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河民從高雄岡山走向世界疫苖研究顛峰

李河民鑽研防疫及疫苗研製工作，1955年，提出研製乙型腦炎活疫苗，1986年攻克難關，疫苗株研究成功，屬全球首創。但當時仍有不少人懷疑疫苗的安全性，李河民因此決定先在自己和自己孩子身上實驗，成功後，再給群眾接種。他說：「妻子很理解，支持我。」「有人問過我，給自己和孩子接種疫苗害怕不害怕，其實我是一點都不擔心的。從實驗資料已經看到了安全性是有把握的，我很有信心。」本文係節自李河民口述，原刊《番薯仔兩岸留痕》（「台海出版社」，北京，2016年4月）。

我在台灣的名字叫蔡川燕，聽著像是女孩子的名字。我問過父親為什麼給我取名叫川燕，他說四川的燕窩比較貴。

在大陸時，因為怕影響家裡人而改名。當時想的是姓李的人多，不好猜；另外叫「河民」，取的就是「黃河的老百姓」，這名字一直用到現在。

我實際也不姓蔡，而是姓藍。因為我父親姓藍，他家裡很窮，要過飯，後來入贅到我母親蔡家，按照習俗，第二個孩子必須要隨母親的姓，所以我姓了蔡。我家其他兄弟姐妹都隨我父親的姓。我哥哥叫藍明谷，這個名字也是他來大陸時改的，原名叫藍益遠。

因為家窮，父親不願意讓我們上中學，只上了一般的學校，學完能找到工作就行了。當時我很有意見，還哭了。我當時在屏東上農業學校。我哥哥在台南師範學校，他的成績也是很好的。當時他也不願意讀師範，後來就更不願意了，因為日本人教學生要當好日本的臣民，他不幹。他比我大三歲。

我雖然是學農的，但是一直準備往上考，聽課的同時，一直在複習英文和數學，我還是比較喜歡數學的。農校畢業，我哥哥勸我去考，結果一考就考上了東京醫專，那所學校還是比較難考的。為什麼要學醫呢？簡單的想法就是學醫畢業了以後可以不給日本人做事。另外還想不能老是當亡國奴，有機會就回祖國去。

在東京醫專時我們班裡有好幾個台灣人，經常討論一些人和事，議論比較多的就是郭沫若和魯迅，因為他們兩個都是學醫的，但後來又都沒有當醫生。郭沫若參加了革命，魯迅用筆批評帝國主義，批評封建統治。我當時很崇拜魯迅，魯迅最早是學醫的，他看到老百姓因為愚昧被殺，就想怎麼能讓老百姓覺悟起來，後來改行了。我也看到了日本人殺老百姓，可是還是學醫了，只不過選擇了醫學研究，中國在這方面確實落後，所以後來我就想到了搞傳染病研究，這個可能對老百姓有利。後來我搞疫苗研究就是從這裡來的。當時只是初步的想法，後來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因而成就了一輩子的事業。

我是1944年到大陸來的。那時抗日戰爭還沒有結束，我在日本東京醫大畢業後，連典禮都沒有參加，畢業證書和醫生執照都沒有領，就離開了東京，趕緊跑到北平來了。

我是從東京直接到大陸來的。因為美軍的封鎖，坐飛機沒有，只能坐船。從日本九州到朝鮮釜山先坐一段船，然後從釜山再坐火車，一直到北平來。那時陸路水路都挺危險，我們有個親戚，坐船回台灣，結果整個船被弄沉了，全船的人都死了。

我之所以想要到大陸來，主要是對日本在台灣的統治不滿意。當時也受到了一些影響，特別是我哥哥從小對我的影響比較大。我哥哥後來是基隆中學的老師，他的思想比較開放，喜歡歷史文學，喜歡魯迅的書。我哥哥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我嫂子100歲了，現在還活著，她女兒照顧她。上次我去台灣，還見到了她，那時她還能走動。

我是1922年生，到大陸來的時候才22歲。我哥哥比我大三歲。當時我哥哥也在北平，本來是學習。那時候北平很困難，特別是物價飛漲，從家裡面寄錢也很困難。當時台灣人想要到大陸來，也很不容易。畢業以前，我得知有一個同仁會的機構在北平，搞疫苗之類研究的，我就報了名。因為事先聯繫好了，有證明，所以容易得多。

我1944年9月到北平，還不到一年，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投降了。當時形勢很複雜，北平處於失序的無政府狀態，國民黨的軍隊還沒進來；北平周圍的八路軍挺多。美國軍隊先進來，控制局面，維持北平的秩序，但不讓八路軍進來，後來才把國民黨的軍隊空運到北平。那時候經常傳來一些家鄉的消息，台灣也很亂，國民黨的軍隊已經到了台灣，是陳儀帶著從福建過去接收的。其實那時島內的民眾已經開始對國民黨不滿意了。是回還是留，我們確實討論過這個事情。

