,方法不對。像馮友蘭研究中國哲學,那麼,自古代至明清的主要哲學著作,他都下了功夫,因此,他的「中國哲學史」,就不會像今人那樣,有不少都只是抄來抄去。又如錢穆研究中國歷史,自年輕時代開始,就對中國的基本史學著作認真鑽研,終於成為史學大師。胡老師也是一樣,年輕時欣賞普列哈諾夫,便跑到日本去研究他的學說,二十出頭便寫出數十萬字的大著,論述唯物史觀的藝術論。我們這一代人有這種氣魄嗎?恐怕沒有了。宋儒說:「為學先立其大者」,這是至理名言。我當年在台大史研所時,鄭學稼老師指導我念馬克思,他說:「你該下點工夫,不會吃虧的,念了馬克思,起碼你的思想不會雞零狗碎」,這句話當時對我真是如雷貫耳。胡老師的第四個特色,便是他的生活非常簡樸,百分之百是中國傳統讀書人,規規矩矩的沒有任何聲色犬馬,從來沒有追求過什麼物質享受。我當年念台大歷史系,修沈剛伯院長的課,有一次沈院長生病,入院休養了幾個月,回來後紅光滿面,他告訴我們:「過去為了保健,讀了些這方面的書,似乎不管用,如今在醫院躺了幾個月,才體悟到保健的最好方法,還是我們老祖宗孔老夫子所說的八個大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胡老師既不「飽食終日」,從來就不曾「無所用心」,而是「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神」的,結果還能克享高壽九十有五,在七十歲因心臟病開刀後還能再活二十多年,這是奇跡,也許是上天垂佑,看到胡老師一生生活如此規矩,因此便特別照顧,賜予高壽近百年吧!
胡老師的一生為中華民族盡了大孝。在壯烈的八年抗日戰爭期間,多少知識分子投身其間,為保衛民族生存而犧牲奮鬥,胡老師便是其中一分子。
可惜的是,時代的潮流使當時的知識分子必須在左右兩派中選邊站。選錯了邊,命運也將隨之而改變。不過,對於何謂對錯?是有爭議的。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中國局勢的巨變,使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先後來台,胡老師是其中之一。東渡來台的高級知識分子,有兩種反應方式與自處之道,一是不問政治只顧學術研究,此派以錢穆為代表,另一派是兼顧學術與政治,胡秋原老師是此派之代表。
胡老師在來台初期,為紀念其尊翁辭世而發憤著書,在四十多歲時便寫下了《古代中國文化與知識分子》這樣輝煌的史學著作。不幸此後即陷於長期論戰,而不知消磨了多少時間與精力,否則,在史學上一定會有更大的成就。
當然,關心社會、關心政治,也不能說是浪費。胡老師所創辦的《中華雜誌》,風行二三十年,對台灣思想界起過極大作用。他在鄉土文學論戰時,對本土作家的維護,也使不少作家永懷感激之心。他在民國七十七年首創「中國統一聯盟」,並且在當年便親訪北京,打破了兩岸對立的僵局,這是功在民族的大事。對我個人來說,一九七三年我被套上紅帽子而關進政治牢房,靠胡老師的救援而提前出獄,更是讓我終身感恩的大事。
胡老師如今不幸離我們而去,我懷著沉痛心情,泣挽一聯:「世事本難平,洛陽才子他鄉老;天道猶可信,名山大業耀千秋!」以輓聯形式而論,「耀千秋」應改為「百代新」之類才合乎對仗,只是覺得不如「光燿千秋」來得有氣勢,因此只好違例了。對胡老師來說,「洛陽才子他鄉老」,未能親自看到中國的統一,應屬憾事,不過,他親自看到今日大陸重返中國文化的精神故鄉,而且日趨強盛應覺無憾了!因為他一生奮鬥的目標就在於追求中國的強盛。
謝謝各位的光臨,更要對胡老師的家屬敬致哀悼與慰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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