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價值觀與世界霸權

一、美國在用槍炮強行輸出自己的價值觀

價值觀問題在美國對外政策中一貫佔有重要地位，正如有的美國學者所指出的，「自從建國初期開始，美國人就一直為將我們的價值觀與我們的其他利益相結合而絞盡腦汁。」〔註一〕一點不錯，二○○二年底布希總統也強調說，「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將以美國國際主義為基礎，這種國際主義乃是我們價值觀和利益的結合。」〔註二〕美國當局把價值觀視為「一種無形的國家利益」和「軟實力的重要源泉，」〔註三〕而予以高度重視。這一點在蘇聯解體之後變得更為明顯。一九九一年，美國年度《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要按美國價值觀來建立「世界新秩序」。一九九二年二月，時任國務卿的詹姆斯．貝克說，「蘇聯的崩潰產生了一個世紀才有一次的機會在全世界推行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念」。〔註四〕那麼，如何推行呢？二○○二年六月布希總統在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典禮講話中提出「先發制人」的主張。緊接著，同年九月，布希政府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正式確立了「先發制人」的戰略原則和向全世界推銷美國和西方民主價值觀的戰略目標。當一位德國記者於二○○三年六月問及《文明的衝突》一書的作者塞繆爾．亨廷頓，「美國人的世界新秩序是什麼樣子」的時候，亨廷頓回答說，「美國是一個要在全世界傳播其價值觀的全球性強國」〔註五〕。

近十多年裡，美國正是在傳播「民主」與「自由」價值觀的旗號下，發動了一場又一場戰爭。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海灣戰爭的結果使美國控制了海灣地區；一九九九年科索沃戰爭使其勢力向東歐大大推進；阿富汗戰爭使其軍事力量進入中亞；二○○三年的伊拉克戰爭又使其勢力得以進一步控制至中東。總之，美國的「民主」、「自由」要輸送到哪裡，美國的飛機、大炮和各種現代化武器就跟進到哪裡。拿赤裸裸的武力手段為美國的「自由」、「民主」開道。這種用暴力手段強制推行美國價值觀的做法，理所當然地激起世人的義憤和深深的思考：這究竟是怎樣一種價值觀？美國急於強行輸出這種價值觀究竟意欲何為？

二、美國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價值觀

什麼是美國的價值觀？什麼又是美國的政治價值觀？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要考察其歷史淵源和社會制度。因為，作為意識形態的價值觀，歸根到底是社會歷史發展和現實生活的產物。

美國價值觀淵源於在殖民地土壤上滋生發展起來的商業資本。由於封建因素薄弱，加上對英國重商主義的繼承，使美利堅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比其他民族更具商業精神。商業被視為最重要的謀生手段，營利賺錢成為實現自身價值和道德理想的最高尺度。這種商業精神又為當時盛行的「清教主義」所加強。清教主義既是一種教義，又是一種價值觀念，一種生活方式。它想方設法證明，努力工作就能取悅於上帝，發奮經商就會得到昇華。從而使之與資產階級經濟觀融為一體。從商業精神衍生出來的藐視封建傳統與革新冒險精神，開拓慾望、個人獨立性及自由、民主、平等精神等等，加上當時人們面對陌生的北美大陸為爭取生存發展而造就出的自強不息、艱苦奮鬥和求實精神，都逐漸成為美利堅民族的性格特徵和價值觀念，並且成為當時北美經濟高速發展的強大動力，至今對其他國家、民族仍具重要借鑒意義。但是，作為一個以商業精神立國而逐漸發展起來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國，其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則是個人主義。這是美國政界人士所公開承認的，也是他們所一再強調的。還在美國獨立後不久，作為開國元勳和著名政治家的漢密爾頓就說，美利堅人「佔優勢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慾。」一九二九年大危機時期擔任總統的胡佛曾經說過，「三個世紀來個人主義是美國文明的基本動力」。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一個新興民族不畏艱險、求生圖存的思想動力。但是，早自殖民地時期開始，就暴露出個人主義動力的另一個方面，即擴張和種族主義。其突出表現之一便是由「雄心和私慾」引發的對印第安人的恩將仇報和對黑人的奴役。更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生產和生活社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速，個人主義越來越走向自身的反面。許多美國有識之士正重新審視美國的價值觀念問題。

