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需要中央情報局

著名媒體人、作家和評論員賀奇士（Chris Hedges，見《海峽評論》2022年8月號380期《對外好戰、對內貪腐：美利堅帝國敗象已露》 ）去（2022）年8月間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探員克里亞考（John Kiriakou）討論了CIA如何演變、所做所為、行動方式、如何自我定位，以及在全球從事秘密活動之成效。

克里亞考1990-2004年任職CIA，先擔任情報分析員，後在巴林、雅典和巴基斯坦擔任反恐官員，並在巴國擔任反恐作業主任。

克里亞考是被歐巴馬政府以「間諜法」下獄的第六位「吹哨者」（whistleblower，指揭露政府不法行為者），入監服刑兩年半。

他是第一個公開承認CIA施行「窒息水刑」的CIA官員，並公開確認諸如此類酷刑是CIA的政策，非僅一些不屑探員的作為。

兩人的對談由另類媒體「真實新聞網」（The Real News Netdwork；TRNN）播出。節目視頻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hyQRc1vzkg

TRNN總部在美國巴爾的摩，有63萬訂閱戶，標榜製播不偏頗的獨立新聞，不接受商業廣告及政府、企業贊助，依賴小額捐款。

兩人之問與答對談整理如後。

一、CIA非法行為無所不在，美國國會曾有意立法禁止。

CIA自始便是一個執行暗殺、酷刑和非法間諜活動的單位，包括對美國公民進行這類活動；這些惡行，不少在1975年的參院邱池（Church）委員會和眾院的派克（Pike）委員會給揭露，參、眾兩院因此聯合成立了「參院與眾院情報委員會」，限制CIA各種犯罪行為。

1980年代中期發生涉及CIA的「伊朗門」醜聞後

國會立法設置一名「總監察官」監督情報界。但「9‧11」事件」後，國會監督基本瓦解，CIA再次遁入黑幕後面。

與此同時，CIA自我演變成一個準軍事組織，擁有自己的軍隊和無人機等裝備。

理論上，CIA應受國會監督，但總監察官對整個情治體系的監督已弱化到幾乎不存在。

二、參院情報委員會曾試圖調查9‧11前後CIA的惡行，但不了了之，嗣後形同放棄監督。

參院情報委員會通過的「范士丹報告」（Feinstein），完全以失敗告終。

「范士丹報告」針對CIA局長布里南（John O. Brennan）、CIA探員及CIA工作承包者、線民進行調查，結果被輕鬆規避，未產生效果，而CIA駭入參院情報委員會電腦系統，竊取及竄改該報告的刑案也不了了之，從未被認真調查甚至起訴。

參院情報委員會主席黛安‧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曾表示，CIA那些人根本無法無天，無法究責。

事實上她在參院中以親CIA著稱。她明指CIA局長犯了重罪，實不尋常。

沒有「真正」監督的後果，造就了一個無法無天的組織。這個組織一方面擺脫監督，一方面更納入一些監督委員會成員，沆瀣一氣。

三、監督者反受威脅，CIA自我改變定位。

克里亞考舉出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

他出獄後在一個場合遇到一個參院情報委員會的參議員。該議員看到他顯得有點不自在。他也直白表示對該議員感到失望，質問為何未全力支持情報委員會。

該議員回稱已費盡心力應付情治單位的「安全查核」

。克里亞考於是瞭解他們多麼害怕監督的工作。他們害怕被CIA威脅，害怕安全查核。

他們表面上道貌岸然，進行情報監督，但私下幾乎完全聽從CIA。

這就是情報委員會沉淪的情況。

四、9．11後，CIA輕情報分析，重行動任務，變殺人工具。

CIA兼具情報蒐集和行動功能。

9‧11之前CIA的任務偏重在建立情報連線，雇用線民刺探機密，然後交由分析人員（研析，供決策者參考。

但9‧11後整個情況改變。CIA的「行動綱領」重點從情報蒐集與分析變成反恐、反毒、反核擴散，以及上街抓人和殺人。

過去CIA從好學校召募研究所畢業生。這些有高學歷及通外語的人才，能勝任情報分析工作。現在則從海軍「海豹部隊」、陸軍「綠扁帽部隊」及各特種部隊召募或借調人員。他們能空降、滲透，在叢林、沙漠、敵後殺人、搞破壞。情報成了配合行動的本末倒置。

克里亞考憶及抓到蓋達組織第二號人物查貝達（abu Zabeda）之事。

他說他們花了六週時間在巴基斯坦抓到查貝達，並一併查獲巴國恐怖組織Lashka-e-Tayaba的訓練手冊，是首次獲得該組織與凱達恐怖組織串連的證據，對情報分析而言是一大進展，可以進一步追查該組織與凱達的聯繫管道，以及彼等軍火、資金來源與訓練等運作。

但沒人在乎這件事。「行動綱領」已偏離情報分析與瞭解敵人，偏重在一個目標接著一個目標的殺人與抓人。

CIA是根據「1947年國家安全法」設置。該法定位其功能為研析原始情資，提出報告供總統參考。

CIA應該是個文職單位，超黨派與不涉及既得利益與軍工複合體的機關，卻演變成行政部門的軍隊。

克里亞考回憶他初進CIA時，CIA白紙黑字列明它是一個超黨派的機關。

1995、1996年時他一位女同事，在辦公室小隔板內悄悄貼上支持杜爾（Bob Dole）競選總統的貼紙，不但被下令取下貼紙，並被以把政治帶入辦公室為由，遭到懲處。 多年來他從不知道辦公室同事是民主黨、共和黨、獨立派或代表什麼政治立場。

