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五個現代化」完成中國和平統一（上）

一、台灣拒統歷程

面對中國「完全統一」的議題，在台灣拒統的人，可區分為中國國民黨、台灣國民黨和仇中拒統三種心理，粗略地可用「統治」、獨台和台獨三個辭彙概括；所謂中國國民黨心態是指面對中國「完全統一」的議題，不甘願被「統一」，在蔣家時代想的、講的「統一」，一直是以中國國民黨重返大陸，統一中國為唯一的統一原則，從早期的「反攻大陸」、「光復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再到《國統綱領》（雖已是佞人當道，然羽翼未豐，在意識型態上仍屬後蔣經國時代），或是武力的、或是意識型態的，都是以我為主，重新執政中國式的統一，其他方式的中國統一，完全不作考慮，所以兩蔣時期一直拒絕共產黨的「統一方案」，在他們看來，非中國國民黨的統一都是中國國民黨的失敗，中華民國的失敗，「中國」的失敗。這是「反共統一論」而非「民族統一論」，是以當1971年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中華民國遭國際社會排除；1972年反共的尼克森訪華，簽訂《上海公報》；特別是1979年中美建交後北京提出「和平統一」號召時，經國先生幾乎是直覺的拒絕了「統一」。因為中國國民黨的統一是「統治中國」，是「反共統一」。所以對蔣氏政權而言，當年若是同意了北京的統一方案，無疑是自毀其統治的合法性。因此，只能以反「統戰」來反鄧小平的「統一而不統治」的「國家統一」方案。然而中華民國的「拒統」在憲法法理上和政權合法性上都會遭遇挑戰；因此，經國先生在島內推出大力提拔台籍青年才俊入主政府，參與統治，以及中央民意代表部分的增補，省、直轄市長直選等措施，以茲因應，簡言之，以本土化來化解政權合法危機；與之同時也祭出「解除戒嚴」、「開放交流」等措施，緩解社會抗爭，化解民眾焦慮，鞏固中國國民黨的政權；在「拒統」方面，樹立起兩道障礙：「經濟拒統」到「政治拒統」，口號是「經濟學台灣，政治學台北」，化解憲法法理上的違憲挑戰。

經國先生無奈的措施，從當年的兩岸關係看有其一定的合宜性，但也為中華民族的國家統一留下了相當的困擾，一是他識人不明，提拔小人，為民族統一大業帶來特別巨大的障礙，日後此人利用權位，以被殖民自豪，勾結日寇，以悲情為藉口，扶持台獨，為台獨執政打下基礎。二是異化中國國民黨為台灣國民黨，在經國先生「拒統」的大背景下，將「反共」滑向「反中」，廢除三民主義，更改歷史教育，將中華民國到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過渡為「中華民國是台灣」，心態上的台灣國民黨由是生焉。

台灣「國民黨」在本質上是已經沒有「統治中國」的企圖心，只能是「反共拒統」，然而黨內在無「三民主義」信仰，執政更無解救民族苦難的初衷，剩下只是名利追逐之士的聚合，追求勝選掌權，自無中國國民黨的黨魂、黨德與黨性，其結果在台灣其正當性不如本土政黨，在大陸其自主性遠遜於共產黨。因此，台灣「國民黨」在台灣不敢自認是中國人，怕沒有選票；在大陸不敢討論「一國兩制」，怕被統戰；進退失據，只能夾縫求生，游離於「九二共識」之下獲利偷生，游走於「一中各表」之下粉飾太平，名反「台獨」，實走「獨台」，兩者之間，幾乎沒有政治距離，這樣的政黨精神已逝，執政何用？

