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燭夜訪毛澤東

毛說，「最後我從家裡跑開了」，「我到了一個失業的（讀）法律的學生家裡，在那裡我讀了半年書」，之後，「我在一位中國老學者手下又讀了些經史古籍，也讀了許多時論和一些新書」。不久毛母家鄉湘潭辦了一個新學校（初級中學），實施「新教育」，經書不受重視，西方「新學」教得很多，吸引毛去就學。這年毛16歲，第一次離開家鄉走到50里外的湘潭讀中學。毛回憶說，「在這個學校我能夠讀到自然科學和一些西方學問的新科目」。

毛澤東讀書有興趣而且善於反思。早在讀小學時便表現出來，讀初中時更不必說。他小學讀中國章回小說除了興趣外，會如此反思：「非常奇怪地，這些小說裡面，所有的人物，都是些戰士們、官吏們，或者文人們，永遠看不見一個農民人物。」「我發現了：裡面人物都是有武力的名人，人民的統治者，他們都不必在土地上工作，因為他們擁有並管理土地，而且很明顯地，是讓農民替他們工作。」

這是毛連看小說時都反思書中內容有關中國社會階層深層結構問題。讀初中時毛特喜世界史，除了美國獨立革命華盛頓，也崇敬南北戰爭解放黑奴的林肯，在一本《世界英傑傳》裡，毛還說「我也讀到了拿破侖、凱薩琳女皇、彼得大帝、威靈頓、格萊斯頓、盧梭、孟德斯鳩」。

改變並引導毛澤東由反思中國社會階層轉變為社會階級鬥爭的因素是少年毛澤東直接經驗到的湖南大飢荒。當時成千上萬飢民推派代表到長沙撫台衙門請願救濟，結果是請願未果，退而組織飢民對衙門示威並砸斷撫台旗桿，因而被官方逮捕以「謀反者」砍頭治罪之事。

毛對斯諾說：「這件事變在我們學校裡討論了許多天，使我產生了一個深刻的印象。許多別的學生們，對『謀反者』表示同情，但他們都只是從一個觀察者的觀點來看。他們不明白這是和他們自己生活有關係。他們感興趣，只是因為這是一件驚人的事變。我覺得『謀反者』都是些像我自己家人一樣的普通人民，所以我痛恨對於他們的不公正的待遇。」

另一個影響少年毛澤東思想的因素是他母親雖是個虔誠佛教徒，但毛父不信神，也不干涉毛的宗教自由觀，而且毛讀小學時校內出現一位「維新派」教師：「因為他反對佛教，想要驅除神和上帝。他勸人民把廟宇改成學校。他是一個被廣泛地議論著的人物。我稱讚他，同意他的意見。」可見少年毛澤東的「反宗教」，有利於以後青年毛澤東走入「無神論」的共產主義。

毛讀初中時思想進步更快：「在這一個學校裡我大有進步。教師們都喜歡我，特別是那些教經學的教師們，因為我用經書的形式寫了很好的論文。但是我的心並不在經書上。我正讀著我表兄送給我的兩種書報，述說著康有為的改革運動。一本叫做《新民叢報》，是梁啟超主編的。我讀了又讀，直讀到我能把它們記在心裡了。我崇拜著康有為和梁啟超，對我的表兄是非常感謝的。」小學是啟蒙教育，中學是養成教育，又遇見表兄表弟從旁啟發，加上自已的機智，毛由傳統透過「維新」走向現代，他少年期的心路歷程清楚地告訴了斯諾。

少年毛澤東喜讀書，善反思，在他幼小心靈中便認識到中國社會階級矛盾與信仰自由問題，由此也讓毛有了政治意識及進一步的民族思想：「這些緊挨著發生的事情，在我年輕的心靈上，留下永遠磨滅不掉的印象。我們心靈早已是反叛的了。在這個時期中，我開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識，特別是在我讀了一本關於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後。我甚至於現在還記得，這本小冊子是用下面一句話開頭：『嗚呼，中國其將亡矣！』它述說著日本如何佔領朝鮮、台灣，中國在越南、緬甸等地方的宗主權的喪失。在我讀到了這些話的時候，我對祖國的將來，覺得非常可憂。我開始認為努力救國，是每一個人的職責。」

