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大政治思想家的相合之論

在中國傳世經典文獻《商君書》「算地」章中曾有這樣一句話：「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商君書》「更法」章號召「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要「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同樣的，在《商君書》「壹言」章中曾這樣說：「聖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為、察務，歸心於壹而已矣」。由此可見，「明世俗之變，察治民之情」在商鞅政治學說裡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立法不能完全離於「時俗」和慣習之外。商鞅反對「法古」與「修今」，其實，以現代學術眼光觀之，「法古」「修今」固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商鞅的告誡也的確值得我們深思，也就是，要切忌「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今而不時移」的取向。

事實上，商鞅的這種論點在近期也被當今的中國領導層引用過。習近平2014年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提到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時，即曾直接引用了商鞅的「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論點。當時習近平是這樣立論的：「走什麼樣的法治道路、建設什麼樣的法治體系，是由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決定的。『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從我國實際出發，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適應，既不能罔顧國情、超越階段，也不能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應當說，習對於商鞅看法的理解是準確和全面的。

那麼，商鞅的這種說法是否僅僅只是中國本土理論的一家之言而已，並因此而帶有狹隘的地域性呢？其實在這個問題上，中西諸大家多有相合之論。從英國近世大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的一系列相關論述裡，我們可以看到與商鞅高度相似的邏輯延展。比如，在寫於1757年的《崇高與美的哲學探索》（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裡，柏克已提出：Custom reconciles us to everything（習俗使我們與萬事萬物之間能達成和解）；在寫於1769年的一則文獻裡，柏克寫道：People must be governed in a manner agreeable to their temper and disposition（若欲很好地治理人民，必須要依照其長期的性情與慣習而治），在1790年的《反思法國大革命》中，柏克寫道：If civil society be the offspring of convention, that convention must be its law. That convention must limit and modify all the descriptions of constitution which are formed under it. Every sort of legislative, judicial, or executory power are its creatures.（若公民社會是由某種慣例習俗而派生出，則該習俗當為公民社會之法度。公民社會的各種制度架構都應接受該習俗的管制和修訂，各種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分權都派生於該習俗的濫觴之中），在此書中，柏克還津津樂道地談了vanquisher of laws, to be subdued by manners.（法律上的征服勝利者卻逐漸順從於禮俗的制約的現象）。在寫於1795年的論稀缺性的文章中，柏克說：Statesmen ought know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 of things; what belongs to laws, and what manners alone can regulate.（政治家們理應知道事物之間是存在分別的，有一些事物是需要法律來規管的，但有一些事物僅需禮俗與慣習即可有效對其規管之）。在柏克寫於1796年的《論弒君的和平》（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中更是明確提到：Manners are of more importance than laws. The law can touch us here and there, now and then. Manners are what vex or soothe, corrupt or purify, exalt or debase, barbarize or refine us, by a constant, steady, uniform, insensible operation like that of the air we breathe in（禮俗比法律更為重要，法律時而在這裡或那裡與我們的生活發生聯結，但禮俗則無時無刻不持久恆常地作用於我們身上，就如我們每日呼吸的空氣般，從未須臾離開，禮俗直接決定了我們是高尚還是低賤，是純潔還是腐化）。

不僅如此，柏克還曾在別的場合說過：the observance of conventions is of infinitely more consequence than the making of them.（遵守習俗慣例遠比創制出一套新的習俗慣例要來得更為重要），Every age has its own manners and its politicks dependent upon them.（每一時代均有其禮俗，該時代之政治需緣附於此禮俗而存在），「若禮俗無缺，它們自會糾正法律之偏差謬誤，使法律逐漸合之於禮俗自身的氣質和屬性」，「若禮俗有缺，瀕臨腐化，則法律亦終將廢弛，因為後者總會追隨前者的腳步」，「禮俗和法律之間的真實關係是這樣的：前者有時作為後者的補充物，有時作為後者的修正之物，有時作為後者的救急之物」（轉引自Peter J. Stanlis: Edmund Burke and the Natural Law, pp.222-224）。