仇中拒統派。台灣原本就是漢人的移民社會，早先為荷蘭人統治，其後因明鄭需要成反清基地，始入康熙眼界，然而明清兩代，海洋意識未興，對台灣經營並不積極，清末甲午戰敗，台灣統治再次易手，20世紀中葉日寇侵華失敗，台灣重返中國，又逢國共內戰，兩岸再陷分治，多次易手使得台灣人有著大陸人所沒有的「被拋棄焦慮感」，是以「自己當家作主」的主張在台灣有其深厚土壤。然而，此種土壤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之初，由於種種原因，最終被轉成省籍矛盾，再升格成為「反中」心理，加上近數十年中國國民黨的反共教育，兩岸的交鋒，中國的崛起，台灣的「反中」心理，又加上「仇中」、「恐中」。所以大陸的「國家統一」的號召，並無法化解台灣人心中「被拋棄焦慮感」，也無法消除反共所種下的「反中」、「恐中」因素。從而中共愈強調統一，愈按統一原則處理台灣問題，仇中愈盛，離統一愈遠。

所以在經國先生之後的中華民國，在「中國統一」的選項上，只有「獨台」和「台獨」的不同；大陸政策上，只有「和中」和「仇中」的差異，兩岸關係只有緊張和不太緊張的狀態，以致於「中國人」的認同在台灣根本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縱觀「台灣拒統」，其實是從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拒統」到台灣「國民黨」的「無心統一」，再到「仇中拒統」，已經營甚久；其「拒統」理由，亦由早期的「經濟拒統」到「政治拒統」再到「心理拒統」，而今台灣社會真正立足於中華民族強大、復興的立場推動統一的人，已經相當有限，台灣青年有此胸懷者更是鳳毛麟角，和平統一的工作也邁向新的時代，有必要從以往的和談促統，惠台促統的模式下，深化現代化促統的成效，獲得政治話語權，祛除「心理拒統」的障礙。

二、中共的現代化努力

1.中國崛起，「經濟拒統」的破產

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底除了推動中美建交、和平統一外，最最重要的變化還是推動改革開放政策，經過三代領導人不懈的努力，如今的中國在各個方面已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其實就是假想敵，相關大陸崛起的經濟發展數據已經很多，然而如果中國大陸只是依賴山寨起家，做世界工廠而發跡的經濟，不但不可能成為美國的對手，恐怕還將繼續深受美國帝國主義的歡迎，然而擁有五千年文明並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絕非僅此而已。

德國《焦點》週刊提到「自從哥倫布意外發現了美洲以來，西方就一直制定世界遊戲的規則。現在，全球平等的世紀開始了。中國人不想征服我們或打敗我們。但他們希望變得和以前一樣重要，想要話語權。」該媒體舉例「2003年左右，中國計劃向美國購買超級計算機，但美國認為超級計算機可以用於武器研發，便以國家安全的理由拒絕了中國的要求。中國只好自己研發、生產。最終，2013年中國的『天河二號』打破了世界紀錄，成為最快的超級計算機。美國又發現，中國製造的超級計算機裡用了大量美國製造的晶片，便進一步限制晶片向中國出口。但2017年，中國又製造出了更快、更強大的超級計算機『神威．太湖之光』，而且這回用的晶片也都是中國自己製造的。」所以他們的結論：「中國能否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這不過是時間問題」，而且作者呼籲「歐洲應該在此時做好最有利的規劃，不應該跟著美國而錯失未來。」〔註1〕美國的媒體注意到「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科技投入國！2017年中國科研投入高達2,80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5,000億美元，高於日本的1,500億美元，幾乎和整個歐盟相同。考慮到中美之間的物價差異，兩國的科研支出其實是差不多的！中國現在每年取得的科技專利已經超過了美國，在人工智慧、超級計算機等領域，中國已經在向美國發起挑戰！」〔註2〕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最新年度報告顯示，「儘管美國仍然在科學工程（S&T）、科學研發（R&D）投資方面領先全球，」但「中國通過美國所稱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或『舉國體制』已經在一些領域取得了領先地位。」〔註3〕是那些領域呢？如人工智慧、5G網絡、量子科學以及基因科技等都已經至少是第一方陣，當然目前中國的科研方面最受制於人還在於高端科學儀器（如超導核磁儀器、原子力顯微鏡、透射電鏡、X射線單晶衍射儀、液質聯用儀等等，在應用科技上高端晶片、航空發動機、鋼材質量、動力電池、重燃氣機（發電設備的高端裝備）也同樣落後，〔註4〕因此，雖然聯合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日前發佈《世界智慧財產權指標》年度報告：2017年中國在專利、商標、工業品外觀設計等類別的智慧財產權申請量，位居世界第一。主要是人工智慧、區塊鏈技術、納米科學與技術等方面，〔註5〕當然中國與美國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然而從培養、爭取人才和研究投入等方面來看，中美已確確實實形成了全球第一梯隊之間的競爭關係，未來的結局，如果用西方霸權的觀點來看，目前可能無法斷言，但如果是東方王道的價值觀成為主流，就可能是雙贏、互贏，或多贏的長期動態平衡新格局。