但是，對存在於美國公眾中的價值觀念，無論是優良傳統或消極因素，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自我調節而加以提升或逐步克服。而且人們注意到，美國社會一開始就存在與個人主義相對的價值觀念。作為構成移民多數的勞動者，生產和生活的需要使他們自發傾向於互助合作。直到今日我們還會看到「志願者」在從事某種義務工作。在美國這樣一個金錢社會，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然而，絕不能把美國當局今天竭力向外推銷的價值觀看成是美國公眾價值觀的簡單延伸。事實上，正像美國一些學者所指出的，美國外交決策者利用了美國公眾對國際政治的漠不關心和主要關注國內問題的特點，而向外推銷一種變了味的價值觀－－美國政治價值觀。學者們指出，「當大多數人漠然處之的時候，他們把外交政策的戰場交給了擁有特殊利益的人」。這些特殊利益者「雖然他們只是少數人，但他們的呼聲才是美國國會傾聽以決定美國利益的聲音」。〔註六〕亨利．基辛格博士指出，「外國評論家提出美國謀求統治地位問題，而美國這樣做常常是對國內施壓集團所做出的反應。」由於這些特殊利益集團長期的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傾向單邊政策和霸道行為。」〔註七〕也正是這些人，他們熱衷於意識形態，宣傳極端保守主義，高喊「民主」「自由」，而把美國價值觀中的利己主義推向極端。在實際做法上，他們以在全世界推廣「民主」「自由」為名，公然破壞傳統國際法準則和聯合國憲章，否定主權國家的主權。針對這種做法，一位德國教授指出，他們正在借助武力而使「世界觀的衝突……軍國主義化」。〔註八〕這樣，美國公眾的價值觀在這裡已蛻變為服務於美國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價值觀。儘管這種政治價值觀表面看來具有美國一般價值觀的面貌和某些特徵。然而，是完全變了味的美國價值觀。

從根本上講，這種政治價值觀反映了美國大財團資本家的根本利益和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又是與向全球擴張資本主義緊密相聯的。早在五十多年前一位美國官員就說過，「資本主義是一個國際體系，一旦在國際上行動不開，就要徹底完蛋的」。〔註九〕美國總統杜魯門把這點說得十分明白。他說，「全世界都應當採用美國的制度，」因為「美國的制度只有成為全球制度之時，才可能在美國生存下去」。〔註十〕一九九七年《外交》雙月刊上一篇題為《商業和外交政策》的署名文章指出，「在大多數美國歷史上，商業利益一直處於外交政策的中心，反之亦然。而在今後幾十年裡，它們之間相互合作將變得更加緊密，更加重要，更加難以駕馭和更加難以為美國公眾所理解。」「健康的美國經濟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地與外國市場相聯繫。美國已不再能夠僅依靠國內資源來保證足夠的增長，提供足夠的工作，獲得足夠的利潤和儲蓄。現在美國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經濟增長來自出口。到世紀之交，超過一千六百萬個工作崗位依靠向海外出口來維持。」文章強調，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正確的思路是要求從政府和商業的最高層之間有堅定的合作的領導。美國外交政策和經濟的成功都基於此。」〔註十一〕

為了壟斷資本的世界經濟利益，美國的對外戰略被要求「盡可能多地尋求權勢的積累，」「在這方面，隱藏於美國戰略背後的理論基礎就像一個在市場供應中處於壟斷地位的商號，它要去除他的商業上的敵手而不是拿他的利潤在競爭的環境中冒險。從理論上講，如果一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能夠建立並保持自己惟一的大國地位，那它就會變得絕對安全。」〔註十二〕為此，「美國爭辯說，它必須繼續保持在國際體系中的統治地位並『打消』那些『先進工業國家挑戰我們領導地位的念頭……即使是渴望在一個較大地區或全球角色上對我們提出挑戰』」。為此「美國必須在軍事上比其餘九國包括俄羅斯、日本、中國、法國、英國和德國總的軍事支出還多」。它要分化歐洲，制服第三世界。而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在使用「硬實力」的同時，運用「軟實力」來達到目的。「像在十九世紀末某些樂觀的不列顛人那樣，許多美國戰略家今天主張，作為惟一超級大國的美國，應是一個『仁慈的』霸權主義者，通過它所說的『軟實力』」，即通過它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和它的開放的、多元的文化，避免引起對其優勢地位的強烈反應。〔註十三〕而「把自己的真正意圖埋藏在對民主的議論之下。」〔註十四〕

