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對台政策的演變

在台灣，一提到中國大陸或中共，總會有人覺得不自在。眉頭深鎖之餘，也經常表露出過多的情緒性論述。事實上，這些反應都是不必要的，因為唯有消除情緒性因素，才能幫助我們更客觀地看待歷史。從而我們才有辦法對歷史進行詮釋與探討，並找出一條真正對兩岸有利、雙贏的道路。

我們要知道，影響兩岸關係走向的因素，包括了：兩岸民眾的主觀意願、兩岸的政經形勢，以及國際政經因素。若是偏重個別因素來對歷史或政策進行論述，都將流於片面、有失客觀。

過去，李登輝與民進黨當局在詮釋二二八事件時，都將之定位為「台灣人對抗中國人」的政治事件，並將死傷人數誇張到兩、三萬人，加上失蹤人口則在八到十萬，但若是對照當時台灣人口不過六百萬人，那也就表示，每七十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失蹤，這幾乎是難以想像的。其實，依二二八補償條例，請領補償金人數來算，死傷人數還不到一千八百人。另外，六四天安門事件死傷人數究竟有多少？從數百位到數千位，眾說紛紜，從來就沒有一個客觀數據，這一切也都意味著，歷史真相經常受到主觀偏見與客觀形勢所影響。

我們要知道，今日所謂的「台灣人利益」，絕對不能單純放在滿足台灣內部的需求來看，而必須放在「台灣－大陸－兩岸－國際」等多重框架下，來進行思考。所以，這也說明了何以我們須要重新評價過去影響兩岸關係的幾個重要轉折。

一九四七年底，隨著徐蚌會戰失利，國軍在華北地區全面潰敗，共軍渡江南下指日可待。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下野，代總統李宗仁遠避美國，國民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由蔣介石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指揮一百九十萬軍民同胞撒退台灣。一九四九年對於徹退來台的國民黨而言，絕對不是輕鬆的一年，因為當年台灣不僅面臨了中共渡海攻台的威脅，在國際社會中也飽受妾身未明之苦。

然而，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卻改變了台灣的命運。六月二十七日美國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台灣在軍事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防衛，政局也因而漸趨穩定。但在經濟上卻始終未能發展，因為當時台灣作為「中」、美兩強軍事對峙的最前沿地帶，隨時都可能爆發戰爭，僑、外資不敢貿然來台，也就無由奢望台灣經濟的發展。

這種經濟停滯的狀態，卻在一九七二年被打破。一九七一年，蔣經國剛上任行政院長時，台灣地區國民年均所得是四百零三美元，到一九九三年郝柏村卸任行政院長時，國民年均所得已突破一萬美元。這當中，到底是發生什麼樣的結構性的轉變，使得台灣經濟一下子快速起飛？

我的觀察是：這與一九七二年「中」美簽定《上海公報》有關。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稍後，尼克森與周恩來在一九七二年二月簽定《上海公報》，進行所謂的「美中關係正常化」。在這突如其來的政治大翻轉底下，美國、中共各有盤算。美國打的是「聯中制蘇」的大三角戰略；中共打的則是「聯美抗蘇」的美國牌。這一來一往之問，也使得台灣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不過，卻也是在同一年，台灣經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在《上海公報》簽署之前，台海是名符其實的「接戰區」，戰爭隨時都有可能一觸即發；但在《上海公報》簽署之後，美國與中共已達成諒解，認為台海問題應該由兩岸的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由此，「和平」一夕之間褪去了台灣「遠東反共堡壘」的形象，從而來自美國、日本及東南亞地區的僑、外資紛紛湧進台灣，促成台灣經濟的起飛。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建政後迅速宣示「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的政策，但這並非出自毛澤東的主觀偏好，而是迫於當時國際政治現實，不得不向蘇聯靠攏。史達林一向對毛澤東並無好感，特別是在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毛澤東翦除了黨內王明、李立三等「國際派」勢力，順利取得中國共產黨主導權。毛澤東有關「以農村包圍城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主張，在在使得史達林猶如芒刺在背。

二次大戰結束後，另一樁令毛澤東感到不快的是，蔣介石與史達林間的密約。當時密約內容，包括：中蘇簽定友好同盟條約，蔣介石承諾將東北與旅順港的利權讓給蘇聯，外蒙經由公投脫離中國，藉以換取蘇聯保證不支持在新疆的東土耳其斯坦建國運動，史達林也允諾將中共納入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中。

