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河民從高雄岡山走向世界疫苖研究顛峰

編輯部


李河民鑽研防疫及疫苗研製工作,1955年,提出研製乙型腦炎活疫苗,1986年攻克難關,疫苗株研究成功,屬全球首創。但當時仍有不少人懷疑疫苗的安全性,李河民因此決定先在自己和自己孩子身上實驗,成功後,再給群眾接種。他說:「妻子很理解,支持我。」「有人問過我,給自己和孩子接種疫苗害怕不害怕,其實我是一點都不擔心的。從實驗資料已經看到了安全性是有把握的,我很有信心。」本文係節自李河民口述,原刊《番薯仔兩岸留痕》(「台海出版社」,北京,2016年4月)。

我在台灣的名字叫蔡川燕,聽著像是女孩子的名字。我問過父親為什麼給我取名叫川燕,他說四川的燕窩比較貴。

「黃河的老百姓」

在大陸時,因為怕影響家裡人而改名。當時想的是姓李的人多,不好猜;另外叫「河民」,取的就是「黃河的老百姓」,這名字一直用到現在。

我實際也不姓蔡,而是姓藍。因為我父親姓藍,他家裡很窮,要過飯,後來入贅到我母親蔡家,按照習俗,第二個孩子必須要隨母親的姓,所以我姓了蔡。我家其他兄弟姐妹都隨我父親的姓。我哥哥叫藍明谷,這個名字也是他來大陸時改的,原名叫藍益遠。

因為家窮,父親不願意讓我們上中學,只上了一般的學校,學完能找到工作就行了。當時我很有意見,還哭了。我當時在屏東上農業學校。我哥哥在台南師範學校,他的成績也是很好的。當時他也不願意讀師範,後來就更不願意了,因為日本人教學生要當好日本的臣民,他不幹。他比我大三歲。

我雖然是學農的,但是一直準備往上考,聽課的同時,一直在複習英文和數學,我還是比較喜歡數學的。農校畢業,我哥哥勸我去考,結果一考就考上了東京醫專,那所學校還是比較難考的。為什麼要學醫呢?簡單的想法就是學醫畢業了以後可以不給日本人做事。另外還想不能老是當亡國奴,有機會就回祖國去。

在東京醫專時我們班裡有好幾個台灣人,經常討論一些人和事,議論比較多的就是郭沫若和魯迅,因為他們兩個都是學醫的,但後來又都沒有當醫生。郭沫若參加了革命,魯迅用筆批評帝國主義,批評封建統治。我當時很崇拜魯迅,魯迅最早是學醫的,他看到老百姓因為愚昧被殺,就想怎麼能讓老百姓覺悟起來,後來改行了。我也看到了日本人殺老百姓,可是還是學醫了,只不過選擇了醫學研究,中國在這方面確實落後,所以後來我就想到了搞傳染病研究,這個可能對老百姓有利。後來我搞疫苗研究就是從這裡來的。當時只是初步的想法,後來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因而成就了一輩子的事業。

我是1944年到大陸來的。那時抗日戰爭還沒有結束,我在日本東京醫大畢業後,連典禮都沒有參加,畢業證書和醫生執照都沒有領,就離開了東京,趕緊跑到北平來了。

我是從東京直接到大陸來的。因為美軍的封鎖,坐飛機沒有,只能坐船。從日本九州到朝鮮釜山先坐一段船,然後從釜山再坐火車,一直到北平來。那時陸路水路都挺危險,我們有個親戚,坐船回台灣,結果整個船被弄沉了,全船的人都死了。

我之所以想要到大陸來,主要是對日本在台灣的統治不滿意。當時也受到了一些影響,特別是我哥哥從小對我的影響比較大。我哥哥後來是基隆中學的老師,他的思想比較開放,喜歡歷史文學,喜歡魯迅的書。我哥哥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我嫂子100歲了,現在還活著,她女兒照顧她。上次我去台灣,還見到了她,那時她還能走動。

台灣家裡人知道我還活著

我是1922年生,到大陸來的時候才22歲。我哥哥比我大三歲。當時我哥哥也在北平,本來是學習。那時候北平很困難,特別是物價飛漲,從家裡面寄錢也很困難。當時台灣人想要到大陸來,也很不容易。畢業以前,我得知有一個同仁會的機構在北平,搞疫苗之類研究的,我就報了名。因為事先聯繫好了,有證明,所以容易得多。

我1944年9月到北平,還不到一年,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投降了。當時形勢很複雜,北平處於失序的無政府狀態,國民黨的軍隊還沒進來;北平周圍的八路軍挺多。美國軍隊先進來,控制局面,維持北平的秩序,但不讓八路軍進來,後來才把國民黨的軍隊空運到北平。那時候經常傳來一些家鄉的消息,台灣也很亂,國民黨的軍隊已經到了台灣,是陳儀帶著從福建過去接收的。其實那時島內的民眾已經開始對國民黨不滿意了。是回還是留,我們確實討論過這個事情。