由此可見，美國政治價值觀代表了一種美國特殊利益集團的價值觀，它植根於美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又巧妙地服務於美國的霸權，實在是美國當局一種得心應手的工具。

三、追求世界霸權的美國政治價值觀給世界帶來了什麼？

現在西方某些辯護士宣傳一種觀點，似乎美國儘管有擴張的野心，但在客觀上推進了世界民主化進程，有助於經濟的發展，有什麼不好？這是一種有很大欺騙性的論調。事實恰恰相反，美國強行推銷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已在美國國內和世界引起一系列嚴重後果。

（一）美國民眾民主自由權受到壓制。

二○○一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民眾愛國主義情緒高漲。但是長期受到美國當局和某些媒體的影響，許多美國民眾受到特殊階層的進一步誤導，以為美國當局在國外所作所為，真的就是為著美國民眾的利益。誰要是反對向國外出兵，例如反對攻打伊拉克，就會被看作「叛逆」而備受屈辱。二○○三年三月十日，美國年輕的鄉村女歌手，「南方小雞」樂隊的一名成員，僅僅因為反對對伊拉克動武和在舞台上宣稱：「我對自己出生在德克薩斯州，與美國總統來自同一個地方感到羞愧，」就立刻受到報復，大量唱片被扔掉或碾碎，樂隊的歌曲被拒絕在電台和電視台上播放。與此同時，那些熱愛和平的藝人都受到巨大壓力，接到的匿名電話和恐嚇電子郵件不斷。這些人的「黑名單」的長度在與日俱增，而有的記者僅僅因為參加一次和平遊行，而被停止工作好幾個星期。總之，言論自由已經成了「9．1」事件和美國政治價值觀的犧牲品。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拉攏公眾，電視、電影、電台和報紙都在體現極端愛國和支援戰爭的思想」〔註十五〕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下，情報部門不惜提供被誇大的甚至是假「情報」，為對伊戰爭製造輿論。因此，美國一些報紙發出了「我們真的對我們自己的民主感到擔憂」〔註十六〕的無限感慨。

早在約一百七十年前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就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深刻指出，「在美國，多數在思想的周圍築起一圈高牆，在這圈牆內，作家可以自由寫作，而如果他敢於越過這個雷池，他就要倒楣了。這不是說他有被宗教裁判所燒死的危險，而是說他要成為眾人討厭和天天受辱的物件。」「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質力量進行壓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國則靠精神力量進行壓制，連人們的意志它都想征服。」〔註十七〕

在美國強制輸出政治價值觀的同時，美國國內民眾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受到日益加強的壓力，這就是美國的現狀，也是美國民眾的悲劇。

(二)國際公認的主權原則被否定，國際組織被撇開。

美國如果真的尊重「民主」，那就應當尊重主權原則和各國共同建立的國際組織。因為早在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就破除了羅馬教會神權統治體制的世界主權論，確立了主權平等，領土主權等國際關係中應遵守的準則，並開創了以國際會議形式解決國際爭端的先例。這些都是國際關係民主進程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美國當局口口聲聲要輸出「民主價值觀」，本應遵循上述原則。然而美國為了建立由它「領導」的世界新秩序，拋出「主權過時」，「人權高於主權」，「邪惡軸心」等謬論，公然依仗實力，從根本上推翻主權國家平等這一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同時越過聯合國這一國際公認的最具代表性的多邊機構，獨自採取行動，這是對數百年來國際關係發展史的一個大倒退。

（三）在第三世界國家造成動亂，擴大南北貧富鴻溝。

美國宣傳它所推廣的民主價值觀正在造就新型的「仁慈」帝國。這種帝國不是以獲取領土和殖民地為目的，而是要用以民主、自由、私有化為主要內涵的「美國模式」來改造世界。然而，事實又如何呢？正如俄羅斯學者所指出的，「今天的美利堅合眾國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接連不斷地有效破壞其餘世界的穩定的基礎之上，以便於它吸收外來資本」。此外「美國輕視其他國家民族的利益，踐踏公平和人類公法，千方百計加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鴻溝，以便自己從恐怖惡魔的威脅中擺脫出來」。〔註十八〕事實正是這樣，美國利用現行國際經濟秩序而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並進一步擴大了與發展中國家在產值、科技、國民收入等各方面的差距。自一九九○年以來，約有一百個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或停滯。由於種種原因，非洲國家更被嚴重「邊緣化」。其實，許多非洲國家的內部混亂，東南亞金融危機，拉美國家的經濟動盪等等，無一不與「美國模式」有關。儘管如此，美國仍在軟硬兼施，壓迫發展中國家接受這種模式，致使這些國家不僅經濟困難無法擺脫，政治動盪難以平息，而且經濟主權、政治安全也將進一步喪失。探索並提出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註十九〕