一九五四年史達林過世後，赫魯雪夫接任蘇共總書記，他上任便開始批判史達林，毛澤東雖也不甚喜歡史達林，但由於毛是仿照史達林建立中共政權，批判史達林，在某種意義上，即是批判毛澤東，因而一場意識形態的論戰便在一九五九年爆發。爾後，中蘇共進一步摩擦，一九六二年蘇聯召回在中國的專家與技術人員，一九六九年中蘇共爆發了珍寶島軍事衝突。美國認為機不可失，就在季辛吉的穿梭下，展開聯中制蘇的戰略佈局，而在一九七○年代以乒乓外交開啟了友誼之路。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推動改革開放，國際政經局勢也隨著中共綜合國力的提升，大幅改觀。不過，「中」美間的友好態勢，卻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柏林圍牆倒塌，以及隨之而來的華沙公約組織和蘇聯的瓦解，乃至東歐共黨政權像骨牌效應班一一垮台，而發生巨大變化。在美國保守派人士高唱「歷史的終結」，認為資本主義已決定性地打敗了社會主義，從而興起了「中國威脅論。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到一九五七年展開「反右」鬥爭前，除了少數地區外，中共大致統一了中國，在此八年中，經濟表現不錯。不過，從反右鬥爭開始，政治運動不斷，乃至文化大革命，在在將大陸推入前所未有的動盪中。一直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正式為動盪的中國大陸畫下了句點。

此中的關鍵人物就是鄧小平，他在三中全會的政治報告題目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總結了中共建政以來的經驗與教訓。在此之前舉行長達三十五天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打倒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派，撒銷汪東興的一切兼職，並把陳雲納入最高領導層。

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表明了對內改革開放、對外和平發展的決心，並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主張，「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偽中心，而「兩個基本點」，則是指「四項堅持」與「改革開放」。當兩者發生牴觸，則以何者對經濟建設有益為取捨的標準。所謂「四項堅持」即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黨領導。根據我的觀察，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若是與改革開放發生矛盾，則為了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這個基本國策，就會被擺在一邊。事實上，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下，「四項堅持」在實務上只剩下堅持共產黨領導一項而已，而且共產黨也面臨加速轉型，這都得益於鄧小平思想。

鄧小平思想是什麼呢？基本上就是：一塊石頭，兩隻貓，三條魚，四隻雞。一塊石頭，指摸著石頭過河；二隻貓，指不管是黑貓白貓，只要能抓住耗子就是好貓；三條魚（於），指三個有利於，只要有利於綜合國力的提升、有利於人民福祉的增進、有利於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四隻雞（基），則是指四項基本堅持。

從一九七八年大陸改革開放之後，中共被迫於一九八二年制定了一部新憲法，以因應改革開放的需要。而「社會主義」過去被教條地理解為公有制、按勞分配與計畫經濟，也面臨根本性的變化。

一九八二年，新憲法強調「以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自此引進了「市場」；一九八八年第一次修憲，將市場的地位提高到與計畫並軌；一九九三年第二次修憲，正式在憲法第十五條明定，採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計畫」由此消失了；一九九九年第三次修 憲時，中共更進一步將公有制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將按勞分配改為「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並存」。

另外，由李長春所提出、江澤民大力推行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更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再次面臨新的社會經濟形勢，如何主動調整步伐，讓共產黨繼續執政。三個代表即是，中國共產黨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簡言之，依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J，昔日工農群眾的階級敵人－－資本家、民營企業家－－也可以加入共產黨。這對共產黨屬性的衝擊不可謂不大！

總之，中共一九七八年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一九九三年引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二○○三年確立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三大政策轉折對大陸的現代化事業，起了醍醐灌頂的作用。

此外，改革開放不僅促使中共改變經濟發展策略，同時也讓中共必須對外尋求一個和平、穩定的外交關係。這也是為何，中共在一九七八年後，不斷致力與周邊國家改善關係，包括：與蘇聯、越南、馬來西亞的關係正常化，並與南韓建交等。簡言之，「和平發展」與「改革開放」可說是一體兩面，當然與周邊國家改善關係之餘，也調整了處理台灣問題的態度。

