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論與中國和平上升

公元前431年一場長達30年的「世界大戰」在古希臘爆發。這場悲壯無比的戰爭在公元前404年告終。結束了素為人知的「希臘時代」，帶來一個新世代的「霸主」。當時希臘由甚多城邦組成。主要為雅典（Athens）與斯巴達（Sparta），兩強權各與若干小型城邦結盟。雅典為既存盟主，斯巴達則為新興勢力，戰爭就發生在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ian）半島，史稱伯羅奔尼撒戰爭。

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戰爭發生後，開始詳實記載此一戰役之實況，並將此套紀實稱之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後人即相沿以此書名定為戰爭之名稱。事實上早在公元前460年後，雙方即爭鬥不休，也曾互訂停戰協議，然而到公元前431年才正式發生較大規模戰爭，識者或稱之為「世界大戰」。這場雅典及斯巴達兩集團戰爭就是一場群架。小型城邦深知戰爭會帶來族滅城消之危，乃在兩強中尋找明主自保。從歷史上看，這是一場雅典與斯巴達之爭，然而卻涉及所有希臘島群各城邦。古代戰爭非常殘忍，敗者男人屠之，婦孺為奴，所以戰時各盡全力，戰況當然激烈。

修昔底德在書中寫道，「這場戰爭深深地影響了所有希臘人，也影響整個社會，所有城邦均陷入戰爭火海中」。為了維持既有影響力及榮譽，雅典力圖維持其霸主地位，乃組成「提洛」同盟，斯巴達則組成「伯羅奔尼撒聯盟」。雙方結盟備戰是由於一小邦米加臘退出斯巴達聯盟，加入雅典為首之聯盟。軍事衝突在公元前460年發生。算是雙方的首次戰爭。也曾停戰若干年，然後才在公元前431年爆發第二次軍事衝突，這次戰鬥是主要的決戰。

戰爭的硝煙已停，然而卻留下一個大哉問：一個新興強國不能與既存強國友好共存，非要挑戰，取得霸權？換一個方向說，即這個既存大國為何不給新興國家友好共存的機會？這是宿命？還是非為之不可的霸主爭奪戰？此一雙雄對立之典型範例說明兩強必爭之原因有三，其一恐懼，戰爭結束，清算開始，「勝者全拿」等於提醒強者一定要以戰爭來固本。其二利益，國家利益一定是每一位強國領導人所爭取的，以期得到全民的支持。其三榮耀，強國是霸主，在國際上就是最高權力者，這是榮耀，也是使命。至於敗者，只有「認輸」。

就雅典與斯巴達人爭鬥來看，雅典敗在軍事力量直降。其自豪之海軍，經多年爭戰，疲態已露。經濟也發生困難，最後只好將霸主之位讓與斯巴達。修昔底德在書上這樣描寫戰事對斯巴達有利之主因：雅典未能善待各盟友。斯巴達則以解放者之姿來救助雅典各小城邦人民。換句話說，斯巴達人較瞭解心戰之重要。

這場「古希臘時代之世界大戰」有幾個特點，其一、戰爭紀錄者修昔底德不但紀錄了戰爭，也作了評語，堪稱史學上一大貢獻，他紀錄的這段長期戰爭歷史，是希臘文明時代之轉折點。將近60年之戰火，對希臘文明有害無益，然而這也是時代長河中不可避免之災難。這是一場標準的打群架，雅典與斯巴達各有甚多大小城邦盟友，各自領導風格就成為勝敗關鍵。雅典領導群英組成「提洛同盟」（Delien League），斯巴達則有「伯羅奔尼撒同盟」（Peloponnesian League），各擁雄兵，爭戰數十年留下許多值得一讀的事蹟。其中要以「米洛斯對話」（the Melosad Dialogue）最令人深省。米洛斯為一小島城邦，在兩大間期以中立姿態求生存。承平時安居樂業。然而值此世界大戰期間則危機重重，無「一絲希望」。

米洛斯先是對斯巴達示好，並以金錢為禮，冀求平安。及後眼見惡鬥開始，就企圖另投明主，乃與雅典商討和平大事，米洛斯領導人與雅典談判代表之談話記載在修昔底德書中，作者並作了深度之評論。