既明乎此，則足可見所謂「觀俗立法」者云云，並非僅只是中國古代商鞅一家之論而已，近世英儒柏克持論其實基本相同（或歸納為「俗能正法」），即使商鞅在中國以「變法」著稱，而柏克在英國則以「保守」知名。東海西海，實有極深刻的心理攸同，而其論說與邏輯機制，雖存小異，卻亦處處可見渾然相通。

英儒休謨（David Hume）曾有這樣兩段大論：Reason is, and ought only to be, the slave of the passions, and can never pretend to any other office than to serve and obey them.（理性是，而且也只能是慾望與激情的奴隸，理性只能服從和服務於慾望與激情），Reason is wholly inactive, and can never be the source of so active a principle as conscience, or a sense of morals.（理性完全是被動的，因此，理性不可能成為良心良知，或者道德感的根源，因為無論良知還是道德感，作為原則，相對於理性而言，都顯得太主動、積極與活躍了）。在這個問題上，柏克持論與休謨有較明顯的不同，柏克承認理性的地位並不甚高，但柏克又明確賦予理性以一定之地位，理性絕非全然的被動「為奴」。柏克認為, Politics ought to be adjusted not to human reasonings but to human nature, of which reason is but a part and by no means the greatest part.（ 政治不應僅只適應於人的理性，而是應該適應於整個人性，理性僅只是人性其中的一部分，而且絕不是人性中最大的部分」）。柏克還曾說過：It is not, what a lawyer tells me I may do; but what humanity, reason, and justice, tell me I ought to do.（我不會按律師說的做，我會遵循人性，理性和公義公正所昭示的那樣去做），The lawyers, as well as the theologians, have erected another reason besides natural reason; and the result has been, another justice besides natural justice.（律師和神學家們除了自然理性之外，還建立了另一種別樣的所謂理；而其結果就是，他們樹立起了除了自然正義之外的另一種所謂正義」）。

而實際上，自然的（化用在人類身上就是「人性的」）才是最高位階的，柏克曾明言，Never, no never, did Nature say one thing and Wisdom say another.（人類的真正智慧永遠與自然相一，而非相左）。在柏克的基本語境中，the free use of reason, （自由的使用人類理性），並非是貶義詞。在柏克看來，理性確是好東西，但優質的理性不能超越於人性，且應遵從、歸屬和順服於人性。柏克比休謨更近於輝格黨傳統，而休謨較柏克更近於托利黨傳統，這也許是兩人觀點有所不同的重要理由。

其實，柏克的思路和中國古典哲學家荀子的思路非常接近。比如，荀子《天論》中曾有這樣一段話：「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祅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很明顯，在荀子的語境裡，「天行」，「天時」，「天道」是絕對高於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但是人類也不應輕忽了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因為人對天的關係本質上就是「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若能「明於天人之分」，「應之以治」，人類就能妥善自全。這本質上也就是荀子一再強調的「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因此，顯而易見，在荀子和柏克看來，自然的絕對力量都是明顯大於人類理性的，人應敬畏於自然的偉力，但亦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要積極發揮人的理性和主觀能動性，順應著自然的趨勢而行，「應時」而行，「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與此相對照的是「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柏克曾說人類社會的諸律法實皆建基於equity（公平公正）與實際的public utility（公共效用）這兩項原則之上，其中前者來源於自然的平等法則，後者則植根於我們人類的理性能力中，從某種意義上講，柏克所謂的前者，也就是荀子所謂的「天行有常」，柏克所謂的後者，也就是荀子所謂的「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曾明言，「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捨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在21世紀環球爭雄逐鹿的今天，大國的領導者們仍應，且尤應注重於這個層面，不應去挑戰宏大的自然律和廣大的基本人性，但同時仍要不斷焠煉、發揚能動性和人類理性，明察「天人之分」，「順天」「應時」而行。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曾直接引用荀子的「『天行有常』，『應之以治則吉』」，說的也正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