2.治理現代化對話自民主主義

中共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主要議程為「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此一議題最早在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體制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已提出，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確認為中國國家現代化為「落腳點」，此後「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就被稱為「第五個現代化」，換言之，「政治體制的改革」是中共推動改革的應有之義。

而「第五個現代化」應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二是「治理能力的提升」，2018年3月21日公佈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其內容涉及黨的部分20案，國務院部分24案，人大、政協部分各3案，執法部分5案，跨軍地部分6案，以及群團組織、地方機構等涉及6、70個單位的編制、隸屬、人員、職稱的變化，〔註6〕其改革涉及的力度之大，單位之多，人員之廣，影響之深，都是中共歷史僅見。到了今年7月習近平在「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總結會議」上強調：「這次機構改革是對黨和國家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的一次系統性、整體性重構……重構性健全黨的領導體系、政府治理體系、武裝力量體系、群團工作體系，系統性增強黨的領導力、政府執行力、武裝力量戰鬥力、群團組織活力，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能解決的難題，理順了不少多年想理順而沒有理順的體制機制。」〔註7〕

習近平稱，「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性戰役」。〔註8〕什麼是「戰略性戰役」，就是帶有戰略意義的戰役，習所謂的「戰略」所指的就是「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換言之，習正在為下一階段中國需要面對的問題作出佈局，這裡充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色彩，在當今世界的國家中，囿於其國家的文化、制度，其領袖很少會思考百年之事，或者說就算是思考了，在政治上也沒有意義，但是回顧中華文化，這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古訓，已經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情懷，「無遠慮者必有近憂」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習慣，而憂慮之後的解決方案為何？中國人的辦法是「觀歷史，察損益，推未來」〔註9〕，而習近平的解決之道，則是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辯證互動去思考，面對未來的變局，全球化的經濟，中國的應變的第一步是機構改革，建立堅強的領導中心，組織有效的執行機構，這些老方法如何能應對未來呢？

〔註1〕「德專家：中國超越美國這是必然的，未來中國將崛起為世界第一強國」，鼎盛視訊，2019年6月27日，https://kknews.cc/world/x2k3vv8.html。
〔註2〕「美國媒體報導中國反思刻意誇大科技成就現象，引發西方網友熱議！」《環球時報》，2018年7月16日，https://kknews.cc/world/4olejkx.html。
〔註3〕「中美科技冷戰：盤點世界領先的七大中國科技」，BBC新聞網，2019年5月2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8381511。
〔註4〕張頓， 「中國科技十大落後領域 飛機落後美國半世紀」，新紀元，2018年7月18日，https://www.epochweekly.com/b5/591/18473.htm。 〔註5〕「在這個領域 中國超越美國居全球第一」，中國新聞網，2018年12月5日，https://news.sina.com.cn/c/2018-12-05/doc-ihmutuec6327611.shtml。
〔註6〕「參考解碼改革中的習式政治觀 中南海重構黨政關係“功成”」，多維新聞網，2019年7月5日，http://news.dwnews.com/china/news/2019-07-05/60140173all.html。
〔註7〕習近平，「鞏固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成果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新華網，2019年7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7/05/c1124716250.htm。
〔註8〕同前註。
〔註9〕《論語．為政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