但9‧11後整個情況改變，CIA變成（不同黨派）總統的私人軍隊。

克里亞考剛進局裡時的第一個明文命令：不可殺人，也不可安排殺人。但這個1233號命令在9‧11後幾天被廢止，暗殺隊突然成立。

克里亞考憶及在CIA反恐中心時有一座位不遠的同事，非常友善，逢人便會打招呼，噓寒問暖，但他常常會失蹤一、兩個星期。

克里亞考有次好奇問另一同事，獲告該同事是去執行「特別任務」，也就是坐飛機去外國，殺人，再坐飛機回來，等待下次任務。

克里亞考說，他派駐中東時，曾結識一個承包CIA工作的契約工，名叫威廉‧D‧沃（William D. Waugh）。他是一個傅奇人物，在包括越戰在內的許多戰爭中，都曾有他的身影。坊間有幾本書描述他的事蹟。

9‧11後的六週，克里亞考在CIA大廳撞見他，問他近況如何，即給拉到一角，悄悄告以他大多在阿富汗，除了殺人，還會是什麼。

克里亞考想起自己曾多次向CIA反恐中心反映，想調往阿富汗，因為局裡像他那樣阿拉伯語流利，有審訊阿拉伯恐怖分子嫌犯經驗的人不多。但屢次申請皆無下文。

大廳一角與威廉‧D‧沃那次談話，使克里亞考明白他們要的不是語言專家和分析人員，要冷酷殺手。

五、線民不足，缺乏情報分析來源。

賀奇士表示，9‧11後他常在巴黎，採訪歐洲和北非新聞，常和法國情報單位打交道。

他派駐國外20年，深知情報工作若訴諸刑求，基本上就完蛋了。

法方深表贊同，並表示在凱達組織內部埋有線人。但美國完全沒有，幾乎只靠電子監聽。

克里亞考想起2001年7月在CIA總部接待駐中東情報人員返國接受簡報及與局長合影，席間反恐中心主任不斷詢問駐中東情報人員，是否知道賓拉登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中心竊聽到一些密語，疑似有重大事件要發生，可能關乎一起重大攻擊。他尋求探員們協助。

會後克里亞考詢問中心主任是否真的什麼都不知道，該主任回稱他們在凱達沒有內線，但確信有重大事情要發生。

賀奇士憶及科索沃戰爭，並表示他是在科索沃解放軍中隨軍採訪的記者。

後來他遇到北約盟軍最高統帥克拉克將軍（Wesley Kanne Clark），克拉克問他雙方有何種武器，數量為何，並捶桌遺憾己方沒有地面人員。

六、CIA本身是進行國際恐怖活動的組織。

邱池（Frank Church）參議員根據「參院調研政府情報活動特別委員會」（簡稱邱池委員會）的資料，把「隱蔽活動」定義為「遮掩用語」，指的是謀殺、脅迫、要挾、賄賂、散播謊言、濫施酷刑和國際恐怖行為。

就此定義而言，CIA的這些「隱蔽活動」就是國際恐怖主義活動。

七、缺乏遠見，計畫品質粗劣，屢遭反噬。

變成「神學士」（或稱塔利班，Taliban）的「聖戰士」就是「反噬」之例。

曾任職老布希與克林頓政府國安會的理查‧克拉克（Richard Clarke）曾說，CIA的機密規則保護了一些探員，但也破壞了對其秘密活動的外部監督。

美國1980年代在阿富汗的失敗政策，就是源於從上而下的離隔作風。

當年賀奇士在巴爾幹採訪時，CIA綁架了許多聖戰士分子，其中不少是埃及人。他們被秘密送回埃及後多遭屠殺。

後來美國駐肯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的爆炸案，就是一種反噬。

其實這也是計畫品質低落的結果。

CIA行事沒有長遠計畫，一直為人詬病。

美國政府和CIA在蘇聯瓦解前對共產主義一直懷有心病，他們一心一意要把蘇聯逐出阿富汗，不惜與魔鬼打交道。

蘇聯被逐出後，不認真協助阿富汗新政府改善基礎建設、農業、教育……等，一走了之。

美國投注大量金錢、軍火，但卻壯大了塔利班，等到9‧11事件發生，一切都太遲了。

八、惡行與失誤連連，CIA是否有存在必要。

參議員丹尼爾‧莫尼漢（Daniel P. Moynihan）1991年5月19日在《紐約時報》撰文，題為《我們是否仍需要C.I.A？》，直指CIA的預測總是出現嚴重錯誤。

CIA在雷根政府時代把蘇聯的經濟高估了50%，使美國政府陷入瘋狂軍事支出，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

當然，CIA也誤判了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其表現還往往不及一些記者和學者。

CIA的怠惰和不良表現存在已久。

國務院的「情報研究處」足可進行各種情報分析 ；國防部的「人力資源處」（DHS）可進用線民做CIA同樣的事 ；「國家安全署」 （NSA）同樣可進行各種電子監聽工作。 此外，各大軍火商斥資成立的各種智庫，也可以做許多這方面的工作。

名作家與新聞工作者提姆‧韋納（Tim Weiner）曾寫過《CIA : 罪與罰的60年》一書，詳述CIA分析工作的失敗。

CIA對重大事件所作的分析，從蘇伊士運河、柏林危機到伊拉克戰爭，幾乎都是錯的。

但從未付出代價，且一錯再錯。

九、CIA是一些人的禁臠。

CIA諸多有問題的領導人中，艾倫‧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是一顯例。

這些人從不把國家利益放在心上。

艾倫‧杜勒斯把CIA視作禁臠，他和他弟弟約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為己利恣意妄為，不把艾森豪總統放在眼裡，他們只是以財團利益著眼的「華爾街黑幫」。

著名導演奧立弗‧史東（Oliver Stone）相信CIA刺殺了甘迺迪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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