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場上的兩位台籍翻譯

抗美援朝期間，為了戰爭的需要，全國各地一大批外文翻譯應徵加入志願軍，用老台胞黃幸的話說：「全國能懂英文的差不多都找來了」 。由於特殊的歷史際遇，不少台胞青年都像黃幸一樣，成了志願軍中的一員。

陳澤炙這個名字，恐怕只有在陳家的族譜上能夠找到了。像絕大多數在大陸參加革命的台灣青年一樣，為了怕給家人找麻煩，陳澤炙改名陳懿榕。

陳懿榕，出生在台北一個書香人家，上世紀20年代末，他父親被派到福州一所台灣子弟學校當教師，陳懿榕和幾個弟弟跟過來讀小學，畢業後回到台北讀中學，畢業於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因學習成績優秀，得到日籍班主任老師的庇護，躲過了被徵去當軍伕或「志願兵」的劫難，在農業試驗所工作一段時間台灣就光復了。為了培養本土人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全台招考100名赴內地大學升學的公費生，陳懿榕應考並錄取。1946年11月24日，陳懿榕和台灣公派生一起乘坐「民眾號」輪船離開基隆，奔赴大陸。陳懿榕始終忘不掉母親到基隆港為他送行的情景：他站在陌生的甲板上，母親站在熟悉的碼頭上。母子相望，拚命揮手，隨著船笛一聲鳴響，彼此的身影越來越小，淚眼遮住的視線也越來越模糊。這次揮手，是他和母親的生離死別。

根據當時的規定，公費生可以從大陸10所高校自主選擇學校，陳懿榕和另外五名男生、兩名女生選擇了浙江大學。在校時，校長竺可楨、數學系教授蘇步青等師長對台生都非常關心，1947年除夕，竺校長還請他們幾位台生去家裡吃年夜飯。浙江大學淳厚樸素的校風、師生們勤奮好學的勁頭鼓舞著陳懿榕，學業和政治思想不斷進步。在浙大學習的第三年，台灣同祖國大陸分離了，海峽兩岸從此隔絕，所有的往來都中斷了。

陳懿榕雖然學業尚未完成，但響應祖國解放台灣的偉大號召，於1949年11月毅然投筆從戎，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九兵團政治部的台灣幹部訓練團，團長是來自台南的蔡嘯（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入伍後不久，朝鮮戰爭爆發。1950年11月，陳懿榕加入了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投入到了抗美援朝的艱苦戰爭中…… 。

在朝鮮，陳懿榕任第九兵團政治部聯絡部敵工科英文、日文聯絡員。據他回憶，當時，志願軍物資運輸幾乎全部依賴汽車運輸隊，到了夜間，運輸隊的車燈一開，遠遠望去就像一條巨龍在崇山峻嶺間盤旋，一遇敵機偷襲，所有燈光瞬間熄滅，可謂神出鬼沒。

到了前線，當時世上最強大的B-29轟炸機不分日夜，經常從萬米高空投下雨點般密集的重磅炸彈，有時睡夢中被巨大的爆炸聲驚醒，第一反應就是深深鬆口氣，慶倖自己沒被炸死。 經過浴血奮戰，麥克阿瑟對美國大兵「耶誕節攻勢」結束朝鮮戰爭的承諾告吹，但此時這位指揮官並未清醒過來。很快，號稱「常勝軍」的美國陸戰隊一師又被志願軍打敗，落荒南逃。

陳懿榕作為一名聯絡員，平時主要教戰士如何進行敵前英語喊話，以瓦解敵軍士氣；前線送來俘虜，他參與審訊，用英語向俘虜們揭露發動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同時，他負責押送俘虜到前方指揮所，對他們的部隊番號等資訊進行登記備案。此外，他還承擔坑道作戰的測繪工作等任務。

1952年10月，陳懿榕所在部隊奉命回國。鑑於他在戰場上連續700多個日夜，不怕犧牲、勝利完成各項任務，被授予三等功，並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軍功章一枚。

回國後，陳懿榕被分配到浙江省建設銀行工作，兩年後又從省城下放到巨化建設辦事處。在隨後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中，他在政治上、工作上都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默默無聞、兢兢業業，贏得組織和同志們的信任。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懿榕被推薦為浙江省政協第四、五、六、七屆委員，期間還擔任過衢州市政協委員，為社會主義建設，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做出貢獻。

陳昭德，1929年出生台灣彰化縣鹿港鎮一個富商家庭，父親是個成功的商人，經營一家糖廠和碾米廠，家道殷實。祖上從河南遷至福建南安再到台灣。「潁川」字樣的燈籠掛在家中祖先牌位兩旁，「南邑」兩字刻於祖墳墓碑之上，這都是從小講閩南話的陳昭德忘不掉的祖國印跡。「我從小就知道自己祖先是從大陸來的。」

如果沒有「二．二八」，陳昭德可能會像其他的富家子弟一樣走上另一條人生軌跡，是那場轟轟烈烈的民眾起義，讓他告別了富裕的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日本投降台灣光復時，陳昭德正在台中縣第一中學讀書，他親身經歷了「二．二八」。當時陳昭德和同學們一起集會、遊行、示威，另外還參加了攻打警察局、攻打駐守機場的國民黨部隊的行動，他還曾繳獲一套航空服和一些手榴彈。不久，國民黨軍進行大規模鎮壓。為逃避當局的迫害，在表叔辜振甫家人的幫助下，陳昭德從台灣輾轉逃到香港。