我哥哥也參加了討論，他有一句話我還記得，他說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他臨走的時候說的。他後來跟一些被日本人招來中國打仗的台灣人一起回去了。為什麼要回去呢？因為他是長子，父母親一天天老了，弟妹們還比較小，這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對漢文字比較熟悉，普通話說得也好，特別是對歷史比較清楚，所以他一定要回去。

留在大陸工作後，兩岸隔絕，台灣沒辦法回去，也沒有辦法通信。60年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給我找去，錄了一段廣播，讓我通過廣播向台灣通話。那個時候不便多說，主要是報平安，只是簡單地向家裡人報告這邊的情況。電台共播出三次，前兩次都比較籠統，最後一次，我講得比較直接，提到了是岡山人，而且是學醫的。日據時期在台灣考上醫學院的人是很寶貴的，因為人數很少。我希望家裡人能猜出來是我在這邊，但是真實姓名還是沒敢講。後來我聽家裡人說，有一個老尼姑偷偷聽到廣播了，猜出是我，跑到家裡告訴了我家裡人。

我父母生了我們七個孩子，我排行老二，上面有個哥哥，下面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我父親60年代就去世了。我哥哥因為是中共地下黨員，白色恐怖時基隆中學的黨組織被破壞，聽說是第一個被破壞的黨組織。我哥哥被槍斃，對我家庭的影響很大，我家裡長期被監視，我們家裡人包括一些親戚都特別恨國民黨，直到現在也難解這個結。最近我姪子還經常打電話，他老是思想不通，因為殺父之仇，對國民黨只有恨，甚至想過做一些極端的事。

我家裡人知道我還活著，那時我母親還在，她讓在美國的我弟弟一定想辦法到大陸找到我。其實我弟弟到美國去幾乎是不可能的，那時對我們家管得特別嚴，家裡人是不能離開台灣的。我弟弟台大畢業，當年他高中畢業要考台大，我父親不願意，因為兩個兒子考了半天，大的死了，二的是死是活跑哪裡去了都不知道，所以不願意讓他去考。但是我弟弟學習成績特別好，校長甚至專門到我家勸我父親。結果他一考就考上了。畢業後，他在台北土木工程局工作。他的局長很同情他，給他一個機會去了美國。我弟弟當時在康薩斯大學當教授，他有個同事，是搞水利的教授。恰好清華大學請這個教授到北平來講課，我弟弟寫了個條子，請他幫助找我。我弟弟不知道我現在的名字，別的資訊更不知道，只知道是學醫的，從台灣到日本，從日本到北平，還去過蘇聯。這個教授到了清華，把條子交給大學的統戰部，統戰部的同志一看找的是學醫的，就轉給了衛生部。衛生部一個司長剛好知道我，所以很快就找到我了。

這是1982年，正好中美之間有一個醫學方面協作的專案，衛生部的一位副部長點名派我去美國幹這件事，這樣我就有機會就跟著代表團一起去了美國。走之前，那位副部長叫我帶了一斤當歸，讓我通過我弟弟帶到台灣去。當歸在台灣是非常滋補的中藥，特別是女人生產的時候，把雞和當歸一塊燉，補身子，這是台灣的一種習俗。我就帶了一斤當歸去美國，還給我母親買了些絲綢什麼的。後來弟弟把絲綢帶給了我母親，還照了照片寄給我。但是當歸沒有帶，因為味道太重，過不了安檢。

在美國，我見到好多親戚，我妹妹一家人在美國，我也見到了。當時中國的一個華僑醫學會正在開會，邀請我們參加，而且開了座談會，請我們吃飯。我第一次見到那麼多台灣醫學界的人。

當時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和母親通電話，我弟弟考慮得比較慎重。那時的政治環境給人一種恐懼，台灣方面特別注意從大陸到美國去的和從美國到大陸來的人，不少人是搞情報的，都帶著任務，這是有人偷偷跟我講的。

過了一年母親去世了，那時我根本無法回台灣，作為兒子，對自己的父母生不能奉養，死不能奔喪，不能不說是天大的憾事。我是1997年才回到台灣，那次回去是專門探親的。以前根本沒有辦法聯繫，寫信不行，打電話也不行。我回去的時候，老家已經搬家了，老家是台灣高雄市岡山鎮，因為打仗的時候被日本人破壞了，在那裡建立了一個海軍基地。我哥哥去了基隆，他在那裡工作，我家也搬到了北邊。

我去美國期間沒怎麼照相，後來回台灣也沒怎麼照，這是我的習慣，也是當年受我哥哥影響，他在台灣時告訴過我儘量不要照相，你有照片，人家就會抓你。日本在台灣的時候是很厲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