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治台賢吏推展的文教建設

清朝治台，在台儒仕除用心於漢番兩族之治理和地方墾闢、社會治安、族群矛盾之平復等政務，亦須防範從海上來的海寇和外夷的侵擾。此外，他們最重視的屬於長遠奠基之功業者，則在文風儒教的建設、推展，而於政治中心設立文廟，並努力於各城邑建書院以補廟學的不足。

設置書院來推廣儒學德教，是從宋朝漸次蓬勃展開的，歷宋元明清千年時間，大體的趨勢皆是書院傳佈天下，唯為管控漢族士子，清初禁設書院，但清初朝廷瞭解書院之文教配合科舉制度能夠籠絡廣大儒仕群體，因此，很快地，清帝就反過來鼓勵在民間、社會建書院，推儒學，但需得到官方之同意、合作乃至支持。清代台灣的數十間書院有官立、民設以及官民合辦等三型。而在地方治理的賢仕，均以新創或續修、增建書院，招徠在地士子入書院進德修業，由此而參加各層科考，而由儒仕上升而為朝廷所用儒仕，乃清代朝廷行政各級人才的教化養成的重要機構和方式。

清代台灣的書院建設，正是中國初治邊陲區域的發展進程之重大文教指標，是台灣在開發時期，其主要儒仕接續建設的主要治績里程碑。茲以噶瑪蘭（今宜蘭）為例略加詮釋。

噶瑪蘭的開發墾殖，清朝官方首推楊廷理；楊氏治台功績在於平定林爽文、林周全之亂以及驅逐大海盜朱濆；正因他之入（噶瑪）蘭擊退朱濆，在親自遊歷、觀察台灣的「大山背」之宜花地區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之後，認識到及早進入噶瑪蘭治理的急迫性和重要性。除了建言清廷宜設噶瑪蘭廳以官輔民治理之外，更主張亟應建書院來推展當地的儒學德教，用以培養人才，孕育文風。

清人福建泉州籍儒仕陳淑均編撰的《噶瑪蘭廳志‧學校》的「書院」條有曰：

據此所述，蘭地的仰山書院，是在嘉慶十七（1812）年，時任「委辦知府」的楊廷理，於噶瑪蘭廳的行政中心（今宜蘭市）之文昌宮左側創立的，這個書院是東台灣也就是今宜花東三縣的第一個書院，東台士子接受儒學德教由此始。楊廷理之所以利用文昌宮之場所來建立書院，那是因為在道教而言，文昌神（文昌帝君）本來就是士子的崇祀神，士子群體讀書科考，其保護神即是文昌。所以，在文昌宮旁邊構築了三楹屋宇以為蘭地的書院，是儒教與道教整合之舉，此在清代台灣不少書院皆是如此。楊氏始建蘭地之書院名之為「仰山」，乃景仰宋大儒楊龜山之故。

再者，一個書院之始創和護持，實不容易，這個三楹始構之書院很快傾圮，到道光五年（1825），來蘭地任通判的呂志恆乃將書院移入文昌宮的東廂，山長得以借文昌宮教授儒生。呂志恆且於東首面臨大街的位置建一門樓，於上大書「仰山書院」。

至道光十（1830）年，署倅薩廉乃於原址上，重建了一廳、兩房、一廚灶，亦即以為書院主體，正廳兩間房室再加一個廚房的「一條龍式建築物」。何謂「署倅」？用今語而言，就是噶瑪蘭廳主官通判的副手，即其幕僚長或主祕，此位姓薩的幕僚長主祕是一位文雅之士，他乃就書院之前面一方小小庭院，栽植花卉和果樹，而且在外面編築了枳木籬笆以為內外空間之隔，其西接續了「敬字亭」（即字紙的焚化爐，又稱「惜字亭」，傳統時代在文昌祠或書院之旁多有此種字紙焚化爐，祀以「制字先師蒼頡」，是傳統時代官方、文士甚至平民重視文字、文化的一種人文活動和景觀，清代台灣許多城鎮或鄉邑皆有）；向南則連接了「行香官廳」。更外面又築有「板躂門」，加以保護，再又圍以短牆，舖上石磚路，整個書院建築空間可以稱得上是窗明几淨、環境清幽，甚宜於儒生此書院中靜心進德修業。

由上所述，可知清代東台灣名為「仰山」的此第一所書院之得以創立並且延續，實乃歷經三位治台開蘭的儒家賢仕楊廷理→呂志恆→薩廉及其從屬員吏之盡心履德才能完成，由1812至1830年，前後長達18年之久。由此可證清代治台的政風優良，不可輕忽，治台儒仕之德才兼備，令人尊敬。