在香港，陳昭德接觸到當時活躍於香港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經該組織領導人指點，閱讀了大量書刊。不久，台盟領導人又引薦他到當時被譽為華南民主學府的香港達德學院插班學習。達德學院是由香港的地下黨組織創辦的學校，郭沫若、李濟深、沈鈞儒、柳亞子、茅盾等一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都曾在這所學校任教。在那裡，陳昭德如饑似渴地學習，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也就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活躍在香港的台盟創建人謝雪紅、楊克煌、蘇新、周明等人，開始為台盟組織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8年8月，南京地下黨負責同志王亦清（解放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部副部長）夫婦及牟決鳴（著名詩人何其芳的夫人）等撤退到香港。為了把他們安全地護送到中共中央駐地，香港地下黨經研究決定，經海路繞過國民黨封鎖線到韓國仁川，當時中共在仁川設了一個以貿易為掩護的聯絡點。可是，要護送的幾位地下黨負責人都不懂朝鮮語，怕路上會遇到很多麻煩。香港地下黨組織認為，陳昭德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已下決心要參加革命。於是，讓懂日語的陳昭德改名為林東海，和那幾位地下黨負責人一起組成一個「小家庭」，扮作去韓國做高麗參生意的商人。

林東海興奮地接受了這個任務。在船上，他發揮懂日語的優勢，主動用日語與船上的幾位韓國商人攀談、套近乎。由於一路上互相混得很熟，在仁川登陸時，得到韓國商人的關照，他們得以順利入境韓國。登陸後，幾經輾轉，一行人平安到達中共中央所在的西柏坡。完成護送任務後，林東海就留在了西柏坡，隨後被推薦到華北軍政大學學習。

校長葉劍英接見他時親切鼓勵他說：「你雖然出身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家庭，但是能毅然參加革命，說明了你的決心很大，共產黨歡迎更多像你這樣的台灣青年參加到革命隊伍中來。你要好好學習，將來當個好軍人。」

校長的殷切關懷和期望，使他受到極大鼓舞。在學校，林東海認真學習，刻苦鍛鍊，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林東海應邀參加開國大典，並作為台灣省籍軍人代表，被安排向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獻旗。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林東海積極響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號召，從福建前線北上，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員，第一批赴朝作戰，在兵團司令部情報處擔任戰地地形和敵情偵察工作。像大多數從日據時期過來的老台胞一樣，林東海講得一口流利的日語。語言，只是一種交流的工具，會日語，曾給林東海帶來過便利，但在朝鮮，也給他帶來過誤會和麻煩。

那年剛入冬，長白山地區就下了鵝毛大雪，氣溫降到零下30多度，美第10軍各部和美陸戰第一師分別進犯朝鮮咸鏡南道的柳潭里、新興里等地區，我軍9兵團27軍、20軍經過一夜激戰，將敵人分割包圍，但由於志願軍火力太弱，缺乏防凍經驗，加上長期圍而不打，非戰鬥減員嚴重。這時，上級命令林東海帶幾個人往敵後的一個小山溝偵察，尋找敵人防守薄弱之處。林東海接受任務後，帶領偵察小分隊立即向預定地點進發。一路上蹚著冰雪、爬山越嶺。當時氣溫極低，口鼻呼出的氣馬上結成冰掛在眉毛上。渴了吃雪，餓了吃炒麵，就這樣，經過一天一夜的急行軍，終於找到了一條通往敵人背後的小路。林東海帶領小分隊立即返回司令部，向上級建議拓寬此路，讓我們的部隊從敵後突襲。

司令部採納了林東海的建議，立即命令林東海、朝語翻譯和通訊員帶領朝鮮人民軍的一個工兵營去修路。朝鮮人民軍軍官一般都是大學畢業，林東海估計他們都會講日語，於是就用日語問朝方營長會不會講日語，只見對方略帶反感地回答「不會」。第二天，該營長生氣地問翻譯：林東海是不是留在東北的日本人，志願軍為何用日本人？翻譯回答說：這完全是誤會。林東海是台灣省出生的中國軍人，自小接受日語教育，日語講得很好。該營長知道真情後主動找林東海用日語交談，說朝鮮民族長期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恨死了日本人。一場誤會消除。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們相處得很親密。經過幾天的團結奮鬥，通往敵後的道路終於修通。志願軍作戰部隊通過這條便道對敵人發起進攻，一舉殲滅了據守柳潭里的美軍。林東海因提供了準確的情報而榮立戰功。

朝鮮戰爭還未結束，林東海就奉調回國。一年之後，他被調到廣東任台盟負責人，主持廣東台盟的組織整頓工作。從那以後，他先後擔任過省政協機關、省參事室和省文史館肅反運動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省政協農場場長等職；在文革中，去幹校養過豬，在中山大學教過日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林東海重新擔任了廣東台盟的領導工作，還曾是廣東省政協一至八屆的委員、常委，全國政協第七、第八屆委員和第九屆常委，第八屆廣東省政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