美國急於強行輸出其政治價值觀的虛偽性和嚴重後果，可見一斑。

（四）美國正在「賣空」自己的價值觀，越來越將自己置於與世界人民對抗的地位。

早在二○○二年初，俄羅斯一位學者即指出，「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慘劇完成了從蘇聯解體後開始的蘇聯後世界的形成過程。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人類已從兩個國家集團的對抗轉向本質上是另一種對抗——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和所有其他人的對抗。而且，越是在文化和經濟發展上離美國越遠的社會，這種對抗就越尖銳，其採取的方式就越是殘酷和無情。」〔註十九〕一年多來，由於美國當權者濫用美國人民在「9．11」事件後的愛國熱情，假借美國公眾的價值觀，以輸出民主價值觀為名，大肆向世界擴張，其結果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甚至連過去美國的盟友德、法，都起而反對美國的倒行逆施，更不必說第三世界許多國家了，儘管其中一些國家懾於美國的淫威而不敢公開譴責美國的作法，但這不過是一種暫時保全美國面子的一種假象，是無法持久的。

針對美國的所作所為，美國有識之士對美國未來感到深深的憂慮。約瑟夫．奈指出，「美國不會永遠保持霸權地位。如果我們高傲自大，對外部世界麻木不仁，浪費我們的軟實力，我們就會增加受到攻擊的危險，賣空我們的價值觀，加速我們優勢的喪失」。他在其著作《美國霸權的困惑》的前言中最後寫道，「我感到憂慮的是美國的前途。我們應該怎樣增加並有效利用源於我們根本價值觀的力量，我們應該怎樣應付全球信息時代美國面臨的嚴重挑戰？」〔註二十〕看來，這真正是美國應當認真對待的難題。

〔註一〕〔註三〕（美）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麼美國不能獨斷專行》（中譯本），世界知識出版社，二○○二年，第一五八頁，第一四九、一五一頁。
〔註二〕George W. Bush, The Bush Doctrine, Newsweek, Dec. 2002-Feb. 2003. P.30
〔註四〕路透社華盛頓一九九二年五月五日電。
〔註五〕《沒有一種強勢能永遠持續》，德國《商報》，二○○三年六月十日文章。
〔註六〕〔註七〕見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中譯本），第一四二～一四三頁，第一四四頁。
〔註八〕見《俄羅斯報》二○○三年一月三十日文章，國際極權主義。
〔註九〕沃爾特．拉伯：《美國、俄國和冷戰（一九四五～一九八○）》，紐約，一九八○年，第十頁。
〔註十〕維森特．戴維斯和莫裡斯．A伊斯特《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意識形態－－洛克自由主義的範例》(Vincent Davis and Mauriee A. East, The Ieolog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Paradigm of Lockian Liberalism)紐約，一九七三年，第五四頁。
〔註十一〕Jeffrey E. Grten, “Bsiness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7.
〔註十二〕Benjamin Sehwarz and Christopher Layne, “A New Grand Strategy”, The Atlantic Monthly, January 2002, P.37.
〔註十三〕“A New Grand Strategy”, The Atlantic Monthly, P.38.
〔註十四〕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二○○三年五月十一日，題：真相大白美國好戰者的導師。
〔註十五〕法國《週末三日》週刊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報導。題：美國的黑名單。（參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註十六〕（法）托克維爾著：《論美國的民主》（中譯本）上，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三年版，第二九四頁。
〔註十七〕〔註十九〕米哈伊爾．傑拉金，《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蘇聯後世界結構的完成》，《二十一世紀自由思想》，二○○二年第一期。
〔註十八〕參見鑫泉《美國霸權與發展中國家的抗爭》，《光明日報》，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註二十〕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世界知識出版社，第一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