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新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道路坎坷

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紐約逝世的著名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斯威澤（Paul Marlor Sweezy），是個平凡人，也是個奇人。按照出身來說，他屬於資產階級。可是在思想意識上，他卻是正宗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筆者過去對他所知極少，只是應了福蜀濤先生囑咐才試圖對他熟悉一番。原來在一九八三年，我所在的印度新德里尼赫魯大學曾經授予他榮譽文學博士稱號，我卻全然無知。記得那時我已辭去亞非語文系主任職位，不再出席決定學術大事的教務委員會﹔尼赫魯大學是新潮派，不舉行授獎、授文憑的年會，這都是客觀上使我如此無知的原因，想起來慚愧不已。斯威澤長期不在大學任職（只是在晚年到康奈爾大學、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曼轍斯特大學作過短期訪問教授而已），更由於他和馬克思主義理想以及左派活動家的親屬關係，被拒之西方學術象牙塔門外，如果不是一九九九年「進化經濟學會」（Associa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授予他榮譽獎金 （叫 Veblen-Commons Award）， 我的尼赫魯大學給他的榮譽學位算是全世界學術界對他傑出成就的唯一承認。從他一生為人類進步思潮所作的貢獻來看，這也太不公平了。我想，到了一百年以後，總有一天學術界強權消失，精神領域建立公正的國際秩序，那時候人類一定會把公道還給他的。

斯威澤於一九一○年出生在紐約的一個富家，父親（Everett Sweezy）是第一國家銀行的副行長（行長George Baker是美國金融鉅子摩根的搭擋）。雖然他父親在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中投資受到巨大損失，又在一九三一年（斯威澤二十一歲時）與世長辭，遺留給他的財產仍然可觀。這樣的家庭環境供給年輕斯威澤舒適的生活與良好的教育機會，銀行中更存著一筆很難花完的遺產。斯威澤很早在哈佛大學時期就開始發表文章並出書，所得的稿費也是富裕的。到了一九四○年代末期，他和志同道合的勞工教育家侯伯曼（Leo Huberman）決定創辦一個進步思潮刊物時，他宣佈自己對遺產無所需要，決定每年撥出五千美金來做雜誌經費。斯威澤晚年回憶，早期和他一起在哈佛大學唸書的左派同學，多半由於尋找自己的事業而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分道揚鏕，他自己由於不愁生活、不找事業才能持之以恆。這也說明要在現代發展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還必須依靠非無產階級的高級知識分子，還必須有充分的財富來穩住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等於說：還必須要有資本主義社會。

更重要的是美國學術思想自由，圖書館資料豐富、免費開架讓學者盡情瀏灠，不像馬克思當年非得從德國搬去英國、成天泡在倫敦博物館圖書館才能進行學術研究那樣。斯威澤最早受教育的場所是美國最貴族、最權威、最傑出的哈佛大學，後來又到倫敦大學的國際經濟學術權威機構－－倫敦經濟學院－－就讀一年（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他從倫敦回到哈佛時，又有幸結交剛到哈佛任教的前奧地利財政部長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並成為他的助教。一般人以為斯威澤是熊彼特的學生，斯威澤在晚年發表談話時否認。他說，當時熊彼特有個小小討論組，他經常參加。熊彼特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家中最欣賞馬克思理論的，斯威澤又剛剛從倫敦經濟學院吸收了凱因斯經濟理論和馬克思主義靈感，兩人雖然是隔代年齡卻變成知音友好。熊彼特在哈佛大學教授中（他們也分不同等級、地位影響懸殊）地位高、影響大，並且對斯威澤極為推薦。如果不是斯威澤離校參加軍隊，他早就變成哈佛大學絕無僅有的馬克思主義者經濟學教授了。

斯威澤在哈佛大學教學以及和熊彼特的思想交流是他智慧理論發展的黃金時代。一九四二年出版的、至今仍然是經濟學者必讀的斯威澤的《資本主義發展理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則》（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就是在哈佛大學校園中孕育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年，熊彼特的巨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問世，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全球開明社會科學家經常引用的經典著作。我們注意到斯威澤和熊彼特在理論邏輯領域中是同床異夢、相互競爭的，可是他們尊重真理的持學態度、以及對人類發展的理想，又使兩人變得志同道合。兩位經濟學家都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雖然強大，但最終會被社會主義制度取代。 從他的經濟環境出發，斯威澤是很容易成為世人所嘲笑的「搖椅馬克思主義者」（armchairMarxist） 的典型榜樣的。事實卻不然。強烈的正義感驅使他在一九三○年代參加國際反法西斯同盟，他又在珍珠港事件以後於一九四二年參加美國軍隊。珍珠港事件是「九一一」以前美國本土遭受外國突然襲擊的最大慘案，羅斯福總統深感情報工作重要，美國在一九四二年成立「戰略服務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 這個史無前例的龐大情報機構－－現在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斯威澤是這一機構中最早的官員之一，在一位哈佛大學教授領導下工作。後來OSS又派他到英國的辦事處去，為美國政府「觀察」英國經濟狀況。戰後他得到「社會科學研究協會」獎學金回美國繼續從事學術研究。由於失去了擔任哈佛大學經濟教授的機會，他毅然決定不去尋找大學職位，他長住新罕布什爾州時，卻經常驅車去哈佛大學圖書館查看資料。

