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台灣學子的文化繼承權
捍衛台灣學子的文化繼承權
台灣世新大學中文系將在114學年度停招消息傳出,引發大眾關注。直接原因有二:1.少子化;2.文科出路差,間接原因則和國家整體語文政策相關。
少子化讓學生越來越少,縮減了文科生從事教職的機會,當然影響大學文科的招生,這是現實。但是國家整體語文政策的偏差,造成文科生出路日益狹隘,社會整體人文素質下降,則是政府不能迴避的問題。
歷史的機遇,讓台灣國文教育一脈相承了中華傳統,一肩擔負起千年文化傳承的使命,在兩岸三地獨領風騷。香港因為是英國殖民地,英文理所當然成為官方語言,中文不被重視,甚至備受打壓。大陸則從五四運動以來,推動全盤西化,視傳統文化如敝屣,甚至認為除「惡」要務盡,在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全大陸掀起驚濤駭浪,自毀靈根。就在中華文化最黑暗的時期,台灣卻有孫科、孔德成等政界學界領袖振臂疾呼,1,500賢達聯名,遂於1966年11月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救亡圖存。他們對傳統文化作了一番整理,去蕪存菁,又擷取西洋文化精華,欲融中西文化於一爐,以成中和。於是從國民基礎教育開始,國語文科循序漸進--語文、文學、文化。高中階段更增加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融文化、文學、語文於一爐,既兼顧文學史與文化脈絡之所需,更可陶冶品德,於是培養出了一代人才。我等身在大時代的洪流中,隨波逐流,當時卻未曾體會己身之幸運。
1987年11月2日蔣經國開放探親,38年的兩岸隔絕終於得到緩解,數以百萬從大陸各省輾轉來到台灣的軍民,得以進入大陸與長期分離的親友重聚,也奠定了後續全面開放交流的基石。2002年11月經由台北市中山女高丁亞雯校長安排,我帶著一群老師參訪北京幾所重點高中,開啟了台灣高中老師學期中參訪對岸教學活動的先河,因為彼此都深感獲益良多,後來兩岸師生學期間的交流遂成為常態。
我們出訪前,已知大陸學生勤學、優秀、表達能力強。但身臨其境,北京四中學生上課之認真,課前準備之充分,搶答之踴躍,用詞之精準,仍讓台灣老師震撼。如一位清秀的高二女學生對王維詩的賞析:「詩人在此處以孤煙的直,映襯出大漠的遼闊;以落日之圓,對映出長河之長,很巧妙地以簡單的幾何圖形構築成一幅壯闊的塞外圖畫。」寥寥數語便把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特色呈現,突顯大陸語文教學的成功。
我們瞭解後發現,大陸語文教材因為包括西方的翻譯詩詞、小說、散文、劇本……不但閱讀量大,且因較早接觸世界文學,面向比台灣學生寬廣,確實有值得我們師法之處。但更進一步接觸觀察後,卻發現他們在文化層面的詮釋顯有不足,甚至有誤差。但受困於師資難求,短時間內這個問題難以解決。有一位小學老師就很直白說出她的困擾:「我讀書的時候沒學過論語,我媽也沒學過,連我姥姥都沒學過。教材完全陌生,拿著跟學生一模一樣的課本,我真不知道能問誰?」
因此,20年來在中華文化這方面,大陸一直以台灣為師。不但延聘國學名師如:傅佩榮教授、龔鵬程教授、林安梧教授、曾仕強教授、王邦雄教授、曾昭旭教授、吳財貴教授……到大陸講學,粉絲無數。更有許多中小學老師到台灣中小學入班聽課,或邀請台灣教師去大陸進行師資培訓,或以同課異構的方式進行兩岸教學方式的觀察比對……。結論是:台灣在這面確有優勢。
因此,大陸先引進李鍌教授主編之正中版《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後又引進董金裕教授主編之康熙版《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並在此基礎上修訂出《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供北京、上海一線高中使用。山東省是聖人的家鄉,一向認真推廣儒家經典,並被委以重任,為文化教材訂出綱領,進行編撰。當時他們也參考了台灣部編本《中華文化基礎教材》。
大陸教育當局想讓文化教材在全國各地鋪展開來,卻受困於國學師資的匱乏,缺口高達數十萬,這對當時充斥台灣的流浪教師是何等福音?若非兩岸後來關係惡化,台灣中文系畢業生何愁沒有出路?