我哥哥也參加了討論,他有一句話我還記得,他說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他臨走的時候說的。他後來跟一些被日本人招來中國打仗的台灣人一起回去了。為什麼要回去呢?因為他是長子,父母親一天天老了,弟妹們還比較小,這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對漢文字比較熟悉,普通話說得也好,特別是對歷史比較清楚,所以他一定要回去。

留在大陸工作後,兩岸隔絕,台灣沒辦法回去,也沒有辦法通信。60年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給我找去,錄了一段廣播,讓我通過廣播向台灣通話。那個時候不便多說,主要是報平安,只是簡單地向家裡人報告這邊的情況。電台共播出三次,前兩次都比較籠統,最後一次,我講得比較直接,提到了是岡山人,而且是學醫的。日據時期在台灣考上醫學院的人是很寶貴的,因為人數很少。我希望家裡人能猜出來是我在這邊,但是真實姓名還是沒敢講。後來我聽家裡人說,有一個老尼姑偷偷聽到廣播了,猜出是我,跑到家裡告訴了我家裡人。

我父母生了我們七個孩子,我排行老二,上面有個哥哥,下面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我父親60年代就去世了。我哥哥因為是中共地下黨員,白色恐怖時基隆中學的黨組織被破壞,聽說是第一個被破壞的黨組織。我哥哥被槍斃,對我家庭的影響很大,我家裡長期被監視,我們家裡人包括一些親戚都特別恨國民黨,直到現在也難解這個結。最近我姪子還經常打電話,他老是思想不通,因為殺父之仇,對國民黨只有恨,甚至想過做一些極端的事。

我家裡人知道我還活著,那時我母親還在,她讓在美國的我弟弟一定想辦法到大陸找到我。其實我弟弟到美國去幾乎是不可能的,那時對我們家管得特別嚴,家裡人是不能離開台灣的。我弟弟台大畢業,當年他高中畢業要考台大,我父親不願意,因為兩個兒子考了半天,大的死了,二的是死是活跑哪裡去了都不知道,所以不願意讓他去考。但是我弟弟學習成績特別好,校長甚至專門到我家勸我父親。結果他一考就考上了。畢業後,他在台北土木工程局工作。他的局長很同情他,給他一個機會去了美國。我弟弟當時在康薩斯大學當教授,他有個同事,是搞水利的教授。恰好清華大學請這個教授到北平來講課,我弟弟寫了個條子,請他幫助找我。我弟弟不知道我現在的名字,別的資訊更不知道,只知道是學醫的,從台灣到日本,從日本到北平,還去過蘇聯。這個教授到了清華,把條子交給大學的統戰部,統戰部的同志一看找的是學醫的,就轉給了衛生部。衛生部一個司長剛好知道我,所以很快就找到我了。

最大遺憾是沒和母親通上電話

這是1982年,正好中美之間有一個醫學方面協作的專案,衛生部的一位副部長點名派我去美國幹這件事,這樣我就有機會就跟著代表團一起去了美國。走之前,那位副部長叫我帶了一斤當歸,讓我通過我弟弟帶到台灣去。當歸在台灣是非常滋補的中藥,特別是女人生產的時候,把雞和當歸一塊燉,補身子,這是台灣的一種習俗。我就帶了一斤當歸去美國,還給我母親買了些絲綢什麼的。後來弟弟把絲綢帶給了我母親,還照了照片寄給我。但是當歸沒有帶,因為味道太重,過不了安檢。

在美國,我見到好多親戚,我妹妹一家人在美國,我也見到了。當時中國的一個華僑醫學會正在開會,邀請我們參加,而且開了座談會,請我們吃飯。我第一次見到那麼多台灣醫學界的人。

當時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和母親通電話,我弟弟考慮得比較慎重。那時的政治環境給人一種恐懼,台灣方面特別注意從大陸到美國去的和從美國到大陸來的人,不少人是搞情報的,都帶著任務,這是有人偷偷跟我講的。

過了一年母親去世了,那時我根本無法回台灣,作為兒子,對自己的父母生不能奉養,死不能奔喪,不能不說是天大的憾事。我是1997年才回到台灣,那次回去是專門探親的。以前根本沒有辦法聯繫,寫信不行,打電話也不行。我回去的時候,老家已經搬家了,老家是台灣高雄市岡山鎮,因為打仗的時候被日本人破壞了,在那裡建立了一個海軍基地。我哥哥去了基隆,他在那裡工作,我家也搬到了北邊。

我去美國期間沒怎麼照相,後來回台灣也沒怎麼照,這是我的習慣,也是當年受我哥哥影響,他在台灣時告訴過我儘量不要照相,你有照片,人家就會抓你。日本在台灣的時候是很厲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