雅典為壯大陣營要求米洛斯合併，雙方一來一往有場長時間之對話，道盡國際社會之冷酷。米洛斯當然反對，反而要求雅典予米洛斯中立地位。雅典則直擊要點：米洛斯如無意被併，那就將族滅城亡。米方領導譏笑之。雙方攻防談話就成為著名之「米洛斯人對話」。談話中雅典方面認為沒必要浪費時間，當場下了「最後通牒」。

雅典聲稱「強者作他可以作的，弱著遭受他必須要接受的」。這句話是著名「米洛斯對話」之中心思想，也是國際政治長久之遊戲規則。米洛斯領導者力陳還有上帝保護，其它城邦不齒雅典大欺小，強壓弱之惡劣行為，會同情米洛斯，將起來協助米洛斯。雅典代表稱強勝弱乃世上「自然法律」。會談不歡而散，雅典迅即滅了米洛斯，男人被殺，婦孺盡為奴，米洛斯自此消失。雅典所以用武力解決問題，據修昔底德分析：任何讓步，等於是對米洛斯示弱。為了震懾其它城邦，以武力解決與米洛斯的爭端，實為唯一策略。

2013年6月6日，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於《紐約時報》發表《歐巴馬與習近平一定要想開些以避免一次典型之陷阱？》他首次在文中提到「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2015年又在9月份《大西洋月刊》發表《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是否走向戰爭？》2017年5月又在《大西洋月刊》為文《習近平想要什麼？》。艾利森於2018年4月24日在「亞洲協會」香港分會就「修昔底德陷阱」作專題講演，他認為中美間之矛盾可以解決，唯雙方均需面對現勢，始可解決未來戰爭之危機。其講演題目即《戰爭命運使然：中美有可能避開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自2013年6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論」後，引起全球研究國際地緣政治學者之高度重視，他的文章要點：今日之兩強就是中美。在此論說下，中為「新興勢力」，美為「既存勢力」，雙方最終惡戰不可免。在2018年則改稱可以避免，他著重指出，習近平之「中國夢」即是要整軍經武以恢復昔日強盛之「夢」。這一目標就與美國仍要作世界霸主有矛盾。在他發表此一論說後，2017年著名的藍德公司出版了由詹姆斯．多賓斯（James Dobbins）編著之《再論與中國戰爭》，將雙方武鬥之可能性作了預測。說明中美最終仍須一戰，這種理論與艾利森的說法各有不同的解讀。

艾利森除了引介「修昔底德陷阱」論說外，還提出一個實驗說明。那就是他研究近500年來各項類似「修昔底德陷阱」般的武力鬥爭，結論是在過往近500年共有16件世界級之武力衝突。其中12件以勝敗結束，而只有4件是以和平方式解決。換句話說，只要這種新興與既存兩大勢力並存時，戰爭多會出現。也就是說武力衝突是當今中美相爭之可能選項。按往例，這種說法是存在的，然而是否必然，則不易得到結論。

針對「修昔底德陷阱」之說，中國將成為美國之挑戰者，在如此之假想課題下，中國已成為美國之潛在敵人，是以中美日後必將以武力解決雙方之矛盾。那問題已不是中美是否必有一戰，而是何時會有一戰。堅持此論者認為中國之上升是跳躍式，如對5G之發展，中國已是領頭羊，美國反倒在後面緊追不捨。這是一個人們看得到的例子，或許有些例子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如對量子科技之發展就是個謎。而這就是為何美國不樂見中方提出「2025製造」計劃，因為根據此一策劃，到2049年中國將是世界一流科技大國。問題是假如屆時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之科技大國。美國會無動於衷還是以「侵略現實主義」來遏制中國發展？

誠如現實主義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說的「國際政治就是危險之事」。國際間是毫無誠信的，所以險象環生。他在2014年出版《大國政治之悲哀》，並將此書結論篇交《國家利益》（期刊）於2014年10月25日登出。在長篇大論後，他在最後一頁寫道「假如未來中國特別強大，國際間之發展結果均證明我所作之預測及評論就是錯誤」。

他的這番話說明中國進步之程度是難於預測的，中國之跳躍式進步就成為華府決心要遏制其進步之最大原因。如此一來「修昔底德陷阱」說就成為一種灰色之預測，難道中國國力上升就是原罪嗎？今日川普百般羞辱，並打壓中國就是為了要有效阻止中國再上升嗎？