一九四九年創刊的《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開始了斯威澤的人生第二階段－－可算「學術兼社會活動時期」，刊物辦公室經常舉行正式與非正式學術討論會，逐漸變成全世界進步知識分子的沙龍；月刊更是斯威澤為國際進步思潮創造的論壇。斯威澤在這一階段對全球的影響與對人類的貢獻勝過他在哈佛大學從事學問研究的短暫時期。在《每月評論》發表過文章的著名人物有「相對論」創始人、原子能開創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著名黑人夫婦，人權領袖杜波伊斯 （W.B. Du Bois）和生於美國、晚年變成加納公民、壽終於埃及的杜波伊斯夫人，作家（劇作家、作曲家）兼活動家攝爾雷，格拉翰（Shirley Graham），法國哲學兼文學家薩特 （Jean-Paul Satre），古巴領袖卡斯特羅，古巴革命英雄、游擊戰術理論家格瓦拉（Che Guevara），美國黑人穆斯林領袖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 ），《西行漫記》作者、中國人民的長期朋友斯諾（Edgar Snow），美國著名報人兼作家斯通（I.F. Stone），英國經濟史學家兼政府顧問托尼（R.H. Tawney），英國政治理論家、經濟學家、偵探故事作家兼記者柯爾（G.D.H. Cole），美國第三十三任副總統華萊士（Henry Wallace），美國歷史學家、被人形容為「迷途、左派、歷史合成」的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美國進步女作家、晚年定居中國的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美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著名美國黑人女劇作家漢斯貝裡 （Lorraine Hansberry），著名語言學家、當代美國左翼學者魁斗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英國社會歷史學家兼活動家湯普森（E.P. Thompson），波蘭出生的、兼有經典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觀點的著名宏觀經濟學家卡勒齊 （Michal Kalecki），英國女經濟學家魯賓遜 （Joan Robinson），被刺智利總統阿連德的侄女、拉丁美洲聲望極高的女作家兼活動家伊薩貝爾．阿連德（Isabel Allende），埃及出生、巴黎大學畢業的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阿敏 （Samir Amin）等。

一九五二年，由於《每月評論》強烈反對朝鮮戰爭，新罕布什爾州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對斯威澤起訴，他被拘捕入獄、又被保釋。斯威澤堅決上訴，創造了美國法律史上著名的「斯威澤對新罕布什爾州」審判案件。一九五七年美國最高法院宣判斯威澤無罪，法官判決書變成美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保護學術自由的宣判。也是在這遭受了「麥卡錫主義」迫害期間，斯威澤建立了每月評論出版社，幫助進步學人發表著述。出版社的第一本書是斯通的《朝鮮戰爭幕後史》 （Hidden History of Korean War） （一九五二年出版），轟動一時。一九六三年每月評論出版社推出的威廉斯所著新書《美國、古巴與卡斯特羅》（The United States, Cuba and Castro），是「古巴危機」（赫魯曉夫把蘇聯洲際導彈運到古巴，肯尼迪針鋒相對，險些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後，對冷戰性質以及古巴實情客觀分析的權威著作，廣為讀者歡迎。美國著名工人運動者韓丁（William Hinton）到中國考察土地改革實況，寫成Fanshen（翻身）一書，三年找不到出版社。一九六六年，斯威澤替他由每月評論出版社出書，精裝本頓時銷光，繼而又出了平裝本，銷售了二十萬冊；不但《翻身》變成世界名著，就連「翻身」這兩個中文字也在國際學術界變得家喻戶曉。

