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和解，為民族的復興共同奮鬥

改編自暢銷遊戲的台灣電影《返校》，上映至今票房開出長紅，也入圍了金馬獎12項提名。國片能有如此佳績，而且作品本身觸及了過去曾經被視為禁忌的敏感歷史話題，按理說應該受到讚賞與鼓勵。然而，《返校》宣稱以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基隆中學《光明報》案為原型，雖然引起了社會熱議，但其透過浪漫與恐懼交織而成的手法，迴避了白色恐怖背後的國族認同與歷史結構，反而把台灣社會至今不分藍綠不願面對歷史深處癥結的鄉愿性格曝露了出來。

《返校》的敘事主軸在一群中學師生組織了校內讀書會，他們躲在隱密處讀著泰戈爾的詩集、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他們時而抄寫、時而素描、時而唱著台灣民謠《雨夜花》，延伸出來老師與學生、學姊與學弟等個體之間對於情愛與自由的嚮往。但是他們對於自由的渴望，卻不見容於國民黨當局，教官化身為「巨靈」（Leviathan）怪物追殺他們，而讀書會成員又面臨了告密者的出賣，一位被捕的教師憤怒地吶喊著「國家殺人」，另一位學生則是不解地哭訴著：「不過就是讀幾本書而已，為什麼事情會變得這樣？」

電影最大的訴求「致自由」，在那個肅殺的年代，最終被「檢舉防諜，人人有責；隱匿匪諜，與匪同罪；煽動思想，從嚴處置；顛覆國家，唯一死刑」的緊箍咒所吞噬、鎮壓。因此《返校》所形塑出來的「黑暗」與「光明」，前者是告密者的自我禁錮、譴責與了結，而後者則是為了追求自由與追究「殺人兇手」的存活下去，為了「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兩者構成了電影所欲傳達給觀眾的價值觀。

白色恐怖的歷史長年以來被層層迷霧所湮沒，做為當代「轉型正義」政治正確集大成的《返校》，究竟是撥開了歷史迷霧，還是使之被隱沒得更深呢？不如電影宣稱場景發生在1962年，中共地下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於光復後不久的1946年，1949年國共內戰形勢逆轉，省工委在基隆中學秘密油印發行地下刊物《光明報》，而本省客家背景出身的校長鍾浩東則擔任了基隆市工委書記。

當年基隆中學校內這些懷抱著民族意識與理想的師生，學唱的國語歌曲是《義勇軍進行曲》，閱讀左翼書刊，討論時事與中國革命形勢，也透過收音機聽新華社廣播，抄錄重要新聞與延安發出的電訊。當《光明報》與組織被國民黨政府破獲後，據鍾浩東妻子、蔣渭水義女蔣碧玉回憶，他們在被槍決前微笑從容地走出押房，堅定地呼喊著：「共產黨萬歲！」

這些真實的歷史情節，在《返校》1小時42分鐘的片長中完全避而不談，取而代之的則是自由、愛情與驚悚，當代台獨所建構出來的歷史觀，就這樣寄生在了中共與新中國的歷史和英雄身上。

在電影院之外，綠的一方控訴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殘酷，在台灣製造各種冤假錯案，連人民的「小情小愛」也不放過；而藍的一方，則是強調白色恐怖的必要性，「共產黨本來就該殺」。藍綠看似統獨對立、水火不容，但延續在他們身上的冷戰意識型態與價值思維，就這樣濃縮、同構為《返校》所散發出來的歷史虛無。

台灣社會把當前的政治需求與國族想像，想當然耳地投射、套用在歷史之上。白色恐怖發生的時代背景，是整個中國風起雲湧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浪潮，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市井小民，都參與了中國救亡圖存的運動之中。而光復後的台灣，還在適應去殖民、祖國化和民主化的台灣人，不只迅速捲入了全中國範圍的內戰體制，又經歷了二二八事件洗禮，有志之士便很快面臨了「兩國祖國」的轉換－－對「白色祖國」（國民黨）失望，從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共產黨）。

隨著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公然介入中國內戰，在東西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重結構制約，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開啟了對於認同社會主義者的白色恐怖肅清，兩岸對立的壁壘意識就這樣被保留到了今天。

受過白色恐怖迫害的已故作家陳映真曾如此反省總結：「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這種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

這段話對於處在世界秩序與格局快速變動下的台灣尤為重要，對於白色恐怖的理解，應該要從仇恨式的追殺史觀中掙脫出來，超越並克服反共體制加諸台灣的束縛，結束「近親憎惡」的民族悲劇，才有可能真正地避免白色恐怖重演。

由於兩岸長年的分裂、隔絕與對抗，偏安一隅的台灣政權正在迅速萎縮，對於歷史的認知隨之窄化、扭曲。今年是兩岸分治70週年，蔡英文的國慶演說完全體現了這樣的思想困境，不僅切割了台灣與大陸的歷史連結和命運紐帶，同時在美國印太戰略的霸權羽翼下，積極充當抑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馬前卒。

而被蔡政府棄如敝屣的兩岸歷史連帶，包括白色恐怖犧牲受難者的壯志理想，則被承繼在10月1日新中國建立70週年的慶典，隨著中華民族復興的光榮與夢想承先啟後。《返校》之中被描繪為恐怖陰森的孫中山畫像，也以莊嚴的面貌豎立在天安門廣場上。這是歷史給走上分離主義之路的李登輝、蔡英文等政客最為巨大的嘲諷。

由此回到電影本身，若是為了《返校》而感動落淚，走出電影院後卻又支持民進黨政府正在推行的「國安五法」與「中共代理人」修法，豈不是一種精神錯亂？《返校》裡鬼魂、告密者與國家機器「三位一體」的隱喻，放進歷史與現實的脈絡來看，其實指涉的並非特定政黨或個人，而不就是台灣自身的認知荒謬嗎？毫無邏輯且虛幻無比的「芒果乾」（亡國感）能夠大行其道，也就根源於此。

《返校》其實有著很好的題材，但必須放進近代中國歷史的視野之中，才能展現出豐富且具有啟發性的意義。今年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同樣在當年的馬場町刑場舉行，主辦單位邀請了李素慧醫師做為遺族代表，她的父親李蒼降是鍾浩東的同志，1950年10月犧牲在白色恐怖中。她那令人動容的致詞，如此總結其父親及無數人民忠魂的信仰：「犧牲烈士與受難前輩想要建立一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自由民主的新社會，以及安和樂利的大中華」。在受難者理想與時代結構下的悲劇面前，借用一句電影台詞，台灣人都應該捫心自問：「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台灣人要想真正從《返校》的心靈異域裡走出來，唯一的途徑就是勇敢地走上兩岸和解，共謀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張方遠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