如今檢視川普對華宣示之貿易戰，就在於發動實質之「遏制」中國上升之趨勢。北京政府非常瞭解國力上升之重要，因為穩定政治就需要有一個穩定而持續上升之國力；兩強相遇，國力之支柱就是經濟，是以國力就是經濟能力。而這也是北京政府當前最主要之工作，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中國不可能因為美國施壓就放緩其國力增長之速度，而美國「反中政策」也將持續下去。雙方關係不斷有變化。

中美矛盾程度是無法消去的，日後此矛盾當更為激化，雙方均會面對來自內部之壓力。就北京而言，「內部民族主義」日漸成形，成為中國人抗衡美方施壓之有力支柱。而美方則有令國際間頭痛之「單邊主義」。北京方面自2018年與美掀起貿易戰以來，已認識到過度之「內部民族主義」有害無益，於是予以降溫，也不再高唱「2025製造」口號。然而川普卻仍在高唱「單邊主義」。他在2019年9月24日於聯合國大會上又在唱「單邊主義」之重要。

他喊道「我不要國際主義，我只要愛國主義」。這是聯合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有一位世界級領袖高唱「我不要國際主義」。在世界的國際會議聖殿，川普如此任性對國際合作大唱反調，充分表示他的「單邊主義」之路是不會稍改的。這就顯出矛盾所在，那就是美國仍然要繼續維持其「霸主權位」。事實上美國自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後已登上世界盟主地位。當前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仍非常穩固。中國雖然國力迅速增強，然而卻距美尚有一段距離，從各種情勢以觀，美國將在2040年前固守霸主寶痤，百年霸主非虛傳。

然而美國仍認為中國志在爭奪霸主地位。有識者認為今日北京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已是全球第二，是否當中國GDP成了世界第一後，就自然地成為新霸主。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沒有理論根據，也沒有事實支撐，既或如此，美國仍視中國為一具有威脅性的敵人。此時不遏制，日後定成大患。美國此一心態是不可能改變的，而中國上升也是任誰都擋不住的，中美間之矛盾是真實存在的。

「修昔底德陷阱」之精髓：其一、兩強爭霸最終決戰，其二、以戰決定霸權誰屬。從近代史觀察，19世紀的霸主－－英國採取了和平方式將20世紀盟主地位交與美國。這一類和平方式有其特殊的幾個條件；第一、英國於20世紀已相當衰老，美國在1941年12月8日對日宣戰後，義、德在12月11日亦向美宣戰。美即對義、德宣戰。在此一世界大戰開始之際，只有美國可同時在歐、亞兩主要戰場投入相當軍力與軸心國對戰。第二、美國本以中立態度與德、日保持關係，中國已投入抗日抗戰爭四年之久。德國早在1939年3月就入侵捷克，9月更入侵波蘭，到6月法國投降。

英國獨撐抵抗軸心國之大任。美國應英國之要求交付50艘戰艦與英，美國自此即在「實質」上參與了歐戰。「珍珠港」事件後，美正式對軸心國開戰，是以美國自此即以自由國家領袖擔負起與軸心國作戰之大責，也就在1941年12月9日（對德、義宣戰）有了世界領袖之地位。如今中美關係卻是對立而非互補。因此就要以另外一套視覺來觀察中美之關係了。

從「修昔底德陷阱」中可知，「國家價值」是以「軟實力」為主。而主張「國家利益」則以「硬實力」為主。以武力作後盾，才能確保「國家利益」。在「米洛斯對話」中已對此一現實問題作了最直白之說明。

事實上也是如此，從歷史書中亦均發現強者多以實力擴張其影響力。當弱國嘗試以道德勸說來救國，乃是水中撈月，無濟於事。在如此情況下，當今中美對立態勢已明，再多說理亦均無用。那是否還有可能讓雙方對立而不對戰呢？有的，那即是借用「冷戰」時期之兩強定海神針－－「恐怖平衡」，這一策略令致美蘇兩強雖已槍「上鏜」，卻未曾開槍，在核武時代，兩強均有毀滅性武器，只有在此一狀態下才得有和平時光，不過代價是鉅大的，因為大國的軍備費用是不能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