在上面這些名人中，筆者有幸在印度見過湯普森、魯賓遜和韓丁。湯普森在一九七○年代曾經到德裡大學講演，我第一次聽到他的理論：歷史屬於人民、不屬於統治者，因此研究統治朝代的「政治史」對我們認識歷史幫助不大，必須提倡研究普通人生活的「社會史」。這次講演可以說影響了我一生學術研究的思維。魯賓遜是斯威澤早期在英國留學時就認識了的，以後交往甚密。她是「劍橋經濟學家」中的左派。她和斯威澤的一個共同點是：把凱因斯經濟學說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結合起來。魯賓遜生前的一個愛好就是到遠東旅行，每隔兩年一定去中國訪問一趟；每次從中國返回英國時又一定在印度首都小住幾天，因為那兒兩所大學經濟系的主要教授差不多都是她的學生。通過他們，我和魯賓遜相當熟識（還承她幫我向劍橋大學圖書館買到我研究鴉片戰爭的《怡和公司文獻》[Jardine Matheon Papers]目錄的微縮膠卷）。她還到我家中來吃過飯。說來慚愧，我們做不出好的菜餚來招待這位素食者。可是她像印度聖者一樣，生活簡單，毫無著名學者的架子。一九八○年代她經過印度時，我還到尼赫魯大學經濟系同事家去見過她，不久她就去世了。和韓丁見面是大約十年前，我主持的新德里中國研究所聽說韓丁到了德裡，就邀請他來所裡講演。我還記得他在批評中國大搞市場經濟時，引了美國工人群眾之間的俗話「Market is meat-mincer」（市場是碎肉機）－－遭殃的是勞動者和消費大眾。

我們現在的「馬克思主義」一詞是一個包括兩大組成部份的模糊概念：一是由馬克思開創的學術理論，另一是共產黨／社會黨性質的革命行動。馬克思開創的學術理論也有兩大部門：一是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另一是鼓吹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蘇聯的產生於一個不發達的次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否決了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將發生於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預言，也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找到了對後一部門的實踐者，結果以蘇聯的解體而沒有使社會主義制度得到發展。中國大陸現在搞江澤民定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實驗，在國際上受人稱讚的只是「市場經濟」部份，其「社會主義」內容卻受人懷疑，西方新馬克思主義者對此批評的不乏其人。早在一九八○年，斯威澤在《後革命社會》（Post-Revolution Society）書中就指出蘇聯在斯大林時代出現一種「階級剝削制度」，既不是資本主義，又不是社會主義。在一九九○年，他描寫蘇聯和東歐發展進入了「死胡同」，責任在於實踐者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扭曲，不在於社會主義理想有毛病。斯威澤還認為中國有可能出現一個新的階級，可能破壞革命成果，使資本主義復辟。

關於馬克思學術理論的前一部門－－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批判－－也因為馬克思的許多預言都沒有兌現而變得不時髦了。從客觀上看，在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的帶頭羊是馬克思所最熟悉英國與歐洲大陸，可是到了二十世紀，美國脫穎而出、鶴立雞群，使資本主義有了嶄新的發展，這是馬克思當時預見不到的。另一個因素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包括馬克思所指出的）不斷找到解決方案，使得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完善、強大起來。當然，這一切並不等於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理論分析完全過時。斯威澤和巴倫 （Paul Baran）合著的《壟斷資本》（Monpoly Capital，1966年每月評論出版社出版），指出資本主義經濟面臨的宣傳中誇耀的「大好形勢」與實際上的形勢不妙的矛盾現象，奇怪的是這種矛盾現象卻沒有被學術界戳穿。兩位作者認為這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家「放棄一切責任」，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家也要負責。他們寫道：

「這些年很少看到重要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著作。馬克思主義者太滿足於重複人們熟悉的公式，好像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寧以後就再沒有新鮮事物發生。結果是馬克思主義者無法解釋（世界）重大發展，有時甚至無法承認它們已經發生。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符合馬克思的理論，令人（對馬克思）欽佩。……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過了二十年﹐馬克思主義者驚訝地看到大蕭條並未再來。馬克思主義者對我們認識所謂『富饒社會』的某些特點也毫無重要貢獻。……」

斯威澤和巴倫這番話是誠懇而中肯的。他們同時指出：當代學術界的「明顯機會主義」，就像「吹笛者定調」一樣。誰都知道資產階級學術界是誰在吹笛、誰在定調？作為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而不甘心與機會主義者同流合污、追求真理的精神指引。想用反潮流的理論分析事物的斯威澤，一方面享有那些不在資本主義國家生活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無法享有的優勢（比方說，前蘇聯、現中國的學者分析美國資本主義時總不免隔靴搔癢），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一種孤獨感。他和許多志同道合的學者卻堅持自己對真理的信仰，在坎坷的道路上走完了一生的行程。

我不知道為甚麼福先生要我寫這篇拙文。我對台灣情況瞭解不多，不敢說《海峽評論》是不是從《每日評論》那裡吸取了靈感，也不敢說「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的王曉波教授和斯威澤有沒有相似之處。從斯威澤的例子來看，凡是追求真理、不怕打擊的知識分子都是全球化的精英。蘇東坡說﹕「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人貴守真志滿，逐物則意移。願與《海峽評論》讀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