仰山書院有其朱子儒學的人文道統的。楊廷理創建這所蘭地也是東台灣第一書院，何以名為「仰山」？有詩《蘭城仰山書院新成志喜詩》誌其意義：

龜山海上望巍然，追溯高風仰宋賢；
行媲四知敦矩範，道延一線合真傳。
文章運會關今古，理學淵源孰先後；
留語諸生勤努力，堂前定可兆三鱣。

首聯所言龜山，是噶瑪蘭平原頭城海上的一個島嶼，其狀如浮游海上的大海龜，名為龜山島，是蘭地海上最重要亦最美麗的海景，此詩依當地自然景觀起意，而及「宋賢」楊龜山，其始創仰山書院，並非仰望龜山島而是尊仰北宋至南宋的起承轉合的大儒楊龜山，意在表彰和冀望宋儒理學之道統、學統能夠傳到台灣之東土的蘭地，教化蘭地儒仕，傳播理學。所以，此詩的核心句子乃「道延一線合真傳、理學淵源孰先後」。由此可知清嘉道年間在台的賢儒如楊廷理、呂志恆和薩廉的弘揚推展之儒家書院及其儒學，是宋之理學，其精神乃是朱子儒學。

楊龜山名時（北宋仁宗皇祐五年－南宋高宗建炎五年，1053-1135），字中立，福建南劍州將樂縣龜山人，後儒尊稱為龜山先生。楊時廿九歲時千里跋涉前去河南穎川拜程明道為師，學成返閩，明道目送他遠去，對旁人慨嘆曰：「吾道南矣！」此即「道南之傳」的典故。楊時後又與閩人游酢到洛陽從學程頤，甚為恭敬勤學，史籍記楊、游兩人一日見伊川，伊川打坐，兩人侍立不敢去，伊川起，門外雪已盈尺，此即「程門立雪」傳說。楊龜山嘗於江蘇無錫建東林書院，此即明東林書院和東林學派的前身；而宋南遷，龜山歸返閩北，將二程洛學傳授羅從彥，從彥再傳弟子李侗（延平）和朱松（朱子之父親），而朱子任同安主簿之前曾專程前往延平（今南平）拜見李侗，深受啟發，大改少年青年時期以佛入儒之病，由延平先生啟發才上接二程，特別是伊川之儒學，開啟了往後至今八百數十年的朱子理學的儒學德教之主脈。

楊廷理始創書院於噶瑪蘭，其命名為「仰山」，是取龜山一系儒家將「道南之傳」入閩之儒學史之意義，而寓意清朝帶入台灣的朱子儒學德教由西台灣引進東台灣，即「道東之傳」義，是儒家文風德教不僅傳播台灣西部，更是普被全台一個實質的建設的開始。

書院若無教席，則必不可，所以呂志恆於道光五（乙酉，1825）年，從諸生之請，聘延山長，安硯於文昌宮，為「仰山書院」教席。而在陳淑均編撰的《噶瑪蘭廳志‧學校》之「主講」條有曰：

由此可知仰山書院的首任教席是湖南湘潭籍的歲貢生楊典三（字寅齋）；湘地距台灣宜蘭如此遙遠，竟萬里迢迢，遠渡海波來到正在開發的東台灣噶瑪蘭，受聘主講於仰山書院。文中說到仰山書院是邊陲之新地的初創小小書院，豈能與白鹿洞、鵝湖的千年偉大書院相比肩共會講？但寅齋卻非常認真，用心從事於朱子儒學德教的講授，他「足不出署，寬以待諸生，恕以衡文字，於是入獎賞者皆得其意以去」。在此文中，陳淑均乃是以「春秋筆法微言」表彰了地方不在偏僻、書院不在簡陋，關鍵在「非道弘人」而是「人能弘道」，湘省的貢生楊典三在蘭地亦是傳道授業解惑的明德良師，寅齋先生於台灣朱子儒學德教之播植和傳揚之功偉矣。

其實陳淑均也出任過仰山書院的山長，他大約逝於道光廿（1840）年，泉州晉江籍，於嘉慶廿一（1816）年中舉，出任知縣，道光二（1822）年來台，道光八（1828）年在艋舺教書，道光十（1830）年應聘出任仰山書院的教席、山長，又於道光十八（1838）年去鹿港任文開書院山長。陳淑均曾為仰山書院題「仰山齋壁」匾，評價蘭地儒仕是「其文雖典麗不足，而清剛簡貴。」重在清剛簡貴，是對噶瑪蘭地方士子德操之肯定。

仰山書院的存在，象徵幾點人文意義。其一是清治台灣到嘉慶年代，官方終於在人民墾殖開拓的腳步後面也進入東台灣，而在噶瑪蘭建立行政機構，同步展開儒學德教之書院建置；其一是清朝治理台灣，賢能的儒官和士人甚為重要，他們於華夏文明的弘揚，教育的開展起到關鍵作用；其一是清朝從中土引進台灣的書院之教化的主旨是朱子理學，其道德倫理可以四字為代表，即「忠孝廉節」，此乃朱子在長沙嶽麓書院與山長張栻一起講學時，給嶽麓書院題的辭句，台灣不少宮廟、宗祠和書院的兩壁上皆有大書。

今之台島為台獨勢力把持，台獨分子甘為外國勢力鞍前馬後，奉承不以為曲意，數典忘祖，去中國化，去儒教化，亟需發揚的正是書院標舉的「忠孝廉節」和仰山書院山長陳淑均所說的「清剛簡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