由此可以看出少年毛澤東本質上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即使以後他信仰共產主義，可以確定的是他主張的也是「民族共產主義」，否則不會發生中蘇衝突中的「珍寶島事件」。

少年毛澤東不滿足於自我修讀，步行走到湖南省會長沙進入專為湘鄉人辦的中學，讀了半年書，第一次看到1910年革命派于右任主編的《民立報》，該報登載廣州黃花崗72烈士殉難事，毛說「我深受這個故事的影響」；「在這個時候我也聽到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的綱領」。毛說他興奮到立即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牆壁上，還說「這是我的政治意見的第一次的發表」。但文章思想內容他認為「很混淆」；「我還沒有放棄我對於康有為、梁啟超的讚美」；「我主張孫中山先生應該從日本回來就任新政府的總統，康有為做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接著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革命黨人到處演講，毛受激勵先加入學生軍，接著參加湖南新軍，每月餉銀七圓，除生活費外餘款都花在買報讀報上。鼓吹革命的《湘江日報》有討論「社會主義」專欄，毛說這是他第一次看到這一名詞，同時毛也讀了江亢虎關於社會主義的小冊子，毛說實際上這是「社會改良主義」。

不久南北議和，毛從新軍退出，只當了半年士兵。此時朋友告訴毛國家需要經濟實業人才，毛覺有理，於是又進商業學校就讀，但一個月後即自動退學，原因是「許多功課都用英文講授」，毛「只知道很少一點英文，……對這種局面感到討厭」。於是毛又轉考湖南省立一中，校長符定一親閱毛論文試卷，拍案叫絕，讚才華橫溢，以「榜首」錄取。入學後符校長有意培養毛成為學問家，特親授古文與歷史，並將自己藏書借閱給毛以積厚學，但毛讀了一學期說：「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是很受限制的，它的規則是很值得反對的。在讀了《御批通鑑》以後，我得出一個結論，如果我自學和研究，或許對我自己還要好些。六個月以後我離開了學校。」

毛離開湖南一中後，自擬一個自修計畫，像馬克思、孫中山在「大英圖書館」看書寫作一樣，毛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看書。「每天早晨當圖書館開門的時候我就進去。在正午的時候，我僅休息片刻，去買兩個糕餅吃。這是我的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停留在圖書館直到它關門的時候。」這就是毛的「自我教育」。毛還說：「我讀了許多的書，讀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在這裡我第一次看見並且有興趣地研究了一張世界地圖。」此外，毛還說他在圖書館內讀了亞當‧斯密《原富》（即《國富論》－－筆者按）、達爾文《物種起源》和約翰‧密爾的關於倫理學的書《功利主義》、盧梭《社會契約論》、斯賓諾莎《邏輯學》、孟德斯鳩《法意》。這些都是大思想家經典著作，作為中學生的毛澤東一個人在圖書館自修讀完，如果當時有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在該圖書館，相信毛照樣自修閱讀它。這些經典名著今天連大學生都不一定會讀，即使讀也不一定讀得懂。看看毛少年時就讀過這些書，說毛「沒知識」、「無學問」，是「土共」，這些人不是知識上的無知，便是政治上的視盲。

一個在長沙借住會館天天上圖書館看書的窮苦書生再次為自己的前程認真思索，於是1912年毛考入湖南長沙師範學校。他說「我在師範學校做了五年的學生，最後我確實得到了畢業文憑」。在修業課程中，「我反對自然科學的必修課程，我想專修社會科學」；「我所最恨的是靜物寫生的必修課程，以為這是極端愚蠢的。我記得有一次我畫了一條直線，上面一個半圓，代表李白詩『半壁見海日』句。又有一次我畫了一個橢圓形，說這就是蛋。圖畫這門課我得了40分，不及格。所幸我的社會科學課程都很好，這樣平衡了我在別的課程裡的低級分數。」

