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要集權　先破聯邦制

川普第二任期興起的當代美國民族保守主義運動，以萬斯、霍利（Josh Hawley）、安東（Michael Anton）、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等人為代表，目下風頭正健。客觀上說，當代美國民族保守主義運動是民族主義在當今美國政治場域裡最為重要的投射與映照之一，也因為美國政治左翼力量往往迴避談論民族問題，反而導致了美國內部「自由民族主義」思潮（可參閱耶爾‧塔米爾相關研究）的極大缺失，也就正好給了Natcon發揮的空間和舞台。

不過，不應忽視的是，當代美國民族保守主義運動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 一種結構性悖論。在美國新右翼政治勢力的各種支派之中，當代民族保守主義是最堅定地喊出要徹底推翻既有的政治自由主義秩序的，也是最直白地自我標榜為所謂新時代「後自由主義秩序」的信徒的，但他們幾乎完全忽略了自學者路易‧哈茨（Louis Hartz）的時代起就已被廣泛公認的道理：美國在立國傳統上是一個受洛克式自由主義高度影響和形塑的國家。因此，民族保守主義者所提倡的「後自由主義秩序」一旦推行開來，就很可能會造成美國政治與社會體制的失調失序，自相矛盾。

此外，當代美國的民族保守主義者們還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即在一定程度上，所謂的自由秩序是超越了美國國內左、右翼政治光譜的一種廣泛性、普遍性共識，即如學者伍德（Allen Wood）在其關於黑格爾的著作中所提到的那樣，「自由主義傳統的成功可以通過如下事實來衡量，即它可以涵蓋『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兩個完全不同的極端」，美國的政治保守主義向來也是自詡自身的理論框架中早已包含了求索自由秩序的面向，且此面向已經內化於保守主義觀念的有機整體之中。從這個角度看，當代美國的民族保守主義者們全盤「去自由化」的嘗試很可能終歸於徒勞無功。

其實，德國大思想家韋伯（Max Weber）早在百餘年前就已經把這個問題看得很清楚了。韋伯認為，當時的沙皇俄國和德意志帝國面臨著很大的結構性問題，亟待改革，「不論在沙皇俄國還是在帝制德國，源自盎格魯－撒克遜的自由主義都有一個共同的對手，即官僚制的或雅各賓派的中央集權制」。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認識，因為即使當時的沙俄與德意志帝國和今天的美國並無太多相似，我們也完全可以把今天的美國民族保守主義勢力帶入這個有張力的框架裡進行相應分析。

今天的川普政權振臂高呼要打倒的所謂「深層政府」，就是韋伯所說的「官僚制」，川普政權經常講的要打倒的所謂「激進左派」，就是韋伯所說的「雅各賓派」，但現在的川普政權第二任期重用民族保守主義者等新右翼勢力，他們的所謂「後自由主義」秩序和所謂「非自由主義民主」，要打倒的正正就是那韋伯筆下所謂的與俄、德迥異的「源自盎格魯－撒克遜的自由主義」。

這樣一來，川普政權的理論根基就自相矛盾、左右互搏、變得很難立得住了，因為這裡還能剩下些什麼可供依靠呢？只留有一個空殼的「中央集權制」嗎？作為政治強人加民粹路線風格的川普當然會很喜歡那種體制，但美國畢竟是個聯邦體制國家，且從政治思想史發展的傳統來講是一個典型的洛克式自由主義國家，從哈茨（Louis Hartz）到西諾波利（Richard Sinopoli）的研究已反復證明過此點，這就從本質上已鎖定了美國與「源自盎格魯－撒克遜的自由主義」之間不可能被完全切斷的關聯屬性。

當代美國民族保守主義者們可能會援引韋伯的另一個說法為他們自己辯護。不錯，韋伯的確也曾說過：「如果沒有變成民族的政黨，任何政黨都不可能有效指引國家前進的方向，不論它的綱領如何」，僅從這個角度看，「民族化」也許確實是有一定的客觀必要性的，但無論如何，韋伯心目中良性政黨的衡量標準乃是能否「選拔傑出領導人」，能否「培養勝任、負責的領導人」，當代美國的民族保守主義者們離這個高標準似乎還差得遠。

在德國政治史上，其實也不缺乏試圖將「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兩手抓」的人，如俾斯麥。韋伯對俾斯麥的政治遺產曾這樣評述：「俾斯麥留下了一個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他留下了一個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他沒有留下任何意義上的政治傳統」，「這真是民族的不幸」。而且韋伯還曾相當直言不諱地說過：「一個大國的最大危險莫過於被一群政治上毫無教養的市儈所領導」。韋伯一生最為痛心的就是「整個民族的政治判斷力由於完全依賴俾斯麥而退化」的現象。◆