但時移世異,2005年以後,國高中課綱大幅削減了古文的比例,《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程也名存實亡,並將國文教育的目標淺化為純粹的語文工具,忽視了文學、文化、思想的多元面向。這種去古文、去中華文化的國文教育,很弔詭地與過去大陸語文教育概念與做法接近,嚴重危害了台灣學子原本在文學脈絡、文化傳承的優勢,也不利於文創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增強。錯誤的雙語政策,更進一步窄化了中文系的出路。
AI時代,程式語言可能比英語能力更重要,因為AI已經取代了一般的翻譯工作。且如果真要強化青少年英文能力,就應從調整108課綱著手,否則課綱大砍英文時數,又添加本土語課程,讓學生因備多而力分,這種作法與強化英語教育的目標完全背道而馳。
真要成就雙語國家,必須有相對應的雙語生活情境。台灣沒有英美殖民背景,本就屬於漢語圈,會國台語即可溝通無礙,本就沒有成為雙語國家的條件及必要,世界上也沒有在這種條件下能成功轉型為雙語國家的範例。政府如果非推不可,那必定是著眼於想與歐美國家接軌,進一步突顯台灣與中國的差異。如果官方由上而下強行推動,一切媒體、公私文書、法律條文、各種標誌都強制雙語並用,則必進一步限縮中文系出路。世新大學中文系停招,正是一葉落而知秋。
現在各大學中文系教授都殫精竭慮為畢業生謀求出路。除了教授經史子集,也培養學生就業所需能力,如當網路小編需要會的基本電腦排版、數位資訊能力等。又結合編劇、電視劇製作、舞台劇、紀錄片等領域,力求將傳統與現代結合。輔仁大學中文系則新開「數位人文與專題實作」課程,講授AI與5G等新興科技、數位人文資料庫建立等內容,以培養跨領域能力。推動開設「跨界敘事人文力微學分學程」,主題包括電競敘事、動漫文學等,希望藉由中文系原有的語文基礎,來發展學生說故事、抓取文本關鍵字的能力。但做了這麼多努力後,教授們卻發現基本功是否紮實,才是發展能否成功的關鍵。換句話說,所有的新科技運用、新形式表達,都只是工具。深厚的文學、文化涵養才能讓產品擁有獨特的生命力,產生令人感動的力量,否則ChatGPT比你強。
但是,國文學科的核心:古典文學及《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卻在課綱時代節節敗退,逐步萎縮。108國文領綱中文言文比例已降至35%至45%,選文篇數降為15篇,只有20年前高中古文篇數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許多經典隨風而逝,如《岳陽樓記》;許多概念逐漸模糊,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台灣學子從基礎教育開始,文化力就逐步下降,語文及文學競爭力又不如對岸,站上國際平台,我們優勢何在?令人捏一把冷汗。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受訪時表示:「我們很難想像一個社會沒有基本的人文素養或相關科系的畢業生,這個社會能夠發展得綜合完整。」台灣中文學會也強調:「人文底蘊不僅止於畫龍點睛,其實往往形構事務的內在紋理與本質,並非無用,而是難以察覺,實為大用。作為高等教育之所,大學永遠應該追問價值之所以然;厚植人文,絕對是最好的人才投資,有理想之堅持,亦為大學社會責任所在。」
古文經典承載了國族的靈魂,學子青年時期有緣接觸,往往影響一生,從此無論時運順逆,皆有明燈指路,既知迎風而上,亦能隱忍負重。我等當年讀書時雖不知所以然,但此後一生卻受益無窮。台灣未來世代的學子亦應有此文化繼承權,這是台灣人的基本權利,不能被任何政黨為一黨之私而剝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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