在長沙師範有兩位老師對毛澤東影響最大，一個教國文的袁仲謙（諢名袁大鬍子），一個是教倫理學的楊昌濟。對國文教師，毛說「他嘲笑我的文章，說它是新聞記者手筆。他看不起梁啟超，認為他是一個半通不通的文人。可是梁啟超曾經是我的模範榜樣。我只好被強迫改變我的文章作風。我就閱讀韓愈的文章，學習了舊的古文辭藻。」接著毛說「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師是楊昌濟，一個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他的生活，後來和我有極密切的關係。」關於楊昌濟的「生活」影響毛澤東處，筆者所知是楊強調德智體「三育並舉」，而且身體力行，例如他堅持靜坐與冷水浴，毛有樣學樣，即使寒冬也在井邊吊冷水沐浴，可以想見毛的體魄健康其來有致。另外就是在楊昌濟的贊許下，毛與他的女兒楊開慧由戀愛而結婚。毛的下述回憶甚有意義：楊老師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很強烈地信仰他的倫理學在努力灌輸一種做為公正的、道德的、正義的、且有益於人類社會的志趣給他的學生們。

在楊昌濟的影響下，毛讀了一本由蔡元培譯的關於倫理學的書，讀完寫了一篇《心之力》論文，楊看完後「大大稱賞」，給了毛「一百分」（我看過這篇論文，不論文體、內容、思路、見解均屬一流，絕非一般讀書人所能比擬－－筆者按）。毛還補充說，「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而楊「自然他是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來看（問題）的」。

此處可以看出，長沙時代的毛澤東還不是唯物主義者。何時毛澤東成為唯物主義者？那是1918年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助理員時，經他老師楊昌濟（時已任北大教授）介紹，認識陳獨秀、李大釗之後的事情了。

夜深了，毛說完「我1912年考入師範學校，1918年畢業」這句話後，斯諾暫時告別毛澤東，離開了毛住的窯洞，準備下一次的秉燭夜訪。

斯諾連續幾天進入窰洞秉燭夜訪毛澤東，對斯諾來說，他被這位蘇維埃最大巨頭的往事吸引住；而毛澤東則是談興一次比一次濃厚。訪談現場除了斯諾與毛澤東和一個翻譯外，連毛的愛人同志賀子珍也當了聽眾，因為賀也對毛談自己的少年故事感到興趣。毛經常兩腿交叉坐著，背靠在兩個鐵製行軍箱上，邊吸紙煙邊談往事。昨夜談完，毛不覺累，今夜繼續沿著前一天的故事線索對他長沙時期的早年生活做一總結。

毛說他在長沙師範的幾年求學生活中，「總共只用了160塊錢（銀元）」，其中包括許多次報考不同學校的報名費，但花費最多的是訂報費，佔去總額的三分之一（約50多元），另外就是花在逛書攤買些書籍和雜誌的費用。可見長沙時期毛澤東除了生活簡樸，就是喜讀書，愛看報。他還說，從1911至1927年，也就是沒有走上井岡山以前，「我從沒有停止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每日報紙」。在20世紀初葉，作為一個青少年的毛澤東，每日讀報與看書如此勤奮，當然是為了掌握資訊，瞭解時事動態和追求新知識。只有最先進的知識分子才會做這樣事情，如果這樣子還把毛說成是「無知的農民」，因為「走頭無路」最後上井岡山做「土匪」，完全是對毛澤東汙衊、羞辱、造謠和惡意扭曲，也是知識上的反智。 接著毛又吸一口菸，繼續談他如何走向革命。