一九七九年葉劍英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稍後鄧小平在一九八○年代初則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為對台政策的指導方針，但是兩岸關係的發展，卻在九○年代後，出現了戲劇化的發展－－看似合，實則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推展，蔣經國宣布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關係開啟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九九一年，台灣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因此解除了中共「叛亂團體」的政治地位。一九九二年，辜汪會談達成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自此，兩岸似乎有走向統一的徵兆。不料，一九九三年二月，李登輝授意當時全面改選後的第二屆立法院院長劉松藩，成立「中華民國各界加入聯合國促進會」，因而導致中共內部對李登輝開始出現雜音，乃於一九九三年八月，在聯合國提出了《台灣問題白皮書》與台灣展開交鋒。一九九四年四月發生千島湖事件，李登輝指責中共領導人為「土匪」，雙方關係生變。一九九五年六月初，李登輝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稍後，中共在七月二十一～二十八日間展開導彈演習。當年八月，李登輝接受司馬遼太郎訪問時，竟聲稱自己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震驚各界。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第二次導彈演習，美國派遣獨立號與企業號兩艘航母戰鬥群逼近台灣海峽，造成台海危機。一九九六年八月，王永慶申請到漳州設立發電廠，李登輝不願放行，而提出「戒急用忍」。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發表「兩國論」，中共停止海協會與海基會交流；二○○○年三月十八日，陳水扁當選總統，中共表示要「聽其言，觀其行」。五月二十日，陳水扁就職時提出「四不一沒有」；二○○一年八月，台灣舉行經發會，雖達成三通直航的共識結論，但政府迄今未能推行。二○○二年八月，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中共正式通告準備對台進行武裝鬥爭。二○○三年下半年陳水扁全力推動「公投J，聲稱「四不一沒有」早就不存在了，更是牽動美、中、台關係。二○○四年三月二十日陳水扁以極具爭議性的手法贏得大選後，接受國外媒體訪問，聲稱他將全力推動台灣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就算與中共有發生戰爭的風險，也在所不惜！並宣布將於二○○六年公投制憲，二○○八年實施新憲。

這些起伏變化，暗潮洶湧，台灣人民或許還沒意識到大難臨頭，但是對中共而言，武裝鬥爭是作為其建國的三大法寶之一，因為兩岸關係的一再倒退，再度將武裝鬥爭重新提到議事日程表上，在在已對台海的穩定投下巨大變數。

在我看來，兩岸關係如果從國際法來看，就如同一個國家內部的兩個「交戰團體」 (belligerent）的關係，即一國之中叛軍盤據部分地區，政府軍無法平定，為了保障淪陷區內的外國僑民，只好容忍叛軍政權可以直接與邦交國交涉。從這個角度做出發，「交戰團體」的構想可為兩岸在各自對外交往上，創造國際活動空間，也就是，中共可以容忍美國與台灣建立非正式的外交的關係；自然我們也得默許梵諦岡與中共的交往。

今（二○○四）年二月初，陸委會有一份綜合評析報告顯示，在二○○三年進行的、與兩岸關係有關的八十次民調中，有百分之七十的民眾支持政府應該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下，與中共展開談判；有百分之七十八的民眾認為，兩岸領導人互訪對改善兩岸關係有益；另外，贊成未經說明的「一國兩制」的民眾，有百分之十七～三十五。這說明台灣民眾還是希望兩岸能夠儘快恢復交往。

回顧一九四九年迄今，台灣經濟發展最好的時間是落在一九七一年至 一九九二年，國民人均所得從四百零三美元一下跳到一萬零六百美元，成長了二十六倍之多。但在一九九三年李登輝大權獨攬後，這十一年來，台灣地區國民人均所得卻始終徘徊在一萬一千至一萬三千美元之間，民眾財富普遍縮水。

另一方面，不管政治多麼緊張，台商還是不斷湧進大陸，目前台資在大陸的投資高達六、七百億美元。這幾年，累計對大陸的貿易順差已經超過一千五百億美元。這一切也意味著，台灣經濟的繁榮實際上有相當高的比例是靠著與大陸經貿交往而來的。

一個有為的政府，應該要給老百姓一個安全、穩定、有明天、有未來的發展環境。兩岸關係是如此的重要，我們也意識到有關兩岸的問題與政策，也一定要從整個歷史脈絡、國際政情、兩岸內部的政經變化來進行理解，這樣才能實事求是地制定出合宜的兩岸政策，為兩岸同胞謀取最大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