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化運動溯源

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新民」思想，影響所及，也帶動了台灣日據時代的新文化運動。此一「新民」思想是在近代中國革命過程中產生的「新人」思想，雖然其思想內涵有些是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而產生的，但百年之後，我們重新梳理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是傳統文化經過現代的轉化，形成的一種文明與歷史博弈的結果，同時也是在與中國歷史博弈當中不斷形成的文明，這是海峽人文學論壇的召集人，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所長張志強先生在他的《傳統與當代中國》一文中提出的辨證思考。也是我們人文學論壇成立以來秉持的理念，如何重新詮釋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與意義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使命。

魯迅早在1908年發表的《文化偏至論》中，面對西方標榜的「眾數」提出了質疑，「眾數」就是西方社會所謂「民主」的普世價值，魯迅還指出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在於：「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魯迅畢竟是近代中國思想的先覺者，他所提出的「立人」思想要等到五四運動的文化革命才開始被廣大知識青年付諸行動地實踐。

中國現代性的開端肇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在清末民初時期已經有魯迅這樣的先覺者，但誠如張旭東所指出的：作為歷史主體的「新人」只有通過五四運動將文化與政治融會貫通，中國才成為近代世界格局中普遍歷史的一個有機組成單位，作為文化主體與價值主體的新的主權國家，而不是做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加入到世界歷史的辯證運動中去。

日據時代台灣的文化抗日運動同樣也是文化與政治一體化的實踐，親身參與其中的葉榮鐘在《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一書中指出：當時提倡新文學運動的，「都是些社會運動家，或是抗日的革命分子」，與台灣的文化運動、抗日民族運動有密切的關連。他們大約出生於1895年乙未割台前後，最晚不晚於1910年，因為1910年出生以後的世代，書面語已經變成日文。

乙未割台前後兼受中國新舊文化洗禮的文化抗日志士中，較為知名的有：王敏川（1889-1942）、陳虛谷（1891-1965）、蔣渭水（1894-1931）、賴和（1894-1943）、莊垂勝（1897-1962）、張我軍（1902-1955）、朱點人（1903-1949）、楊守愚（1905-1959）、楊雲萍（1906-2000）、王詩琅（1908-1984）……等，這些文化人從梁啓超、孫文、魯迅以及瞿秋白的思想中汲取革新中國的方法與道路，在報刊上以新舊文學論爭、中國社會性質論爭、文藝大眾化論爭等帶有文化政治性的議題介入現實的改革。他們皆能洞查帝國主義現代性的剝削本質，批判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同胞的荼毒與壓迫，並實際投入到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中，堅持走出一條將台灣內在於中華民族的自力更生的現代性道路。即便是比他們稍後出生，在日據時代用日語寫作的呂赫若（1914-1951）、龍瑛宗（1911-1999）也跟他們一樣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在作品中表現「皇民化」體制對台灣人的壓迫。

日據下的台灣知識分子以中國現代性革故鼎新的道路尋求脫殖民地化企求回歸祖國的視野長期被遮蔽，除了兩岸長期的隔閡，主要還受到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性論述的籠罩，還有近年島內「去中國化」論述的影響，台灣島內的「台獨」論述的理論資源與知識譜系長期受到日本學界的影響甚大，其中藤井省三倡言日本殖民統治使台灣人產生了具有「想像共同體」的台灣意識或國族意識，並以此建構「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但是，對島內「台獨論述」建構影響深遠的若林正丈，他從1980年代以來即有系統地解構中國革命與台灣抗日民族運動史的關係，卻沒有被質疑。他在《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一書中的潛台詞是如果沒有《開羅宣言》，台灣知識分子寄望於中國革命實現光復台灣的願望可能不會實現。

接下來我想以葉榮鐘為例，說明殖民地知識分子如何以祖國為師反抗日本的統治，其中葉榮鐘對中國現代性的借鑑與思考最足以說明他們對所謂「殖民現代性」或是「殖民有功論」的質疑與駁斥。

親身經歷台灣新文化運動的葉榮鐘對台灣「近代化」的看法，是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對抗帝國主義的路徑，他在《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的《凡例》開宗明義指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以日帝國主義為對象」，「台灣民族運動的目的在脫離日本的羈絆，以復歸祖國懷抱為共同的願望，待無議論餘地」。最後一句「待無議論餘地」，主要是葉榮鐘在出版此書的1970年代初期，已經看到台獨論述或是國際托管言論的苗頭，因此，必須放在日據時代知識分子如何參照中國現代性的方案以尋求回歸祖國之道，給予重新的評價。

那麼，葉榮鐘又是怎麼評價他們那一代人自己所從事過的文化抗日運動呢？在敘述文化協會的活動時，他特別推崇莊垂勝的中央書局以及蔣渭水的文化書局，葉榮鐘評論說：「在輸入中文書籍這一點，對於保存中國傳統文化與用中國人的眼光去接受新思潮、新文化的意義上是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對此「中國人的眼光」。葉榮鐘認為台灣文化協會提升台灣文化的方法與目的，不僅要在日本統治者下「維繫斯文於一線」，還要自詡為中國人接受五四以後的新思潮、新文化，對民族文化進行現代化的轉型與更新。

葉榮鐘也以此為準繩，針對影響台灣文化深遠的群體、事件與人物進行春秋之評，並流露他對社會改革的進步史觀。例如他評論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致命的弱點」是它的經濟基礎來源於地主仕紳，因此是「含有濃厚的前近代的色彩」。他認為台灣文化協會「不但啓發了台灣人的民族的自覺，同時也播下台灣近代化的種子」。「不但對於統治者是一項熾烈的民族運動，而台灣之社會本身，亦發生一種革命作用」。有意思的是他認為：「台灣議會運動，係受歐美之民族自決與民主主義之影響，而文化協會，則係受祖國三民主義與五四運動之影響較多。」兩者並置來看，葉榮鐘將受歐美民族自決與民主主義思潮影響，並且以地主資產階級為主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視為是「前近代的」，而將祖國三民主義與五四運動影響下的文化協會視為是台灣文化更新的現代性的開端。

1970年代的「釣運」世代鄭鴻生，他寫了很多從他自身的成長歷程看到的台灣殖民地歷史畸形發展的問題，他曾指出了當年他們從葉榮鐘的抗日運動史中認識了日據時期的歷史整體觀，「接合上這個藕斷絲連的本土抗日民族運動的傳承」，更重要的是葉榮鐘所追述受到梁啓超影響而展開的一系列「以現代形式」來進行的台灣抗日民族運動，他們所秉持的祖國情懷，「民族氣節」的精神遺產，是當下台灣面對兩岸問題最重要的立足點，可以為我們完成中國民族解放的最後一役－－國家的完全統一問題，提供香火傳承。

此一香火就是葉榮鐘對台灣「近代化」的看法，是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對抗帝國主義的路徑，對於葉榮鐘而言，現代化除了日本學者所認為的物質基礎的建設與歐美的新思潮，還必須立足於中華民族文化的更生與發展，而不是捨棄自己的文化主體性去接受殖民者引進的「現代化」，因為那是為了方便殖民者剝削的現代化。葉榮鐘的文史著述，留下許多線索說明台灣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性在台灣的支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