毛告訴斯諾，1918年在長沙師範最後一學年時，他母親在家鄉過世，此讓毛失去再回家的興趣。思前想後，毛決定一畢業就去北京。就在此時，留歐勤工儉學風潮吹進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心坎，湖南學生計畫留學歐洲的不少，連長沙師範教員徐特立都去法國留學。毛雖受勤工儉學感染，但有自己的看法，他只陪伴湖南學生來北京，借助「新民學會」幫忙他們去留學，自己卻留在國內，因為「我覺得關於我自己的國家，我知道得並不夠，而我可以更有利地在中國花費我的時間」。可見毛有機會留學，但他另有自己的看法，還說「我有別的計畫」。這顯示毛善於反思「中國問題」，他不認為藉留學把「德先生」和「賽先生」帶回來便能真正解決「中國問題」。時隔近一世紀後的今天，再來看看毛澤東說的這些話，可以看出毛澤東比一般中國留學生更瞭解近代中國需要被「解放」的是甚麼。

1918年的毛澤東，生活簡樸，經濟不寬裕，他是從朋友處借錢來到北京的。為了維持基本生活，他去找他的老師楊昌濟，那時已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楊幫毛介紹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謀得月薪八元的圖書館助理員職位。

毛在北大圖書館的工作情況，除了登記新到報刊和閱覽者的姓名外，包括打掃圖書館衛生及管理15種中外報刊。毛對斯諾說：「我的地位是這樣的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們，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當然，在北大也遇見了新文化運動主要倡導人陳獨秀和胡適。

毛在北大當圖書館助理員地位卑微，北大教授及在校學生都是高級知識分子，當然看不起毛澤東這個滿口湘音的小小圖書助理員。大學知識分子看不起沒念大學的毛澤東，對青年毛澤東心裡自會造成影響，也會讓毛重新思考「知識」與「勞動」之間的關係。後來文化大革命時期，毛要知識分子「上山下鄉」，接受「勞動改造」再教育，極可能與毛早年在北大看到知識分子趾高氣揚而心緒不滿的心理條件投射有關。

毛又對斯諾補充說，「但是我並不失望。我參加了哲學會、新聞學會，並旁聽北大裡的課程。在新聞學會裡我遇見了同樣的旁聽生，像陳公博，他現在是南京（政府）的一個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變成了共產黨，再以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一分子；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幫助我很多。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1926年他被張作霖槍決了。」可見毛做過北大旁聽生，喜歡哲學，也喜歡新聞。

毛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候還認識了正在北大求學，後來也是中共發起人並成為毛在中共黨政軍三方面勁敵的張國燾，同時也遇見並愛上了他老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此時毛在北京生活十分清苦，卻對政治興趣十分濃厚，思想也越來越激進。毛說，「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一個北大的學生，名叫朱謙之的，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可能性。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筆者按：此時毛尚未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北大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0年3月才由李大釗發起成立。）

毛澤東對著斯諾回憶，1919年初他離開北京，與要去法國留學的青年學生們一道前往上海。因為窮，一個年輕同學還借給他十塊錢當車資，才坐上京滬鐵路南行火車。火車經過山東，毛在曲阜下車，先去孔林瞻仰至聖先師孔子陵墓，還到孔子弟子顏回洗腳的小溪邊緬懷先賢，又到孔聖人幼年故居小鎮瀏覽，然後謁訪孔廟大成殿，親眼看到相傳孔子手植的老柏樹，回過頭來又謁訪亞聖孟子出生地，然後登臨東嶽泰山，放眼天下。可以看出，青年毛澤東尊孔禮賢，在心裡深層處涵蘊著儒家思維，也可以看出半個世紀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揚秦」不見得是毛澤東原意，應是教「四人幫」奪權鬥爭中的政治炒作。

毛接著又登上火車經南京到了上海。在上海送完朋友登上輪船後，並未停留，旋又搭車直回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